五月天“假唱风波”仍在持续发酵，继12月3日经纪公司相信音乐否认假唱后，目前舆论还在等待相关执法部门的调查鉴定结果。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五月天在微博、B站等平台直播此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巴黎场，邀请“全民参与，全民见证”。演出前夜，五月天主唱阿信生日发长文称，每一声，都来自他“依赖了24年的嗓子”，但他提到的自己唱出“10拍E6高音”再惹争议，不少歌手加入E6高音挑战。

今年现场演出市场复苏迅猛。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演出34.2万场，累计观演人次达1.11亿，票房收入315.4亿元，均远超2019年全年。

与此同时，演唱会占去七成以上收入，Livehouse等小型演出观众及预算，被高频举办的演唱会和音乐节吸走，而过热的演唱会行业的高价黄牛票、柱子票、观众维权不断。此次的假唱或许也是畸形演唱会市场问题的一个侧面。

假唱与否，症结在标准

B站是此次“假唱事件”发酵的平台，UP主码农高天在B站上传了鉴定假唱的教程，他向界面新闻介绍，他和“麦田农夫”的鉴定原理基本相同，基本原理是从视频或音频中分离人声而后做pitch detection（音准检测），最后可视化呈现。他坦承音频和视频质量对检测结果影响较大，“但是这次事件有足够多音视频资料，可以互相进行参考对比，除了音准之外还有大量其它佐证。”

乐评人、作家、音乐制作人邹小樱则持相反意见，在他看来，鉴定音频和方法都存疑，再加上现在音乐现场演出的programming会有预录音保证演出效果，伴唱中的黄世杰声线和阿信相似，“堪称五月天‘第六人’”，因此假唱的结论并不牢靠。

高天则认为，“方法有其局限性，但是只聚焦于方法的局限性，而忽视方法本身带来的有价值信息，和反复多次对比实验带来的准确度，是舍本逐末的表现。”

假唱标准不明确，是本次事件持续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尽管艺人假唱经常被观众和媒体曝光，但由于缺乏调查实证，也并没有可参考的案例。目前可考的仅有2009年黄圣依演唱会上，两名并不知名的歌手涉嫌假唱，被央视曝光后，每人被罚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十多年过去，技术发展使得现场演出发生巨大变化。音乐产业观察者、作者、译者蔡哲轩介绍，十多年前行业内假唱指完全对口型或麦克风关闭，直接播放CD或音乐文件，判定相对简单。

随着音乐演出技术的发展，歌手“半开麦”使用预先录制的“垫音”，甚至调音台利用AI实时现场修音十分普遍，并被认为是让现场演出更完美的手段。蔡哲轩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团队用OB系统录制了演出，或有证据证明歌手的麦克风处于关闭状态，否则很难证实假唱。五月天演唱会显然使用了垫音，但这能否被定义为假唱还存在疑议，蔡哲轩称。

在此背景下，不少行业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最终的鉴定结果并不重要。一方面是行业相关调查惩处先例太少，相关鉴定的标准不明确；二是技术快速发展，假唱与否早已不能清晰断定。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胡杨向界面新闻表示，目前假唱相关处罚案例不多的原因可能与假唱行为的隐蔽性、假唱行为的技术、法律界定困难以及歌迷观众的包容程度有关。但是假唱行为处罚的法律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一旦处罚程序启动，那么不论是在名誉上还是商业上，演出机构和演出人员都将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城8场连唱，报复性消费的两面

五月天演唱会排期密集，据相信音乐微博，五月天“好想好想见到你“演唱会目前已举办76场。上海为场次最多的城市，11月12日至11月21日10天内共演出8场，超过桃源站和香港站的6场。

据中演协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演出34.2万场，累计观演人次达1.11亿，票房收入315.4亿元，均远超2019年全年。界面新闻数据线统计数据显示，薛之谦、五月天、周杰伦等艺人2023年演出频次较高，最高的平均4天一场。

蔡哲轩认为，今年演出行业呈现井喷式、报复性消费，主办方、唱片公司、艺人和赞助商在利益驱动下，可能会让艺人进行高强度的演出。 “因为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场次）开得越多，边际收益越能最大化。”

在此之前，五月天演唱会频陷争议。5月北京鸟巢演唱会开票后，五月天粉丝举报粉丝团内混入黄牛，质疑其“非法集资”，导致延续多年的粉丝团票（五月天演唱会惯例，主办方原价分给粉丝团部分门票）被取消。此外，相信音乐售卖的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售价达140元，也曾引发歌迷质疑。

五月天“好想好想见到你”演唱会全程主办方为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公司股东有A股上市公司华丽家族，以及五月天所属的唱片经纪公司相信音乐的创始人之一谢芝芬。而五月天演唱会的票务平台之一的“纷玩岛App”所关联的上海名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也由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司100%持股。此外，五月天演唱会的制作方“必应创造”，为相信音乐旗下投资公司。

“五月天演唱会的各个环节，都被华人文化和相信音乐牢牢掌控，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利益绑定关系。”行业观察者、音乐先声创始人范志辉认为，这种利益关系也使得五月天提高演出强度。

演唱会数量爆炸性增长，一方面对主办方、艺人和票务平台的业务水平带来了挑战。范志辉认为，报复性观演并非行业常态，包括此次假唱事件在内，此前的“柱子票”、天价黄牛票等都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乱象，今年的演唱会维权投诉事件大幅度增加。

黑猫投诉平台显示，文娱票务的红黑榜上，大麦高居榜首，五月天演唱会背后售票公司纷玩岛、秀动、保利票务等购票平台均排名靠前，退票、价格过高等为高频投诉理由。

另一方面，大型项目呈现超强吸金能力的同时，Livehouse等小型音乐现场演出关注度和票房下滑，二者处在冰与火的两极。中演协指出，业内调研显示，小型音乐现场演出由于交通食宿造成巡演成本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型项目吸走部分Livehouse票房，乐迷消费力下降，市场运营难度增大。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演出行业产生的票房中，超七成票房来自演唱会和音乐节，而一场演唱会的平均票价超700元，是一场Livehouse票价的三到七倍。

演唱会一票难求频上热搜，但livehouse却陷入演无可演的困境。范志辉解释，今年演唱会数量远超往年，头部歌手密集巡演，音乐节也如雨后春笋，办到三四线城市，吸走Livehouse等现场演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演唱会价格少则500，多则近2000，观众分给Livehouse等小型现场演出的预算就被砍掉了，尤其高比例的跨城观演进一步拉高用户成本。灯塔专业版发布的《2023暑期演出市场用户观察》报告显示，演唱会、音乐节的跨城用户占比达60%以上，压缩了用户在Livehouse等场景的支出。

这意味着，行业腰尾部的乐队和歌手谋生更难了，今年五一过后，乐队声音玩具在西安Livehouse联合专场演出因售票不理想取消。6月，鲸鱼马戏团、野外合作社乐队、音乐人“石磊4ROCK”接连取消演出。“连音乐品质在线、上过《乐夏》的声音玩具都受到了市场变化影响，其他小乐队的生存境况可想而知了。”范志辉称。

回到此次假唱事件本身，相关部门调查尚未得出结论。在蔡哲轩看来，目前演唱会遇到的假唱、黄牛等问题，都可以预先解决，就是依靠艺人团队的职业道德，“要赚这个钱，就得付出一定代价，”蔡哲轩说，“团队要掂量掂量自己艺人，艺人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体力，能不能保证演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