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二十余年前的著作《谁是罗兰·巴特》《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在今年接连再版。其中，《福柯的界线》是汪民安写于2001年的博士论文。在日前的“福柯如何激活尼采——汪民安新书分享会”上，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树宝评价认为，汪民安独特的写作方式和诗意的语言，使其和现在的研究拉开了距离。

汪民安认为，理论首先要让人看明白，表达思想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学院式的写作模式是其中之一，“人类应该有独特的表达方式，不该局限于一种模式。”如今他看一些博士论文会“忍受不了”、“毫无快乐可言”，甚至看不懂学生在说什么。有学生告诉他，自己也不太明白，只是看到别人这么说，稍微转换了一下。

论文长短不重要，不理解别硬写

汪民安的写作受到了法国哲学的启发。“他们的写作都和八股不一样。拉康、阿多诺的作品哪怕很晦涩，读者看不懂，也能感觉其中晦涩的美。阿多诺的长句子有节奏感，拉康的写作风格犹如先知密语，有一种魅力。我达不到阿多诺、拉康的程度，但我要写清楚，不理解不会硬写。”

董树宝认为汪民安的写作是一种名言警句式的写作，这是法国随笔的传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写作风格。“（论文）能不能用抒情性语言，可不可以用修辞排比？汪民安在书的一开篇就是排比，激发想阅读的欲望，而不是一堆晦涩的文献综述，把读者拦到门外。”他评价汪民安的作品既有抽象的隐喻，又充满了诗意。

活动现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还提到了今天的博士论文应该写多长的话题，汪民安的书大多在20万字左右，他去年看到的博士论文有的写到了55万字。赵勇说，汪曾祺的文章《说短》谈到，现代小说不是闲书，而是忙书，把小说写短是时代要求。董树宝提到，短视频时代的读者可能会越来越没有耐心。汪民安却认为，长短并不是很重要，《千高原》有五六十万字（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吴琼每本书都一百万字，然而有些伟大的作品篇幅也可能很短，甚至有时只是一篇论文，比如本雅明最长的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不过20万字，他总是像写诗一样写论文，精雕细琢，韩炳哲每本书都短，但他谈不上伟大。

接下来是长期的哲学寂寞时期

汪民安意识到，今天的人很难超越尼采和福柯。不做西学研究的人常常会问他，你们老是讲福柯、讲拉康，你们有什么自己思想吗？你们怎么超过他们？“说实话问出这种问题的人不懂学术，阐述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一个思想家有那么多思想，从某个角度去讲本身就有个性和创造性，不是说非要自己搞一套哲学体系。”

对于尼采的观点，福柯往往将其运用到其他的领域。德勒兹曾经谈到尼采和福柯的关系，说尼采射出一颗思想之箭，福柯把它捡起来，射向另一个方向，所以汪民安说，如今对于福柯最恰当的态度也许不是复述福柯说什么，而是把福柯的箭射向其他方向。

 

而对于德勒兹，仅在英语世界就有上千本研究，每本研究都是不同的。“在特定语境下的解释甚至翻译都是把箭捡起来，射向另一个方向。射了多远、射向什么目标是另一回事，但没有一种解释不是一种创造。”

哲学家巴迪欧曾指出欧洲历史上有三个哲学高峰期，古希腊、19世纪的德国古典主义和20世纪的法国哲学。但汪民安看到，实际上如今即使是在法国，也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思想家。他认为，在某个时代某个难以解释的时刻，会出现一大批创造性的思想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性，但接下来肯定有长期的哲学的寂寞时期或是解释时期。

汪民安注意到，21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出现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大家都是在对前辈哲学家进行解释和推进。今天活跃的齐泽克、阿甘本、巴迪欧等思想家其实都是解释者，他们对上一代哲学巨星进行解释，“首先解释得很好，解释中有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