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评价不变，减负空谈。”
在对630名受访者线上调查后，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得出上述结论。
超六成受访者认为现在孩子的课业负担“适当”。在对学校“双减”满意度调查中，基本满意者占比32%，满意者占比4%，不满意者占比26.5%。
作业量减少是大家满意的主要原因。但初中主科作业依旧较多，还有部分学校为了小升初和中考成绩学习强度大，学习时间长，作业也多。
此外，某些教育局依然组织变相考试，如拼音过关、生字过关等，给学校进行排名。学校依然有周考月考和考试排名，题海战术让学生压力很大。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十届年会上，李镇西分享了上述调查数据及结论，并提出建议，国家层面要改变中高考高利害的考试评价体制，初高中贯通培养，取消中考分流，“双减”是手段，从源头上减负才是真的减。
学科层面，根据学习者情况科学制定培养目标，多做创造性学习任务，减少重复记忆知识；要给教师减负；教育管理部门要严禁择校分班和周末补课，减少小学阶段考核，开通投诉热线；社区层面改变单一评价，加强社区服务参与，给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
如何从源头上减负？
“当前，减负面对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杨东平在年会上指出。
最突出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学龄儿童大幅减少，学习压力以及内卷严重。同时，还面对高学历人才“过剩”和基础劳动力缺乏的情况。
杨东平认为，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需要实质性的教育制度变革。实行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变革，实行“源头减负”，而不是仅仅在学校和家长层面做“末端减负”。
“如果没有顶层的制度改革，考试制度、升学制度、评价制度不改，让老师和学生去改，这不现实。”杨东平称，现在的过度教育，是以提前教育和过度操练为主。现在要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数、学时数，大幅降低教学难度、考试难度。
从源头上减负，还要推行小学的全科教师模式，改善教育生态，改革并适时地取消中考，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多元化。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张志勇认为，一切以升学考试的教育体系，考试难度不断增加，造成学生负担加码，这是学生负担重的重要原因。
张志勇建议，教育要健康发展，政府层面应该有所作为。一是清理功利化、短视化的教育行为，给教育战线创造一个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在教育公平配置上下功夫，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源头上解决教育内卷。三是要给改革和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烽认为，之所以学生学业负担重、竞争激烈，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体系没给多样化人才成长提供丰富的机会。
“一方面是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社会。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都是排了队的，所有家长肯定愿意往前面的学校挤。高中阶段肯定是过于单一，特别是普通高中不够多样化。”王烽称。
在他看来，坚持高中阶段的多样化是源头减负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点。“高中阶段是教育体系的腰部，如果它不多样化，整个教育体系就没法多样化，目前它是一个瓶颈。”
推进高中多样化，王烽提出两条路径：一是学校多样化。比如，一批中职和一批普通高中能否办成综合高中，将来形成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职业特色的综合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三大高中阶段学校体系。
“在职普分流的国家，比如欧洲，学校多样化显著，有语言高中、艺术高中、职业教育。美国（采取的）就是综合高中（的模式）。”王烽举例称。
二是课程多样化。“我国高中课程中，学校自主权少，学生选择权有限。课程没有难度梯次，或者有难度梯次，只不过分成普通班和实验班。”王烽称。
在他看来，实现高中多样化首先要扩大高中教学自主权，特别是校内课程的学分设置。还要加强课程资源和师资建设。同时，初中和小学阶段一定要减课，让学生广泛接触实践。从小学到高中，职业生涯教育要跟上。此外，还需要开拓升学路径，加强区域的教育资源统筹。
原国家副总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司长，清华大学教授王文湛谈到，工资制度、劳动制度和社会观念是当前分配、分工、分层的决定因素。“学生负担重，源头在社会，不在教育。”
王文湛谈到，从教材角度来看，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十个国家中，中国教材的难度大多排在第4-6位之间，属中等水平。
“跟过去相比，当前课程内容分量大了，课程越来越多，课程难度也增加了。”王文湛称，校内减负、校外补也是中小学生负担重的原因，“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校外培训情况有所好转，但还远没有解决。
课后延时服务加重师生负担，怎么破？
“课后延时服务”是国家“双减”政策下的一项实践措施，其直接目标是帮助家长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接送的难题。课后延时服务实施已有两年多，教师、家长和学生感受和评价如何？
李镇西近日在线上开展关于“课后延时服务”的调查，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31205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调查结果表明，自从开始延时服务，师生在校时间加长，普遍反映压力与负担都在加重。
调查中，教师反馈统一的课后延时服务无法实现个别学生的单独辅导，兴趣培训、社团以及拓展活动等延时服务没有足够的师资与场地，延时服务的类别逐渐变成文化课补习，教师愿意上有偿的延时服务课而不想上正课。
有教师反映工作时间过长，以至于没有充足的时间备课、教研、充电，甚至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挤占，导致无法照顾家人，就连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
对课后延时服务课酬，教师的主要反馈是课酬未发、少发、迟发或发放不合理、不均衡、不公开，经费有挪用情况。同时，教师也反馈课后延时服务课酬太低。
家长们普遍反映自己接孩子的实际难处被解决。一部分家长反映被迫参加延时服务。不少家长对于课后延时服务带来的问题提出异议，比如户外活动减少、放学安全隐患、用餐时间推迟、近视问题加剧、睡眠时长不足。
近七成受访者对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的看法是“可以学到新知识，很充实”；也有一些学生认为“在学校时间太长，约束太多，很疲惫”或“课程单一，内容枯燥无趣”。
李镇西认为，课后延时服务政策的执行要关注到城乡差异，因地制宜，可以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引进社会资源，招募志愿者或义工。
他建议，课后延时服务可以引进校外专业人员或有资质的教师承担。同时，应该有充足的经费保证，财政适当补贴学校，家长适量出钱购买服务，支付教师合理的加班课酬。
延时服务要遵循自愿原则，时长急需缩短，最好严格控制。另外，建设根据夏季和冬季调整作息。在有条件的地区，延时服务的内容可以更加丰富，而不是用讲新课和考试取而代之。
培养拔尖人才不能成为学校“掐尖”的借口
“我们的教育生态在很多地方已经被破坏了，以升学第一为目标，而不是育人第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智体美劳的体系被肢解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同质化了。家庭教育则是补课、作业。”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张志勇在论坛上指出，要以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引领教育生态重构。
张志勇称，说到底，是立德树人的要求没有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教育的指挥棒在中小学实际上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看GDP，教育发展看升学率”成为错误的教育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张志勇表示，近年来，这种错误的教育政绩观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愈来愈严重，不仅用升学率、重点升学率考核评价教育系统，甚至用北清率评价考核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汤敏指出，现在的教育选拔体系和拔尖人才的挑选体系，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对学霸型人才过度呵护，对偏科的奇才、怪才过早淘汰，对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高度重视，对社会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关注不够。
同时，人才早期培养基本上都在城市，农村和县域的人才早期培养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此外，国内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挑选和培养也缺乏相应的法制保护。
不少国家对拔尖人才都有法律支持，例如美国《天才儿童教育法案》、俄罗斯《构建发现和发展青少年天才的全国体系方案》、英国《追求卓越学校》、韩国《英才教育振兴法》等。
汤敏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教育法》， 将超常儿童纳入特殊教育的对象, 对具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识别、安置、 选拔、培养、师资等方面作出规定, 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提供法律保障。
扩大和完善各种拔尖创新人才计划。继续扩大和完善“英才计划” “拔尖计划2 .0 ” “强基计划”等行之有效的计划，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在小、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衔接培养。
汤敏建议，国家以及地方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环节提供专项经费支持。同时，中国科协、高校与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实验室资源向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开放。
“呵护奇才、怪才、偏才学生，要给他们一些特殊通道。”汤敏称，适度扩大五大科学竞赛的范围， 增加人工智能、工程、环保等以及跨学科内容的竞赛，增加社会创新方面的竞赛。
逐渐打破一刀切的小升初、初升高、以及高考制度，允许以科学的方式甄别、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为他们打造一定的绿色通道。
扩大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范围。探索以线上线下手段相结合，将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非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汤敏特别提到，培养拔尖人才、挑选拔尖人才不能成为学校掐尖的借口，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偏离教育公平的考试。“不是每一个拔尖人才都能成功，不能对拔尖人才过度要求，因为获得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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