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李佳慧 记者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中国的明代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遥相呼应的时期，艺术史上它们从未发生过对话，然而研究者发现在达·芬奇的手稿和笔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与同时代中国画家视觉经验和观察中的主题却十分相似。

“达·芬奇和唐伯虎都是15世纪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中心各自的代表，两个人都是年少成名，他们的作品题材也都是仕女题材。”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在上海博物馆的新展“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上如此介绍道，他随后说，“但是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就会让我们好奇，如果他们能够互诉衷肠，会是什么样子。”

达·芬奇目前存世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他把自己对自然界、对科学的思考记录在手稿上。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证员，时刻会记录日常观察的点点滴滴，所以他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那么，东西方艺术的对话可能发生吗？为了探索这个问题，上海博物馆推出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三个展览——“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在这场东西方绘画艺术对比展上，观众将从两个视角进行一场跨域时空之旅，领略东西方在相同时代却迥然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

本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和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书研究院联合主办，呈现了米兰盎博罗削图书馆和美术馆、帕尔马国家美术馆以及佛罗伦萨博那罗蒂之家收藏的18件文艺复兴艺术珍品真迹，并选择了18件从五代到明代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展览展出了达·芬奇《大西洋古抄本》的多幅手稿，意大利唯一一幅可以出境的达芬奇油画真迹《头发飘逸的女子》，以及达·芬奇的学生的画作。通过这些作品，观众可以逐步走进达·芬奇的世界。

凌利中指出，《头发飘逸的女子》在达·芬奇的作品当中是罕见的，因为它很“写意”，以线条为主，像书法一样顿挫，而且是未完成的。这种具有东方神韵的作品，和以唐伯虎为代表的明代绘画的风格一致。

《秋风纨扇图轴》画的是西汉班婕妤的文学典故，据传班婕妤隐退长信宫后，在秋日里看到被弃置的纨扇，触景生情，作《怨歌行》以自哀。凌利中介绍，不平衡的构图给人一种飘摇之感，这幅画是唐伯虎的自我写照，他经历了人生的波折坎坷之后有了人生的思考，所以利用汉代的班婕妤典故表达自己的失意。

凌利中指出，在写实和写意、具象和抽象、客观和主观的思考上，中西方艺术家的议程是一样的，只是节奏、顺序不同。以达·芬奇文艺复兴的作品为例，它更像中国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比较写实，细究物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了唐伯虎的时代，进入了一种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风格。从风格史上，观众可以得到纵向和横向的理解。

“15世纪东西方半球都出现了文化艺术创作中心。”凌利中指出，“西方是佛罗伦萨地区，而在遥远的东方，是中国的吴门地区。佛罗伦萨地区有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们有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

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中西方艺术史上同时出现了工作室制度。仇英是名满天下的画师，达·芬奇也有很多学生。商品经济的发达、艺术消费的力量增长，导致了画作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很多专门模仿吴门画家创作的画坊画家。凌利中也表示，本次展览的《送子观音图轴》，虽然是画坊的画家创作，但因为创作水平高，仍然可被称为“伪好物”。

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时期，传教士将圣母子题材传入中国，这是真实发生的中西方艺术交流。当时，圣母子题材和送子观音题材被混作一体，对于不同的观者来说，它们既可以被解读为圣母子，也可以是送子观音。

 

凌利中还介绍了达·芬奇和仇英的第二个共同点，这也展现了当时中西方画家相似的谋生方式：通过雇佣关系成为职业画家。达·芬奇去米兰、到佛罗伦萨德，总会自我推荐参与城市建设，绘制水利、建筑甚至武器的图纸，通过契约、合同拿到薪水。而本次展览上的《临宋人画十五开册》也是仇英晚年客居项元汴府上时，受其委托所作的古画摹本。

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了解达·芬奇的艺术造诣和科学发明，展览在上海博物馆四楼设置了依据其手稿制作的模型装置，还原了《闸口盘车图卷》设计的石磨模型。

对达·芬奇来说，科学和艺术是融为一体的。他在绘画时极其注重几何关系、透视、光影等，甚至会通过计算的方法确定一棵树要画几片叶子，前面的叶子和后面的叶子是什么比例关系。而这也为我们今天复原五百年前的人力轮提供了精准的设计施工稿。同样地，《闸口盘车图卷》写实地呈现出五代的官营磨坊生产场面，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先进的水利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