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小海
采访：吴越
1. 福州
14岁那年，我当了一名地下童工。记得上班地点在福州仓上区一家印刷厂，要在一块很大的板上缀满铜片，那个叫什么？好像叫电路板，我就是做那种材料，先腐蚀一下再做。整个工厂弥漫着各种化学气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那一个月一千一百块钱，拼尽全力。有一次下材料的时候，车床切下来切到指甲伤到肉，指甲全部下来了。送到医院，医生说，还好没切到骨头。
就这样我的工作丢了。还想再找工作，整天晃着。晃到茶亭街立交桥下，路过一家发廊，正好那里找学徒，我走进去说想学这行。师傅说，你这个年龄应该上学，你怎么不去上学？我讲了我的大致情况。师傅说，我这里要收学费的，一次性缴两千。我哪有那么多钱，看手把几个月的积蓄都给花完了！后来找到父亲，他给了我一千块，我又从姐姐那里借了几百，硬着头皮去找师傅。他看到我的诚意，就收了我。当时师傅的父亲母亲也在，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时下了一碗扁肉给我吃。说实话我已经饿了一天了，那碗扁肉几乎是倒进去的！
大概是一个月之后，师母说小海你平时去上学，暑假就过来住在这里，赚的钱我帮你存着。这么巧，我师傅跟当地教育局有些关系，就帮我安排了借读，还把原来收的学费都还我了。
虽然有学可上，但我没念多久就没怎么去了，吃、住都不能解决，谈何读书！没办法，背着师傅一家，我离开了学校去了别的发廊，开始当上了全职的学徒工。因为那时我发现钱对我更重要。
我没有退路。什么也不会，将来一点也看不到，眼前只有一把推子。但我发现，当我真正拿到推子、给别人推头发的时候是有快感的。在第二家发廊，我剪头发一共就学了三个月。头一个多礼拜全是在扫地，拖地，洗毛巾，接着开始练习洗发，湿洗，干洗。店里生意不是特别忙，没有任何人给你上手和练习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小师妹，我们就相互在对方的头上练习干洗，洗手的手势轻重很难掌控，一开始我洗得她满脸滴水、满脸都是泡泡。
会洗头之后，又相互在对方的头上学卷杠子，因为卷杠的大小，排列的方法，一个头规定有多少个杠子，都是很精确的。老板还是蛮有耐心地跟我讲解，他给了我一本书，让我去看色彩，学三原色，颜色的叠加和配合，根据顾客的发质和染膏的性质结合起来，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色。这些基础工学起来都还可以，只要努力去学去看去操作，都不难。
最关键的是找不到肯给我剪头发的人，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我都死皮赖脸地去求他们。第一个头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老板的一个舅舅，人长得憨憨厚厚，正好过来玩，对我也蛮有好感，所以他说那你在我头上练吧，随便你怎么弄，剪坏了也不要紧。我上手的时候，老板站在旁边做指导，我一边手忙脚乱，一边拼命记住他说的话。
我想起来了，那家理发店对面有一家早点铺，店老板和我老板算是同窗校友，他经常嘲笑我，说你学个两三年都学不会，不知道他是真的不屑，还是故意刺激我，激发我。但是我顶着这股气，拼了命地白天工作和学习、晚上去练。不管是理论上的还是最后实践操作上的，背得滚瓜烂熟，配色方案啊，各种药水的药性啊，观察客人啊——客人一进来就要学会目测分辨他们头发的结构，有没有特别的发质，是不是敏感皮肤，再针对ta的性格合理安排下面的工作。
在这家发廊的头三个月，我不知道剪坏了多少头发，但是我胆子也练出来了，开始单独剪发。从助理到技师，再到发型师，这个过程我只花了半年的时间。不是我技术多好，是那个老板很爱泡舞厅。有一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贤齐那首《心太软》，“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还有那首“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一听到这两首歌，我眼前就出现空落落的店铺，三张凳子加一个冲头槽，因为老板老不在店里，我和小师妹就自己瞎剪，结果把店搞关闭了。最惨的一次把一个孕妇的脸剪破了，血流如注，我当时都快哭了，眼泪都要流出来了，那孕妇是和丈夫一起来的，真要找麻烦我怎么办。人家看我还小，没说什么，她丈夫给伤口清理干净就走了。这事情我记了很久，在我成长过程中看到正面的东西还是占多数。
2. 洛阳
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去福州，是投奔我的父亲。我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江西人，他们从年轻吵到我父亲去世。在我小时候，他们不单吵架，还打架，我父亲离家出走，去了福州，我姐也走了 ，一个家就这样分开了。
我在福州只待了三年。三年之后，因为身份证要重新办，我又回到江西，去找我的母亲。我在景德镇一家理发店找了个工作。我没有别的技艺，只能靠着这个，可最初的起步却像个乞丐。我那时候非常需要钱，要买几件衣裳，吃东西，但理发店老板对我不好，克扣我的工钱。
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轨道。那天下着暴雨，店里没什么生意，两个年轻男人进到店里，我发现他们身上湿了，随手递了吹风机和毛巾，我说老板不在，擦擦吧。他们说不洗头。我说不洗头也没关系。聊了几句，原来两个人是洛阳文物局的，来淘一批瓷器。
第二年，我在景德镇这家理发店实在待不下去了，想走，走去哪儿呢？我那时年轻，脑子里没那么多框框，穿上一件当时觉得最好看的衣服——西装，说走就走，还带上了一个小我两岁的师兄南下广州。
外面的世界给我们当头一棒。在广州流花火车站，就打了个盹的工夫，西装口袋里的钱被偷了。刀片划的，没伤肉，钱一分不剩。在人潮汹涌的广州，我们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掏掏口袋只有几张破旧的车票和名片，就在这时我想到了，那两个洛阳朋友走前留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个拷机号。洛阳，九朝古都……那个地方说实话只有书本上的记忆，但一定不错！再说也无处可去。
那时候治安没那么严，我们先沿着轨道走，总会到没栅栏的地方，就从那里走进下一个车站，找一个北上的火车，躲进去。很快就被列车员发现了，倒也不赶我们下去，而是叫我们干苦力，打扫整个车厢，还可以捡人家剩下的面包吃。凌晨三点，洛阳到了，我和那小师兄在火车站兜了半天，在候车室卫生间垃圾筒旁边捡到一张绿色的纸币——贰元钱。欣喜若狂，先花了一元钱买了两个五毛钱的面包，接着开始打电话联系洛阳文物局的那两个朋友。
我只有一个记在纸条上的拷机号码，那时候打拷机4毛钱一次，我打了一次之后，就守在公用电话亭旁边，从早上6点等到上午11点。别人用公用电话时我很紧张，怕来电被冲掉了，每响一次我们都很担心是不是我们的电话。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终于是我盼着的那个人——暂且叫他霖哥吧——打来的。我解释了半天，对方终于想起我是谁了，他开摩托车到火车站接上我们，带到洛阳老城区周公庙，安排了吃住和工作。住的是50块钱的一个小房间，工作是在当时洛阳非常有名的“大佐”。当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霖哥他们给我安排的咯！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直到霖哥投资给我开了一家店。
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我、霖哥，还有两个霖哥的发小，四个男孩子在家里打牌。当时霖哥工作也不顺心情也不好，说要不出去走走。也不知去哪，霖哥说要不去火车站，赶上哪趟车就去哪，就这样我们去了西安。到了西安之后，在法门寺门口看到三个气质美女，时而英语时而普通话，一看就很特别。回程时我们发现她们和我们同一节车厢，还坐在我们的座位旁。就这样认识了三个上海小姑娘，那是1998年的最后一天，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华山、一路上尽是欢声笑语。
从西安回到洛阳不久就过年了，我虽然技术还可以，但是不善管理，那家店就在年后关门了。我还得继续走。去哪儿呢？在霖哥的帮助下我去了威海，也工作了半年多，可威海我待不惯，我总觉得不安定，没有归属，于是带着赚的一万多块钱去了北京。
记得1999年春晚上唱了一首歌《常回家看看》，我跟着唱，唱着唱着我就哭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可是我没有家可回，父母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他们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起更遥远的几年前，在景德镇，我是一包方便面过了年三十的晚上。中国人的年味很重，这种时候你能怎么办？洛阳的朋友们顾及我的情绪，尽给我买东西让我开心。所以至今我还记得那年是怎么离开洛阳的，各种不舍、无奈、迷茫、哭哭笑笑！
3，上海
到北京已是夏天，那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不知道怎么过马路。我个子小，有点害怕北方人。我找工作找不到，处处碰壁，玩的地方倒是一个没拉下，香山，故宫，颐和园，天安门。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待了一个多月逃回来了。去的时候有一万多块，离开时只有一千多块钱了。
又不知往哪儿去了，正纠结，我看到包里几个上海小姑娘的电话（别人的电话我从来不丢的），马上和她们联系，得到了很热情的答复。于是就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三个小姑娘亲自来接的我。帮我安排，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老房子里面，临时性的。几天后在她们的安排下，我到瑞金二路的一家发廊“曼都”工作，如今已经关了，隔壁的上海银行还开着。在那里待了半年，我觉得我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新的生活环境和朋友圈让我有了这种信心。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而是第三次来上海。前两次都是什么情形呢？我给你讲讲。
第一次是7岁，我觉得我奶奶对我不好，打我骂我，恨铁不成钢，很多时候我说我去找爸爸，真的就去找了，但完全没有方向感，从乐平到鹰潭，到南京，一路扒火车，花了三天到上海，觉得上海没什么意思，就在铁道上又上了火车，知道火车上有吃的。火车座席还是木条纹的凳子，我坐着睡着了，到南京，被南京遣散站的人关起来。我只报得出我家地址，没料到来接我的是朝思暮想的我爸。更没料到一见面就是被他拎到旅馆里打了一顿，直接又送回江西了。我奶奶见面就哭了，后来也没打过我骂过我。
第二次来上海是父母彻底决裂，我离家出走。乡下很多包都印着上海，印个外滩，我再次觉得上海是很好的地方。出门的方式，当然还是扒火车，能省钱就省钱。在车上，我会主动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干点什么，如果他们赶我下去我就下去，不反抗。在鹰潭到黄山的路上，我没票被发现了，就在黄山过了一夜。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在乡下，我也没怎么吃过好东西，出来在路上捡到的吃的都比在家里吃的好。你知道我在出走的路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我无数次幻想被掳走，去好人家做别人的儿子。
第三次来上海，我了解到自己的学历不够。最后凭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舞美专业。
我在上海开过两家理发店，2005年，这两家店先后都关了，我把客人存在卡里的钱一笔一笔退回，退完最后一笔，心安理得去上班了。我去了上海电视台，给一位节目主持人化妆做头发，这职位很抢手，还有一个竞争者。但是我这个人不善长做这些事情，为了生存硬着头皮做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不少以前的客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还做不做，我说不做了，没有店了。他们就说，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自己洗头，洗好过来，就在你客厅里摆张凳子给我剪。这样剪着剪着，我发现在家里剪发的收入已经比我工作收入高，立马辞职，做了自己的工作室。茂名南路进贤路，锦江饭店建的筒子楼你知道吧，我在那里开了五年工作室，很多阿姨妈妈投诉，因为隔音效果不太好。
2010年，我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上海，在外面待了一年，我不太适应，又回到上海，在西藏南路租了其中两间朝南的房间继续开工作室。
现在你到我家（工作室）来，自己洗头，自觉排队，剪完自己放60元钱（现在涨到70元）到化妆镜前面的小抽屉里，这一套流程是客人自发形成的。我原来也带过徒弟，也请过人洗头的。结果徒弟跟着别的女生跑了。我又洗又剪，有的客人心疼说你蛮辛苦的，我自己洗头发，你只要剪就好了。
我也算走南闯北过了，南北是有差异的。北方人喜欢整整齐齐，平头一定要平得像能放住纸。南方喜欢毛寸，用剪刀剪，自自然然，像没剪过一样。北方姑娘喷很多定型水，很大气，但不够精致。
如果要我给你提个专业忠告，我会说，不要老去染发。烫头发和染头发相比，染发是最伤害的。染膏里有一种苯，会造成白血病，白头发总比没头发好吧。
我喜欢给女孩子剪短发。很多女孩不够自信，担心剪出来显脸大。当然要承认，短发暴露出来的东西比长发多。我一开始是想挑战，想给客人建立自信，带来惊喜，因为我对短发有心得——线条，层次感，刀功，距离感。现在我做头发，工具已经不重要，我更感性，会进入你的世界，换作你的角度去想你是什么样子，希望你变成什么样。我不引导你做无谓的消费。比如，很多人洗了一辈子不知道洗头怎么洗，在发尾搓了半天。其实头皮是关键，要好好洗干净，不然会造成毛囊堵塞。有些发廊干洗是不对的，毛囊是打开的，头皮抓碎了就堵住了。我在这个空间里不希望用劣制化学用品。我亲自操作，你看我的手，不是经过腐蚀药水的的手。
就这样，我攒了多少钱呢？2015年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近四百万的70多平米的房子。这是在上海这轮房价大涨之前，还好买了。
走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三个字：不甘心。我需要安全感，我要踏实，我要有自己的家。这种踏实感不一定来自家庭或来自夫妻，我要的是自己的空间。我的艰辛不想让下一代去重复。我前半生太辛苦了，后半生不想搭进去。有时候想想也蛮骄傲的，如果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父母亲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房子，也未必就能买了一套房子，对不对？
我在上海这些年，无亲无故，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从客户发展而来的，很多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从刚来上海的第一批客户到现在，很多成了“闺蜜”，成了“铁杆”，帮着我。比如，周同学，她是评弹团一个中流砥柱，跟我一样大，十几年的闺蜜。还有一个阿姨，她从认识我到现在，每一次头发都在我这里剪的，而且她每次来，都带着她的狗狗。最早我是在她家小区附近开店，那还说得过去，后来从莲花路搬到茂名路，她就坐地铁来，每次来都不空手，我无数次拒绝，但我发现拒绝没用。水果，大包小包的，提子，换着品种给你买过来。
做这一行要去吃百家饭。我对我的工作有很多的热情在里面，我开过店，我知道开店的状态和我现在最大的区别是有没有商业氛围。你到我这里来，就像到朋友家串门一样，不是单纯的理发，就像来聊天。我想无论将来如何，老了以后我不会丢下这份工作。要是你们老得走不动了，我会提着工具箱亲自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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