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任期内至关重要的一年。“金融大爆炸”使得伦敦金融城向海外银行开放，而《欧洲单一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统一了监管，这一做法也是为了催生“单一市场”。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也是撒切尔自1979年5月上任以来失业率下降的第一年。与此同时，市营住宅销量飙升，在1986年9月时突破百万大关。

从自由经济角度上来说，这些都是正面的成就。对撒切尔的评判向来争论不断，撒切尔传记作者大卫·康纳汀在给出自己的判断时，也指出“有些一致的认识”，即认为她“1986年之前的表现更好些”。鉴于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放松市场管制以及私营企业涌现的新时代联系起来，但其实“雅痞士”（yuppies）和信用卡狂热出现得相对较晚，当时身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已经开始失势，这么一想就很奇怪了。

“撒切尔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融贯的哲学，”康纳汀总结道。她的推崇者们或许想把1992年至2007年期间的经济腾飞归功于她，这期间经济体制更加开放和具有活力，并且她认为是自己促使工党在这一时期放弃了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很难将撒切尔描绘成全球化的理论家，更不用说是世界主义者了。在担任首相的最后几年，她对欧盟也不怎么支持了（康纳汀认为1986年1月签署的英法海底隧道协议是她欧洲主义的最高体现），而且她反对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正是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她与自己最重要的同盟尼格尔·劳森以及杰弗里·豪勋爵之间的分裂。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她曾读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计划体制中的新自由主义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过这并不能表明她受了这本书的重大影响。只有当基斯·约瑟夫在20世纪70年代鼓励她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念进行探索时，她才对经济政策表现出极大的智识兴趣。鉴于她从从未成功缩小英国政府的规模，而且通货膨胀在90年代早期成了严重的问题，她并没有通过自己所青睐的宏观经济测试。

“她其实对那些受自己政策影响遭到破坏的地区根本就不感兴趣，只想加强对伦敦的控制”

如果说撒切尔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政治现象呢？读完这本巧妙精炼的著作（最开始是作为《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词条）就会发现，撒切尔的政治才能有时候就是一个谜。康纳汀让我们冷静快速地回顾了一系列非常熟悉的时间，并且避开了以往那些常见的论战。《玛格丽特·撒切尔》紧凑的节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这本书讲述了一连串的敌对，而不是关于联盟和繁荣的故事。

无论如何，撒切尔的任期都不能算是民主的胜利。“大部分选民都不喜欢撒切尔，”康纳汀提醒我们说，“同时研究表明她的价值观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她其实对那些受自己政策影响遭到破坏的地区根本就不感兴趣。从代表的角度而言，她成为了“只不过是英格兰东南部和农村选区的首相”。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说，她加强了伦敦对英国其他地方的垄断地位。

她也并不特别擅长吸引政治同盟，除了像罗纳德·里根这位最重要的人物，或是威廉・怀特洛这样给予她个人支持的人物。但是撒切尔成功打破了威斯敏斯特和保守党的性别政治，恰到好处地利用自身的女性特质使自己受益并击溃对手，这一做法受到了康纳汀的高度赞扬。她那人所周知的不妥协态度在其整个任职期间都是个问题，不过直到1986年1月时任国防大臣的迈克尔·赫塞尔廷在发生威斯特兰事件（Westland affair）辞职后，这种态度才开始削弱了她的影响力。

对于像撒切尔这种脾性的领导人来说，80年代早期面临的大批敌人正中其下怀。反对者中包括白厅官员、地方政府以及她自己内阁大臣中的“温和派成员”。另外还有她眼中那些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他们属于工党还是苏联或者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最幸运的是，她的对手中还包括阿根廷的加蒂瑞将军。来自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恐怖主义者（至少她这么认为）和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成了她政治风格的完美陪衬。她任职的前七年在各条战线上都有冲突发生，一场战斗的胜利让她得以进行下一场战斗。但是，最后四年里爆发的矛盾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敌人被打败或者中立化，逐渐摧毁了作为一种政治企划的“撒切尔主义”的目的，最后只剩下无尽的敌对情绪。有意思的是，正如我们在2016年年底时所发现的那样，自从1989年的一场彻夜派对打扰到一名汉普郡托利党议员的叔父之后，撒切尔一直对豪斯音乐怀恨在心。这也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社会主义者、官僚和无能之人的威胁，撒切尔还能作为一名政治家发挥作用吗？或许在建立后柏林墙时代取得共识的政策典范中，撒切尔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假设她的政治生涯能够延续，她也不可能在这种政治体系中呆得很舒服。

谁能说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敌对心理呢？康纳汀对她早期生活的简短描述聚焦在其朴素的卫理公会派家庭教育，她从小接受的教导就是“坚持己见，因为它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它很受欢迎”。他同时也提到了1967年和1969年两次访问美国的影响，她相信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与在格兰瑟姆的父亲身上一样的新教徒创业精神。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与她最相似的首相接班人就是戈登·布朗了。但撒切尔为何如此坚决地反对那些对手，这个问题应该留给精神分析学家，而非历史学家。

“撒切尔仍然是强大和具有改革能力的首相的模范”

我们认为撒切尔是“信念政治家”（conviction politician）中的代表，她那目标明确的形象仍然是强大和有改革能力的首相的典范。托尼·布莱尔一直以来都被当成是撒切尔风范的继承人。但是坚定的信念也会有各种形式。布莱尔也被形容为“热衷于传播自己观点”（褒扬的涵义更少），因为他热衷于所有“现代”的东西以及对自身道德观念的自信。相比之下，撒切尔最强大的信念则是由敌意或怨恨促成的。

英国脱欧公投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自由派媒体上是这样），众多投票者竟然会受到憎恶这种感情的推动，而非进步。撒切尔的手段真那么不同吗？在后工业化的伦敦吸取了众多权力、社会地位和财富之后，她推行的政策无疑加剧了憎恶和疏离的情绪不断累积，这些情绪导致了英国脱欧的局面。这位来自林肯郡（后面这里成了欧洲怀疑论的中心地带）的女性会像奈杰尔·法拉奇那样抛出一些愤怒、偏执的话语来，使传统与现代、我们与他们处于对立的位置。

在最后一次也是最著名的那次下议院活动中，撒切尔被人问到现在她是否成了欧洲一体化的阻碍。作为回应，她列出了当下一系列来自布鲁塞尔的提案，而这之后说的三个词或许可以当作她最后坚定的宣言：“不不不。”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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