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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郑萃颖
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首都迪拜落下帷幕，比预期的闭幕晚了半天。经过激烈的讨论与协商，大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首次将“逐步摆脱化石燃料”写入文件。
接近200个缔约方达成的这项协议，被称为“阿联酋共识”。协议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转型中摆脱化石燃料，在这关键的10年加快行动，以便在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举办近30年来，各国首次一致同意，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此外，大会还在增加可再生能源、加快碳捕捉和碳储存技术研发、推进“损失与损害”基金等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该如何理解“阿联酋共识”的意义？它通过之后，气候行动仍然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又在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阿联酋气候大会落幕的当天，界面新闻专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
过去两周里，马军在迪拜几乎全程参与了气候大会，他作为专家参与了多场国际讨论，并参与联合发布了两项与中国有关的报告。他坦言，本次会议达成的“阿联酋共识”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中国也在气候行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马军是环保领域的“老兵”。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2006年他创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2014年，他设计推出污染监测APP“蔚蓝地图”，让公众可以随时随地举报污染，并与监管部门联通。因在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他曾多次获得国内外表彰，如“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等等。2006 年，马军还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一起入选了当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以下是访谈全文，刊发时有编辑：
界面新闻：您在今年气候大会期间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马军： 在去参加气候大会之前，我们IPE就与中国环科院，地球之友一起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务实行动》。气候大会期间，IPE还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何继江老师以及吴昌华老师团队合作，发布了联合制作的光伏地图，把全球5万多个光伏电站把它标注在地图上，使得人们可以细致地跟进光伏产业的发展态势，然后通过调研，识别其中的优秀案例，放到地图上展示。
在大会期间，我也参加了多场会议讨论。除了IPE，我还在全球气候治理委员会任职。他们有两场主要的活动，第一场是和做可再生能源的专家去研讨，关于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光伏产业如何在全球加速推广，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第二场是探讨全球的气候治理架构应该如何完善。
另外我还参加了两场和光伏企业相关的会。其中有一场是隆基组织的关于光伏产业的边会，提到了供应链管理的问题，特别是数字化的核算，目标的设定，能够赋能于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商去实际展开可持续行动。
界面新闻：您对今年气候大会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马军：这次是我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到线下参加气候大会。这次大会感觉非常有收获。对于全球来讲，大会关注度更高了，更务实了，同时中国的相关行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整个大会参会的人数创下了记录，官方说是10万人。中国去年参会人数只有不到100人，今年中国角能够注册的就有1300人。来自中国的参会人员除了代表还有观察员，所以今年中国参会人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多。中国角非常热闹，不同于往年的宣讲，今年大家用更多的实际行动去交流分享。
界面新闻：本次气候大会上达成的《阿联酋共识》为何重要？
马军：协议的达成堪称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这是第一次明确要从化石能源的角度去转型，这是非常艰难的。
化石能源在工业革命以来，长期支撑人类的生产生活，把人类文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中，化石能源是一个核心问题。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中，90%都与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耗有关。但是全球有190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也不同。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化石的生产和销售，还有一些小岛国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最终的文本协商一致是很艰难的。
另外，这次大会另一项焦点是，它是《巴黎协定》之后的首次盘点。它可以告诉我们，在《巴黎协定》之后，人们的气候行动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还有多大差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盘点中可以看到确实有进展，人们对应对气候危机凝聚了共识，有150多个国家都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这些承诺如果能够落实，将会使得升温控制在2.4到 2.7摄氏度之间（指在本世纪内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升温将高达4摄氏度。
但超过2摄氏度的升温依然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巴黎协定》是要将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力争在1.5摄氏度之下，而目前距离目标相差很多。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要触及化石能源。所以这次大会包括欧盟、一些小岛国及很多环保组织的要求都是逐步淘汰化石能源，至少要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但也有一些国家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还有些国家的居民都还没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最终达成协议，使得整个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所以也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称为，这是“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fossil fuel era）
界面新闻：其实许多年以来，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一直都有终结化石燃料的呼声。但过程往往非常艰难。在你看来，《阿联酋共识》为何能达成？
马军：这中间也经历了几个过程。COP28主席（苏尔坦·贾比尔）是阿联酋最大油气公司的负责人，大会开始之前就有争议。随后阿联酋作为主办国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姿态，在开幕的第一天宣布带头捐款1亿美元到“损失和损害基金”（编者注：该基金旨在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之后又宣布捐款300亿美元成立新的气候基金，缓解了各方的质疑，所以整个会议是在相对良好的氛围之下进行。
但是会议进行到第二周的时候又传出消息，COP28主席曾表示，没有科学依据表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就能实现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在前面公布的文稿（联合国气候机构12月8日公布的协议草案）里面，文本里还曾经有“phase out（逐步淘汰）”表述，在大会临近尾声时，更新的一稿（12月11日公布的协议草案）又没有了，因此引起了很多反对，但最后又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加入进去，用了 “"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向停止使用化石燃料过渡）” 这样一个讲法。当然依然有很多人不满意，因为“过渡”没有设定具体的年份，目标也不清晰。
那些反对写入“化石能源逐步淘汰”说法的缔约国有一些出于自身利益的企图。在这中间，中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促进各方相互包容。
COP28大会开始之前，中国和美国在加州阳光之乡达成了共识。《阳光之乡声明》里已经提到，逐步减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支持二十国集团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增至三倍，能源效率增至两倍，对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少排放作出承诺，这些共识对这次大会能够达成的全球共识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中美两国的碳排放加起来占全球的40%以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COP28达成的全球共识基本上是沿着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向前推进的。
我认为中美合作所发挥的作用中，最大亮点是可再生能源转型，尤其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让很多人意外，这也增强了各国实现能源转型的信心。在今年6月，中国非化石能源风、光、水电三项已经超过了煤电的装机量，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超越，预计可再生能源目标2025年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去年年底是接近4亿千瓦，今年前三个季度是1.2亿千瓦，增速大幅提升。中国的装机增长预计会提高两倍。
同时中国又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的竞争激发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使得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研发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全球80%的光伏组件都在中国生产，60%的动力电池，50%的风能风电设备也是由中国供应，这使得新能源组件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风能下降了约80%，太阳能降低了约90%，为全球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次大会有近120个国家签署了承诺，到2030年要将可再生能源产能提高两倍，能源效率提高一倍。虽然中国没签，但是之前中美之间就已经达成一致。同时在最后的大会文本（协议草案）里面，共识也写进去了。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的转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化石能源转型，肯定要有新的能源的去替代它，即可再生能源。如果大家对可再生能源有信心、有承诺、有行动的话，实现化石能源转型就会变得更加可行。
界面新闻：关于化石能源的替代方案，目前讨论比较多的还有核能。但核能位置特殊。据您观察，大会上是否有对于核能相关的讨论？
马军：有不少对于核能的讨论，有达成共识的部分。关于核能，欧洲不同国家有非常不一样的认知，比如德国坚决反对，法国则特别拥抱核能。这次大会上有22个国家承诺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增加两倍，数量没有很多。
核能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它就像煤电一样，像一个调节剂，自身非常稳定。不像多数的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储能配合，或多种不同的电网去配合，才能稳定地供电。在一些国家也需要用化石能源去辅助新能源。
界面新闻：本次大会的主宾国阿联酋，本身也是一个油气大国。您如何看待阿联酋作为主宾国的角色？
马军 ：我们作为环保组织，阿联酋的立场肯定跟环保组织有很大不同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真的要推动能源转型，就必须直面庞大的化石能源利益群体，包括一些油气国家，油气和煤炭企业。这一次阿联酋愿意主办，相当于是直面问题了。
这次虽然提出，要从化石能源转型，但也加了很多条件，比如要实现的是公正的、有序的转型，这中间隐含着利益相关的问题，这是现实存在的，不能回避。
另一方面，油气大国必须听世界的声音，要认识到化石能源是没有未来的，人类能源的未来是属于可再生能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要做出充分的准备，而不是一再地拖延转型。希望大家都比较坦率地去面对问题。
界面新闻：您长期关注大气污染治理。这次到阿联酋参会，您对迪拜的空气质量感受如何？
马军：迪拜的空气质量不行。阿联酋不能算是发展中国家，但是面临着空气污染的问题。在我们的蔚蓝地图上显示，当地是大气污染物颗粒超标的状态，不宜户外运动。作为一个旅游圣地，空气质量亟待改进。
我这次在COP28其中的一场会议也是关于如何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这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国家都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从对健康的直接影响来讲，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在所有污染中最大、最直接的，因为涉及的人群是最多的，影响的预期寿命是最多的。而它又跟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根同源。
界面新闻：治理大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者之间是否也有张力？可以怎么协同？
马军：中国之前就有大气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一直到蓝天保卫战，已经有十年的治理时间了。这十年也形成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益，煤炭的快速增长受到了控制，所以这些年形成了相当大的减排量。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应对大气污染，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末段治理的手段，比如安装脱硫、脱硝的除尘设备。
末端治理到了十年的时间，基本上它的效率、效应、效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因为有些行业已经达到了全球最严格的超低排放，再进一步上设备再提升的难度就很大了。下一步就必须要将两者协同起来，必须要去触动的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包括居民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的双碳行动也需要注意这些，所以这两者是完全需要协同的。
以钢铁为例，钢铁是中国工业领域除了火箭之外的最大排放源，现在主要是以铁矿石高炉炼铁，是一个较长的生产流程；如果改为电炉去炼，那就叫短流程。从长流程改成短流程，本地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都会下降一半，而且是在不安装设施的情况下，这就体现了协同效应。如果用电炉，并且用回收的废钢去炼，那碳排放又可以下降一大块，循环经济可以实现降碳减污的协同。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这些电动汽车一方面大幅降低了交通源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它有潜在的二氧化碳减排。碳排放有一个清晰的减排路径，因为它是用电，如果把电源变得更清洁（例如电池制造过程），那它就可以直接减少碳排放。
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需要这些经验，南南合作是一个新的方向。比如中国强大的光伏生产或者研发能力，如果在非洲、南亚、东南亚这些地区推广，会带来非常显著的效果。
对发达国家来说，先发生了空气污染，再发生气候变化，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意识到气候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历过空气污染，所以他们已经采取了治理的措施。后来它们把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两者是同步发生的。产业链没法转出去、也不想转出去。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两者协同起来去解决，而这些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非常实用。
界面新闻：提到中国的角色，今年气候大会上的中国项目有哪些亮点？
马军：中国的丁副总理（丁薛祥），解特使（解振华），刘部长（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刘振民），他们都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阐述中国重要的立场。其中包括大家要团结一致推动可再生能源，要言出必行，要去落实。这次大会的主题词选了三个， Unite， Act，Delivery（团结，行动，落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国这些年来希望去推动的方向。
IPE在去大会前做了一个报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务实行动》，是由中国环科院，IPE还有香港的地球之友三家联合发布的，发布也在中国角进行，梳理了中国的十大务实的行动。包括顶层设计，1+N政策体系，到推动能源转型，工业的节能降碳，城乡建设中的大幅减排，碳市场，绿色金融，碳汇，全民绿色行动，国际合作。
这次发布之后反响不错，包括提到的一些新统计的数字，以及中国所采取这些行动，我想各方看到之后会产生一些新的认知，使得大家看到，中国基本上已经迈上这样的一条低碳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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