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据多位历史学者的推特消息，历史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伊懋可（Mark Elvin）于昨日去世，享年85岁。

伊懋可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担任过访问研究员。他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伊懋可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环境史，他说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何以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他的第一本专著是研究前现代中国经济和技术史的《中国的历史之路》（1973），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华帝国为何能长期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中国如何执中世纪各国经济之牛耳，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何尽管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比欧洲要早得多，却在帝制后期即明清两代却失去了大部分活力？

在此书中，伊懋可提出了著名的高度平衡陷阱理论，该理论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影响颇深。他认为，前工业化的生产方法在中国极其有效，达到了没有工业-科学投入情况下的极限，这消除了科学进步的大部分经济压力。同时，道教逐渐被儒家取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范式，道德哲学和严格的社会组织发展变得比知识分子中的科学探究更为重要。

之后他意识到，人类日益增长的生产力造成了对自然的攫取，自然环境破坏性地退化，这两者频繁地一起出现。伊懋可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致力于考察历史时期商品农业的扩展如何逐步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他把中华帝国史描绘成“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在这一看似悖论的说法背后，他指出，一方面中国的前现代农业自然是“可持续”的，它毕竟一直存在到现代的前夜，因此有“三千年”之说，但另一方面，产生利润的过程经常使它给自己、给参与生产的人制造麻烦，尤其是在那些有水利设施的地区。

《大象的退却》一书认为，中国农耕方式让大部分森林遭到破坏，战争对景观环境造成了转变，水利系统对乡村进行了重新设计，这些都给大象的栖息地造成了改变。伊懋可向读者展示的是，十八世纪现代前夕的中国环境退化程度可能比当时的西北欧更为严重。2005年，伊懋可凭借此书获得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从大学退休后，除了偶尔发表文章和评论以及每年在少数会议上发表评论外，伊懋可转移了研究兴趣，并致力于翻译注释一部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欧洲植物科学拉丁文著作——1694年RJ Camerer的De sexu plantarum epistola（《关于植物的性的信件》）。

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为何中国读者要对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内容感兴趣？他曾写过《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一文，谈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历史。他说：

“对于我们当中进行这种工作且来自中国以外的那些人来说，如果不想对全人类的历史的理解有严重的缺失，我们就需要能够将中国历史的模式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其他部分的历史整合在一起。同理，这也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也要将中国历史置于经过仔细研究过的更广泛的世界史语境中。”

参考资料：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