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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图的我,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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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图的我,真实的我

摄影尽量彰显细节,给人以无限逼近“真实”的感受。现在没有人再说摄影不是艺术,只是在具体实践上经常采取双重标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自发明以来,摄影就成为人类重要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它重塑了人们对真实的感受,人们用摄影真实进行自我建构,而互联网的到来,摄影也激发了人们篡夺真实,以及把拍照的成瘾性变成流量的欲望。

《不“肖”之像

文 | 海青(《读书》2023年9期新刊)

如今人们还相信照片仍呈现真实的样子吗?恐怕见惯互联网“照骗”的人心里都会打个问号。证件照或许不能太离谱,至少海关边检仍有用照片核对人脸的程序,但指纹验证手段的加入已经说明,生物信息将比视觉上的照片比对权重更大,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前者更难被修改。就在二十一世纪初,人像照片还是和指纹一样可靠。摄影发明之初,照片更是具有无比真实的力量,以致人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一张薄片上,会产生极大恐惧,认为是照相机偷走了魂魄,这类迷信的发生就建立在照片与真人极度相像的心理震撼之上。巴尔扎克认为人像照片的真实不可能产生于无形,被拍摄者必须蒙受些许损失才能获取。他想象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无数幽灵般的影像层叠包裹形成,除此别无其他。每拍摄一次人像照,都必须从中抓取一层以构成影像,被拍摄者会因此损耗掉一层真实。苏珊·桑塔格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产生这种恐惧,是因为摄影的步骤很像写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家笔下的一个人“是各种外表的总和,只要予以适当关注,就可以使这些外表产生出无限层次的意义”(《论摄影》,黄灿然译)。同样,有了摄影术,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世界也是由无数现象和细节组合而成,每拍一次照片等于截取了一小片真相,其中总有某一片能代表更广阔的真实。

巴尔扎克画像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人们期待的“真实感”呢?照片取代肖像绘画,除了成本与方便程度的考量,一个主要原因是光学成像带来的直接真实感。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把自己的照片称为“肖像”,拍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也就没有必要说得那么隆重。而且,“肖”意为“相似”,我们每天看到无数人的照片,其中很多早已不“肖”本人。用智能手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拍照,也可以轻而易举改变照片中人的样子。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与二十年前的纸质照片、十年前的数码照片相比,“画风”大为改变。“磨皮”“美白”已是常规操作,无论男女老幼,都没有了正常皮肤肌理,如塑料人偶一般白皙光滑。除此还可以走得更远,移动端有各种应用,不仅能调整被拍摄者的脸形、五官、肤色、身材、发型,还可以在拍摄动态影像时保持这些修改,更不要说那些五花八门的滤镜和特效。

经过修图的照片在外人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有千人一面的特点,但这却是照片发布者心目中“真实的”自己。手机修图操作简单,人们对照片做了早就想做的事,也暴露了一直以来对人像的真实度不知所措的心态。波德莱尔的时评强调摄影与艺术的对立,人像照片的真实效果与绘画相比被视为等而下之。这一望而知、无可争议的“真实感”,让摄影在科学研究、调查取证、资料保存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是一种科学的“真实”,与艺术想象无关,这就把摄影定义成了一种粗人的自娱自乐。但这不妨碍人们对这个新发明的狂热,波德莱尔在生命最后十二年中拍了十几幅肖像照,生动诠释了自己说过的话,摄影“已经使所有的人都迷恋上了”(《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一八六五年,波德莱尔写信给母亲,提到自己想随身保存一幅她的照片,信中说:“所有的摄影师,包括最好的那些,都有一种愚蠢的偏见,他们认为一幅好的肖像照就应该把人脸上所有黑痣、斑块、皱纹都表露无遗,甚至夸张一些更好,人像越清晰他们越满意。”波德莱尔希望母亲把照片上的人脸放大到一至二英寸,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会导致图像边缘模糊,而这效果正是波德莱尔想要的——“真正的照片,但有着绘画般的柔和轮廓”(Timothy Raser, Baudelaire and Photography: Finding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法国十九世纪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摄影尽量彰显细节,给人以无限逼近“真实”的感受。现在没有人再说摄影不是艺术,只是在具体实践上经常采取双重标准。人们喜欢观赏纤毫毕现的野生动物和岩石纹理,却不喜欢自己脸上的瑕疵细节被清晰呈现,在人像领域,摄影师和被拍摄者对照片的诉求经常大相径庭。作为诗人和评论家的波德莱尔懂得艺术上的“美”和肤浅的“好看”不同,但作为普通人,对自己和亲人的照片还是要求“好看”。早期拍照机会难得,被拍摄者通常担心照片效果而心存焦虑。曾经为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拍摄肖像照的摄影大师纳达尔观察和记录了顾客们的表现:“每位顾客拿到自己照片的样片时,第一感觉都是无可回避的失望、不愿承认,因为人们都觉得自己真实的外貌比照片上的更出色。有人用虚伪的谦虚来掩饰震惊情绪,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人表面上的淡定,他们接着就会咄咄逼人、充满挑衅,很多人最终情绪失控大发雷霆。”顾客对照片不满意也让摄影师感到苦恼,只有一种万灵药可以医治顾客和摄影师双方的沮丧情绪,那就是“重拍”。就算希望渺茫,“重拍”的想法也总能令人振作(Félix Nadar, When I Was a Photographer)

忐忑焦虑却渴望一次次重新来过,拍照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令人上瘾的特质,人们总是想通过不断重复达到最完美的“真实”效果。十九世纪的人们没有疯狂拍照不是因为不想,而是条件不允许。即使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摄影技术已颇成熟,担心照片效果不佳仍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焦虑,罗兰·巴特和纳达尔的顾客们一样惴惴于自己在照片上的样子,一旦意识到有镜头对准自己,就会预估将要形成的影像,“自动摆起姿势”(罗兰·巴特:《明室》,许绮玲译)。拍照是让摄影“折磨”自己的过程,巴尔扎克的“幽灵影像论”有一点说得没错,即照片上的影像不会凭空产生,必须曾经出现过,哪怕随后如幽灵一般消散无踪。电影工业尤其形象地体现了这点,每部电影投资浩大,最终成品是那些胶片,为此搭建的场景、安排的画面,都是这部电影的“幽灵影像”而已。商业人像摄影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像电影,为付钱拍照的顾客营造出照片上的瞬间,这是摄影最世俗化的一面,也是推动摄影工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波德莱尔想要的去掉面容瑕疵、轮廓柔和的人像照片,类似于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甜美风格,后来俗称“糖水片”。有需求即有研发和供给,现在有大量专业器材来实现这种诉求,从镜头、滤镜到打光设备琳琅满目。人眼只看到自己想看的,镜头则平等地记录一切。很长时间以来,美化人像最有效的方法除化妆造型之外,在摄影上就是对画面的模糊化处理。没有电脑绘图技术的时候,电影经常把浪漫镜头、美好回忆和美貌的男女主角特写放在柔光中,好莱坞电影早就如此设计,一九七九年上映的国产电影《小花》也频繁出现主角的柔光特写,意味着影视行业偶像化风气的悄然到来。照相馆也开始为顾客拍摄斜对角构图、带有柔焦光斑的肖像,当时称之为“艺术照”,在民众的理解范畴里,是与真实生活拉开距离的。

电影《小花》剧照(来源:douban.com)

无论用任何方法获得的柔光效果,本质上都要损失画面清晰度,并不是“真正的照片”,只是技术局限与大众审美对接后的结果。镜头仍然是威严的,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柔焦处理过的明星照片仍能透过朦胧薄雾看到明显的妆容或皮肤纹理。今天再看这样的照片,会让人产生很强的年代感,因为如今商业人像照片的美化崇尚不着痕迹。数码相机诞生后,电脑绘图技术可以对照片做数字化处理,颠覆光学镜头捕获的真实,从此广告牌上的面孔都有着清晰逼真而又绝非真实的质感和轮廓。巨幅广告是商品社会中最醒目的景观,清晰而完美,远比朦胧效果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消费者对现代生活的想象。

摄影记录了真实,但人像摄影的历史就是人们规避镜头真实的技术演进史,真实的面容像强光一样令人难以直视,“认识你自己”哪怕仅仅从外表上都难以实现。人像摄影取代肖像绘画,毋宁说是人们篡夺了摄影真实的名义,已有无数人像照片远比绘画更加不真实。即使完全不考虑成本,所有人都会义无反顾地拥抱摄影,因为绘画是画家的“作品”,照片才被认为是本人真实形象的再现。本雅明曾引用利希瓦克(Alfred Lichtwark)写于一九〇七年的这段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自己的相片,或者亲朋好友、心爱的人的相片,反之却没有任何艺术作品能获得同等的青睐。”(《摄影小史》,许绮玲译)这意味着摄影唤醒人们将审美和娱乐的激情转移到关注自身,这种现代感受力有极大的自恋和迷醉成分。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画家贝泽尔不愿展出自己最成功的肖像,他说:“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模特儿的肖像。……我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露我自己灵魂的秘密。”(《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人像照片,只不过照片的始作俑者往往是被拍摄者,人们对自己的照片最是满怀感情,造型、神态、姿势乃至画面之外的拍摄者,无不透露出“灵魂的秘密”。这些“秘密”曾经保存在照相簿中,观赏照片的场景只限于家庭和熟人之间,让他人拥有自己的照片曾经是非常郑重的行为,因为人像照片的原始功用本来就如绘画一样,在仪式中等同于真人在场。

王尔德著《道连·葛雷的画像》(来源:douban.com)

互联网悄然而迅速地获取了一切秘密,将其变成引导流量的素材,而且在人们的授权之下。今天还在使用“摄影”这个词的人,如果不是职业摄影师,大概就是七十年代及之前出生的“老年人”,直到他们成年之时,摄影仍很昂贵,照相机不是家家都有,人们去照相馆拍订婚照或全家福,从按下快门到看到照片需要等待几天或者更久。数码影像易于存储、检索、传递,从研发到普及,只经过了三十余年,这个过程与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相伴随,照片逐渐失去私密性,成为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在九十年代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中,作者预言在未来社会中,比特将打败原子,信息将以数据而非实体形态传播和存储,人们的生活和认知方式会由此发生巨变。结果我们都已看到,图像数字化和智能化处理技术一骑绝尘,照片完全比特化,拍照是手机最常用的功能之一,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存储着无数照片,通过社交媒体能够随时浏览无数照片。

电影《社交网络》再现了“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制作了一个人脸照片对比网站,这个单一功能的网站在哈佛校园内病毒式传播,扎克伯格也因此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后来扎克伯格接受采访时说,通过这个网站,他知道了人们对于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图片有多么感兴趣。这个恶作剧性质的网站用黑客技术从哈佛各学院的通讯录下载照片,随后的社交平台则获得了无数用户主动上传的个人信息和照片。扎克伯格及同时代的创业者们又惊又喜地看到“人们真的会这样做”,在一步步尝试的过程中,他们洞悉了“自恋和好奇心”是人们参与社交媒体的源动力(史蒂文·利维:《Facebook: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与逆转》,江苑薇、桂曙光译)

电影《社交网络》(来源:douban.com)

互联网何以迅速瓦解了人们对照片的郑重态度,将这个曾经的私密领域公开化呢?又或许,这只是一度被压抑的隐秘愿望随着科技爆发而得到充分释放?据本雅明观察,人像摄影打破了阶级壁垒,使中产阶级都拥有了自己的肖像照。保存自己的形象、建立直观的家族史、反观自身这些从前相当于特权的活动也为平民阶层所有。一种小范围的感官娱乐普及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波德莱尔所说“粗俗化”的趋势。苏珊·桑塔格说,“照片使人们假想拥有一个并非真实的过去”,人们不由自主地利用照片的明证性,修改和创作个人“历史”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息。但直到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普及之前,人们都没能随心所欲操控影像。本雅明及更早的观察者们早已预见到视听信息像水电煤气一样供应到千家万户的场景,但人们真正能做的,只是打开开关而已。电影和电视画面转瞬即逝不易保存,可以真正被“凝视”的图像—照片、画片、画报、画册等,仍属于笨重的“原子”,难以涂改且价格昂贵。数码照片处理技术实现了几乎无后续成本的拍照、修图,所有人都有了编写自己“历史”的能力,电脑屏幕上的照片可以让人久久注视,互联网使这一切变成盛大的娱乐,简易便携且能够做到无限量供应。

实际上,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当设备门槛和网速对人尚构成限制的时候,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个人照片仍维持着数码修图的精致化与真实之间的平衡,这时网民数量有限,网络上每个ID与真人还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系列科幻短剧《黑镜》第二季中有一个故事,男主角去世后,某互联网公司搜集分析他生前发布在网上的内容,就能制作出酷似其本人的仿生人,这部剧集播出于二〇一三年。如果十年后重写这个故事,按照社交媒体发布内容复原出的人物至少在容貌上就会与本人大不相同。事实上无论是肖像画还是人像照片,其郑重性、私密性都与肖像主人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认知相关联,社会关系也使涂改肖像的行为显得不可理喻。而互联网上的身份只有关注度这一个指标,如果修图能获得点击量人们就会不假思索这样做。

《黑镜》第二季剧照(来源:douban.com)

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很多事,首先是让照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在所有拍照设备中,只有手机是人们真正需要随身携带的,数码摄影无限重拍的功能,在手机上实现了最大化。

当照片变得无限多时,平台推送才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人们不知道该看什么。在移动端社交媒体兴起之初,创业者们只是想方设法鼓励人们将随手拍的照片上传到网上,当时手机拍照效果还远不理想,不足以令人拿出来展示。以移动端拍照和分享为核心功能的Instagram(照片墙)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通过编写滤镜程序成功吸引了用户,第一款滤镜应用被称为X-Pro II,以此致敬交叉冲印这种显影技术(莎拉·弗莱尔:《解密Instagram》,张静仪译)。在胶片冲印时代,商业人像拍摄曾经广泛使用这种技术,用负片显影液处理彩色正片,获得高反差、高饱和度、粗颗粒的画面风格。后来常有人把这种效果称作“文艺范儿”“复古风”,或者“Ins风”,总之与现实保持距离感。这种滤镜也是通过丧失一部分人脸细节的方法获得美化效果,而且降低了像素,提高了上传照片的速度,正好适应十年前的网速。

莎拉·弗莱尔著,张静仪译《解密Instagram》(来源:douban.com)

摄影诞生之初曾力图对标“艺术”,当通信工具手机成为主要拍照和观看设备之后,照片对标的是语言。Instagram的成功意味着人们已经习惯省去措辞的时间去修饰照片,用表情包来表达一切情绪。在此之后各种美颜相机纷至沓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滤镜、贴纸、特效数不胜数。以滤镜打下江山的Instagram曾经为自己设置“无滤镜”标签,现在的社交媒体动辄号召用户发布“素颜”照片,结果都会变成“素颜”效果的化妆术和滤镜大展示。在越来越多的营销场景里,照片早已被滤镜挟持,汇入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洪流之中。

科技迅速发展,人性则相对稳定。契诃夫写过一篇短小的寓言《不平的镜子》,说有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能让普通人从中照见一个美丽的自己,照过镜子的人至死守着镜子不能自拔。现在我们似乎已经得到了这面镜子,自拍的动作正如揽镜自照,在社交平台可以设置让哪些人和我们共同观赏镜像,好像一切都万无一失。当我们前所未有地凌驾于影像真实之上时,却失去了不使用自己面容的权利,面容解锁时自己的样子就像无数我们不愿面对的真实一样,被轻松放逐到不知何处。

如今从人脸对比网站获得启示走向社交媒体帝国的“脸书”已经改名,但精明的扎克伯格不会放弃“脸”。拍照的成瘾性天然契合眼球经济的本质,只不过“有图有真相”的时代即将落幕,流媒体短视频也只是过渡阶段。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品由于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获得,肯定比原作更容易被人看到,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人们对原作的认识。人像照片曾是唯一的例外,作为人的复制品,一直无法取代原作——真人,主要原因大概在于,人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个性化的一种“原作”。当我们进入数码复制时代,被滤镜说服,认为复制品远远优于原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由复制品构成的世界。按照巴尔扎克的假设,如果拍摄足够多的照片,多到用完一个人的全部“幽灵影像”,这个人就会消失,只剩照片纷纷扬扬散落各处,无从知道哪一片更加真实。这个在银版照相时代无从发生的狂想,也许会发生在未来的“元宇宙”中。

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读书》新刊 海青:不“肖”之像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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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图的我,真实的我

摄影尽量彰显细节,给人以无限逼近“真实”的感受。现在没有人再说摄影不是艺术,只是在具体实践上经常采取双重标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自发明以来,摄影就成为人类重要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它重塑了人们对真实的感受,人们用摄影真实进行自我建构,而互联网的到来,摄影也激发了人们篡夺真实,以及把拍照的成瘾性变成流量的欲望。

《不“肖”之像

文 | 海青(《读书》2023年9期新刊)

如今人们还相信照片仍呈现真实的样子吗?恐怕见惯互联网“照骗”的人心里都会打个问号。证件照或许不能太离谱,至少海关边检仍有用照片核对人脸的程序,但指纹验证手段的加入已经说明,生物信息将比视觉上的照片比对权重更大,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前者更难被修改。就在二十一世纪初,人像照片还是和指纹一样可靠。摄影发明之初,照片更是具有无比真实的力量,以致人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一张薄片上,会产生极大恐惧,认为是照相机偷走了魂魄,这类迷信的发生就建立在照片与真人极度相像的心理震撼之上。巴尔扎克认为人像照片的真实不可能产生于无形,被拍摄者必须蒙受些许损失才能获取。他想象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无数幽灵般的影像层叠包裹形成,除此别无其他。每拍摄一次人像照,都必须从中抓取一层以构成影像,被拍摄者会因此损耗掉一层真实。苏珊·桑塔格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产生这种恐惧,是因为摄影的步骤很像写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家笔下的一个人“是各种外表的总和,只要予以适当关注,就可以使这些外表产生出无限层次的意义”(《论摄影》,黄灿然译)。同样,有了摄影术,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世界也是由无数现象和细节组合而成,每拍一次照片等于截取了一小片真相,其中总有某一片能代表更广阔的真实。

巴尔扎克画像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人们期待的“真实感”呢?照片取代肖像绘画,除了成本与方便程度的考量,一个主要原因是光学成像带来的直接真实感。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把自己的照片称为“肖像”,拍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也就没有必要说得那么隆重。而且,“肖”意为“相似”,我们每天看到无数人的照片,其中很多早已不“肖”本人。用智能手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拍照,也可以轻而易举改变照片中人的样子。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与二十年前的纸质照片、十年前的数码照片相比,“画风”大为改变。“磨皮”“美白”已是常规操作,无论男女老幼,都没有了正常皮肤肌理,如塑料人偶一般白皙光滑。除此还可以走得更远,移动端有各种应用,不仅能调整被拍摄者的脸形、五官、肤色、身材、发型,还可以在拍摄动态影像时保持这些修改,更不要说那些五花八门的滤镜和特效。

经过修图的照片在外人看起来很不真实,而且有千人一面的特点,但这却是照片发布者心目中“真实的”自己。手机修图操作简单,人们对照片做了早就想做的事,也暴露了一直以来对人像的真实度不知所措的心态。波德莱尔的时评强调摄影与艺术的对立,人像照片的真实效果与绘画相比被视为等而下之。这一望而知、无可争议的“真实感”,让摄影在科学研究、调查取证、资料保存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是一种科学的“真实”,与艺术想象无关,这就把摄影定义成了一种粗人的自娱自乐。但这不妨碍人们对这个新发明的狂热,波德莱尔在生命最后十二年中拍了十几幅肖像照,生动诠释了自己说过的话,摄影“已经使所有的人都迷恋上了”(《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一八六五年,波德莱尔写信给母亲,提到自己想随身保存一幅她的照片,信中说:“所有的摄影师,包括最好的那些,都有一种愚蠢的偏见,他们认为一幅好的肖像照就应该把人脸上所有黑痣、斑块、皱纹都表露无遗,甚至夸张一些更好,人像越清晰他们越满意。”波德莱尔希望母亲把照片上的人脸放大到一至二英寸,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会导致图像边缘模糊,而这效果正是波德莱尔想要的——“真正的照片,但有着绘画般的柔和轮廓”(Timothy Raser, Baudelaire and Photography: Finding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法国十九世纪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

摄影尽量彰显细节,给人以无限逼近“真实”的感受。现在没有人再说摄影不是艺术,只是在具体实践上经常采取双重标准。人们喜欢观赏纤毫毕现的野生动物和岩石纹理,却不喜欢自己脸上的瑕疵细节被清晰呈现,在人像领域,摄影师和被拍摄者对照片的诉求经常大相径庭。作为诗人和评论家的波德莱尔懂得艺术上的“美”和肤浅的“好看”不同,但作为普通人,对自己和亲人的照片还是要求“好看”。早期拍照机会难得,被拍摄者通常担心照片效果而心存焦虑。曾经为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拍摄肖像照的摄影大师纳达尔观察和记录了顾客们的表现:“每位顾客拿到自己照片的样片时,第一感觉都是无可回避的失望、不愿承认,因为人们都觉得自己真实的外貌比照片上的更出色。有人用虚伪的谦虚来掩饰震惊情绪,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人表面上的淡定,他们接着就会咄咄逼人、充满挑衅,很多人最终情绪失控大发雷霆。”顾客对照片不满意也让摄影师感到苦恼,只有一种万灵药可以医治顾客和摄影师双方的沮丧情绪,那就是“重拍”。就算希望渺茫,“重拍”的想法也总能令人振作(Félix Nadar, When I Was a Photographer)

忐忑焦虑却渴望一次次重新来过,拍照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令人上瘾的特质,人们总是想通过不断重复达到最完美的“真实”效果。十九世纪的人们没有疯狂拍照不是因为不想,而是条件不允许。即使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摄影技术已颇成熟,担心照片效果不佳仍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焦虑,罗兰·巴特和纳达尔的顾客们一样惴惴于自己在照片上的样子,一旦意识到有镜头对准自己,就会预估将要形成的影像,“自动摆起姿势”(罗兰·巴特:《明室》,许绮玲译)。拍照是让摄影“折磨”自己的过程,巴尔扎克的“幽灵影像论”有一点说得没错,即照片上的影像不会凭空产生,必须曾经出现过,哪怕随后如幽灵一般消散无踪。电影工业尤其形象地体现了这点,每部电影投资浩大,最终成品是那些胶片,为此搭建的场景、安排的画面,都是这部电影的“幽灵影像”而已。商业人像摄影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像电影,为付钱拍照的顾客营造出照片上的瞬间,这是摄影最世俗化的一面,也是推动摄影工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波德莱尔想要的去掉面容瑕疵、轮廓柔和的人像照片,类似于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甜美风格,后来俗称“糖水片”。有需求即有研发和供给,现在有大量专业器材来实现这种诉求,从镜头、滤镜到打光设备琳琅满目。人眼只看到自己想看的,镜头则平等地记录一切。很长时间以来,美化人像最有效的方法除化妆造型之外,在摄影上就是对画面的模糊化处理。没有电脑绘图技术的时候,电影经常把浪漫镜头、美好回忆和美貌的男女主角特写放在柔光中,好莱坞电影早就如此设计,一九七九年上映的国产电影《小花》也频繁出现主角的柔光特写,意味着影视行业偶像化风气的悄然到来。照相馆也开始为顾客拍摄斜对角构图、带有柔焦光斑的肖像,当时称之为“艺术照”,在民众的理解范畴里,是与真实生活拉开距离的。

电影《小花》剧照(来源:douban.com)

无论用任何方法获得的柔光效果,本质上都要损失画面清晰度,并不是“真正的照片”,只是技术局限与大众审美对接后的结果。镜头仍然是威严的,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柔焦处理过的明星照片仍能透过朦胧薄雾看到明显的妆容或皮肤纹理。今天再看这样的照片,会让人产生很强的年代感,因为如今商业人像照片的美化崇尚不着痕迹。数码相机诞生后,电脑绘图技术可以对照片做数字化处理,颠覆光学镜头捕获的真实,从此广告牌上的面孔都有着清晰逼真而又绝非真实的质感和轮廓。巨幅广告是商品社会中最醒目的景观,清晰而完美,远比朦胧效果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消费者对现代生活的想象。

摄影记录了真实,但人像摄影的历史就是人们规避镜头真实的技术演进史,真实的面容像强光一样令人难以直视,“认识你自己”哪怕仅仅从外表上都难以实现。人像摄影取代肖像绘画,毋宁说是人们篡夺了摄影真实的名义,已有无数人像照片远比绘画更加不真实。即使完全不考虑成本,所有人都会义无反顾地拥抱摄影,因为绘画是画家的“作品”,照片才被认为是本人真实形象的再现。本雅明曾引用利希瓦克(Alfred Lichtwark)写于一九〇七年的这段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自己的相片,或者亲朋好友、心爱的人的相片,反之却没有任何艺术作品能获得同等的青睐。”(《摄影小史》,许绮玲译)这意味着摄影唤醒人们将审美和娱乐的激情转移到关注自身,这种现代感受力有极大的自恋和迷醉成分。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画家贝泽尔不愿展出自己最成功的肖像,他说:“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模特儿的肖像。……我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露我自己灵魂的秘密。”(《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人像照片,只不过照片的始作俑者往往是被拍摄者,人们对自己的照片最是满怀感情,造型、神态、姿势乃至画面之外的拍摄者,无不透露出“灵魂的秘密”。这些“秘密”曾经保存在照相簿中,观赏照片的场景只限于家庭和熟人之间,让他人拥有自己的照片曾经是非常郑重的行为,因为人像照片的原始功用本来就如绘画一样,在仪式中等同于真人在场。

王尔德著《道连·葛雷的画像》(来源:douban.com)

互联网悄然而迅速地获取了一切秘密,将其变成引导流量的素材,而且在人们的授权之下。今天还在使用“摄影”这个词的人,如果不是职业摄影师,大概就是七十年代及之前出生的“老年人”,直到他们成年之时,摄影仍很昂贵,照相机不是家家都有,人们去照相馆拍订婚照或全家福,从按下快门到看到照片需要等待几天或者更久。数码影像易于存储、检索、传递,从研发到普及,只经过了三十余年,这个过程与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相伴随,照片逐渐失去私密性,成为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在九十年代的畅销书《数字化生存》中,作者预言在未来社会中,比特将打败原子,信息将以数据而非实体形态传播和存储,人们的生活和认知方式会由此发生巨变。结果我们都已看到,图像数字化和智能化处理技术一骑绝尘,照片完全比特化,拍照是手机最常用的功能之一,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存储着无数照片,通过社交媒体能够随时浏览无数照片。

电影《社交网络》再现了“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制作了一个人脸照片对比网站,这个单一功能的网站在哈佛校园内病毒式传播,扎克伯格也因此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后来扎克伯格接受采访时说,通过这个网站,他知道了人们对于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图片有多么感兴趣。这个恶作剧性质的网站用黑客技术从哈佛各学院的通讯录下载照片,随后的社交平台则获得了无数用户主动上传的个人信息和照片。扎克伯格及同时代的创业者们又惊又喜地看到“人们真的会这样做”,在一步步尝试的过程中,他们洞悉了“自恋和好奇心”是人们参与社交媒体的源动力(史蒂文·利维:《Facebook: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与逆转》,江苑薇、桂曙光译)

电影《社交网络》(来源:douban.com)

互联网何以迅速瓦解了人们对照片的郑重态度,将这个曾经的私密领域公开化呢?又或许,这只是一度被压抑的隐秘愿望随着科技爆发而得到充分释放?据本雅明观察,人像摄影打破了阶级壁垒,使中产阶级都拥有了自己的肖像照。保存自己的形象、建立直观的家族史、反观自身这些从前相当于特权的活动也为平民阶层所有。一种小范围的感官娱乐普及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波德莱尔所说“粗俗化”的趋势。苏珊·桑塔格说,“照片使人们假想拥有一个并非真实的过去”,人们不由自主地利用照片的明证性,修改和创作个人“历史”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息。但直到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普及之前,人们都没能随心所欲操控影像。本雅明及更早的观察者们早已预见到视听信息像水电煤气一样供应到千家万户的场景,但人们真正能做的,只是打开开关而已。电影和电视画面转瞬即逝不易保存,可以真正被“凝视”的图像—照片、画片、画报、画册等,仍属于笨重的“原子”,难以涂改且价格昂贵。数码照片处理技术实现了几乎无后续成本的拍照、修图,所有人都有了编写自己“历史”的能力,电脑屏幕上的照片可以让人久久注视,互联网使这一切变成盛大的娱乐,简易便携且能够做到无限量供应。

实际上,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当设备门槛和网速对人尚构成限制的时候,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个人照片仍维持着数码修图的精致化与真实之间的平衡,这时网民数量有限,网络上每个ID与真人还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系列科幻短剧《黑镜》第二季中有一个故事,男主角去世后,某互联网公司搜集分析他生前发布在网上的内容,就能制作出酷似其本人的仿生人,这部剧集播出于二〇一三年。如果十年后重写这个故事,按照社交媒体发布内容复原出的人物至少在容貌上就会与本人大不相同。事实上无论是肖像画还是人像照片,其郑重性、私密性都与肖像主人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认知相关联,社会关系也使涂改肖像的行为显得不可理喻。而互联网上的身份只有关注度这一个指标,如果修图能获得点击量人们就会不假思索这样做。

《黑镜》第二季剧照(来源:douban.com)

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很多事,首先是让照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在所有拍照设备中,只有手机是人们真正需要随身携带的,数码摄影无限重拍的功能,在手机上实现了最大化。

当照片变得无限多时,平台推送才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人们不知道该看什么。在移动端社交媒体兴起之初,创业者们只是想方设法鼓励人们将随手拍的照片上传到网上,当时手机拍照效果还远不理想,不足以令人拿出来展示。以移动端拍照和分享为核心功能的Instagram(照片墙)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通过编写滤镜程序成功吸引了用户,第一款滤镜应用被称为X-Pro II,以此致敬交叉冲印这种显影技术(莎拉·弗莱尔:《解密Instagram》,张静仪译)。在胶片冲印时代,商业人像拍摄曾经广泛使用这种技术,用负片显影液处理彩色正片,获得高反差、高饱和度、粗颗粒的画面风格。后来常有人把这种效果称作“文艺范儿”“复古风”,或者“Ins风”,总之与现实保持距离感。这种滤镜也是通过丧失一部分人脸细节的方法获得美化效果,而且降低了像素,提高了上传照片的速度,正好适应十年前的网速。

莎拉·弗莱尔著,张静仪译《解密Instagram》(来源:douban.com)

摄影诞生之初曾力图对标“艺术”,当通信工具手机成为主要拍照和观看设备之后,照片对标的是语言。Instagram的成功意味着人们已经习惯省去措辞的时间去修饰照片,用表情包来表达一切情绪。在此之后各种美颜相机纷至沓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滤镜、贴纸、特效数不胜数。以滤镜打下江山的Instagram曾经为自己设置“无滤镜”标签,现在的社交媒体动辄号召用户发布“素颜”照片,结果都会变成“素颜”效果的化妆术和滤镜大展示。在越来越多的营销场景里,照片早已被滤镜挟持,汇入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洪流之中。

科技迅速发展,人性则相对稳定。契诃夫写过一篇短小的寓言《不平的镜子》,说有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能让普通人从中照见一个美丽的自己,照过镜子的人至死守着镜子不能自拔。现在我们似乎已经得到了这面镜子,自拍的动作正如揽镜自照,在社交平台可以设置让哪些人和我们共同观赏镜像,好像一切都万无一失。当我们前所未有地凌驾于影像真实之上时,却失去了不使用自己面容的权利,面容解锁时自己的样子就像无数我们不愿面对的真实一样,被轻松放逐到不知何处。

如今从人脸对比网站获得启示走向社交媒体帝国的“脸书”已经改名,但精明的扎克伯格不会放弃“脸”。拍照的成瘾性天然契合眼球经济的本质,只不过“有图有真相”的时代即将落幕,流媒体短视频也只是过渡阶段。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品由于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获得,肯定比原作更容易被人看到,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人们对原作的认识。人像照片曾是唯一的例外,作为人的复制品,一直无法取代原作——真人,主要原因大概在于,人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个性化的一种“原作”。当我们进入数码复制时代,被滤镜说服,认为复制品远远优于原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由复制品构成的世界。按照巴尔扎克的假设,如果拍摄足够多的照片,多到用完一个人的全部“幽灵影像”,这个人就会消失,只剩照片纷纷扬扬散落各处,无从知道哪一片更加真实。这个在银版照相时代无从发生的狂想,也许会发生在未来的“元宇宙”中。

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读书》新刊 海青:不“肖”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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