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左派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的“科学大战”专刊收录了最后一篇文章，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篇文章在专刊中脱颖而出，因为其作者是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他是这群作者之中唯一的一位科学家。

索卡尔随意引用了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科学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文献——包括《社会文本》的两名编辑，纽约大学美国研究学者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和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对科学知识来说，科学家们并没有特殊的权威，索卡尔十分认同这一点。正如后现代主义揭示的那样，所谓物理世界的事实，其实是纯粹的社会或政治建构。他写道，量子引力破坏了“存在”这个概念本身，为“解放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和“解放的数学”（emancipatory mathematics）开出了道路。

几周之后，索卡尔在《大众语言》杂志（Lingua Franca）上披露，他对于自己所写的那篇文章一字不信。那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但出发点确实非常严肃：为了揭露“人文科学某些特定领域”里草率而荒谬的相对主义和智识的傲慢。他的抱怨富有政治性：他担心，在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之后，进步人士面对权力讲出真理的能力会受到侵蚀。

全世界的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场骗局。保守派欢欣鼓舞，乔治·F·威尔（George F. Will）在《华盛顿邮报》上幸灾乐祸地说：“解构主义者热爱的《社会文本》这种杂志，将永远不会再被称为‘学术杂志’了。”此次恶作剧的成功，似乎坐实了人们对拿到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所有猜疑。

索卡尔的文章尽管遭到了尖锐反驳，却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深刻反思。他们举办校园研讨会，针对这些问题发表文章。如今，在西文过刊全文库（JSTOR）中搜索“索卡尔事件”，可以搜索到法律、文学、教育、数学、经济等许多领域的大量文献资料。索卡尔几乎把批判当成了副业，后来还就这一话题写了两本书。

20年后，索卡尔事件仍能引起人们共鸣。11月，乔纳森·柴伊特（Jonathan Chait）在《纽约》杂志一篇关于总统选举的文章中说，他将唐纳德·特朗普看做“一次发生在共和党身上的鲜活的索卡尔骗局”。在学者们正就特朗普胜利当选的影响进行争论时，这场骗局所造成的威胁具有了新的急迫性。关于学者如何达成真理、公众如何看待学术专家的意见以及潜在的过度怀疑等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只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在索卡尔事件20周年之际，事件当事人与一些受该事件影响的人谈了谈他们在当时和事后的想法。

艾伦·索卡尔：

1994年的春天，我看到一本参考文献——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所著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哦不，又是一本右翼学者的谩骂，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教授们如何逐渐控制大学，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洗脑。1990年代初期，这样的书接二连三出现，比如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等人的著作。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有点儿奇怪，我是一位学术左派，所以我打算读一读。我得知在学院里的一个角落里，人们要么用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要么用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来对科学内容和科学哲学进行评论，但这些人对于科学本身通常十分无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图书馆借出了格罗斯和莱维特批判的那些著作，看看他们的批评是不是公正。最终，依我的判断来看，有80%都是公正的。

艾米丽·马丁（EMILY MARTIN），纽约大学人文科学教授：

不断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在那篇文章里，他们正在攻击你。”那篇文章的语气非常轻蔑和无礼，有些伤人，因为当时对科学的研究是一个很新领的领域，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才开始发展。这门研究让人非常兴奋，学者做了很多难以置信的有趣的工作。

索卡尔：

我想，嗯，我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加入格罗斯和莱维特的批判行列，但它或许会消失在黑洞中。因此，我打算写一篇文章——既是一篇戏仿，又是一次诚然没有对照组的实验：我会将这篇文章投递给一家时兴的杂志社，看看它会不会被采纳。写这篇文章可能花费了我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投递之前，我将这篇文章给一些朋友看了——我想要测试一下，他们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看出它实际上是一篇“诈文”。结果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要么这文章是一篇戏言，要么就是我疯了。然而，我又在一些非科学家的朋友们身上做了试验，看看文章中是否有明显的露馅之处。我不希望这篇文章的破绽太明显。

我在寻找一家拥有相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杂志社来发表我的文章。倒是有几家，但并不完全类似。《社会文本》是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的。

非常感谢您投递有趣的文章到《社会文本》杂志，我们的编委会正在仔细阅读，希望能尽快给您回复。

——安德鲁·罗斯给索卡尔的邮件，1995年2月8日

希望在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方面我没有出太多洋相。正如我在投稿信中所说，在这些领域我完全是个外行人。不论如何，期待评审的评价和建议。

——索卡尔给罗斯的邮件，1995年2月8日

那个春天，《社会文本》接收了索卡尔的投稿，5月15日，索卡尔投递了这篇文章的最终稿，较之前仅有细微修改。这篇文章花费了接近1年的时间才发表。

索卡尔：

我不知道这份专刊什么时候会发表，而这次恶作剧需要保密。在此期间，我故意寻找各类借口避免和安德鲁·罗斯见面，尽管他的办公室离我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只隔了一个街区。写一篇“诈文”并在邮件中加以掩饰，这是一回事；成为一名好演员，这是另一回事……而我本身并不是一名好演员。

一小部分在我投稿前就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对我说：“我能给我的朋友看看吗，（他们的朋友）或许是一位哲学家，或许是一位历史学家，或许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们会欣赏这篇文章。”而我的回答永远都是：“可以，但你要让他们发誓保密。”看到稿件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是那时遇见了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

芭芭拉·爱泼斯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意识历史系教授：

一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朋友说，她想告诉我一件事，但我要保证保守秘密。她说，纽约大学有一位物理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声称是由一位转变为后结构主义者的科学家所写，而事实上这是个恶作剧。

她说，那位物理学家想找一位比较了解但不能忍受后结构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起共事，他/她还要是一位左派和女性主义者。他打算写一篇文章来揭发自己的恶作剧，向大家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说：“当然，算我一个。”

大卫·格伦（DAVID GLENN）（自由撰稿人，后在《高等教育纪事》工作）：

1996年2月的某一天，我在布鲁克林参加一次宴会，现场觥筹交错。纽约城市大学的一名社会学研究生也参加了那次宴会，他还是斯坦利·阿罗诺维茨项目的学生。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提及自己听说了一则传闻，有人为《社会文本》的“科学大战”专栏准备了一场恶作剧。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朋友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那时候他正是《大众语言》杂志的一名编辑，他认为这件事值得追踪。因此我又回去找到了那名纽约市立大学的研究生，但他却不肯再提供详情。

《大众语言》杂志社的某个人得知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在一张名叫《文化研究时报》（Cultural Studies Times）的季度大报上发布了《社会文本》即将发表的文章目录表。所以，我从第38大道向下步行了几个街区到达劳特里奇出版社，然后说，“你好，你们还有《文化研究时报》吗？”他们给了我一份，那上面的确有“科学大战”专栏即将发表的文章题目和作者名称清单。

有人还致电杜克大学出版社，但也忧心忡忡，因为要求一家出版社提前拿出版面样片，似乎有点不太正常。但是杜克大学出版社还是提供给了我们。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显然索卡尔的文章就是恶作剧，这也有些好笑。一旦我们确信《社会文本》上的文章已经进入印刷，不可能再被召回，我们就给索卡尔打了电话。我很紧张，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复。

波斯坦因：

艾伦跟我说，“你认为这个人是谁？你觉得他是斯坦利·阿罗诺维茨那边的间谍吗？”

索卡尔：

我担心这个游戏被发现了，文章可能不会被发表，因为一切都可能被取消。

格伦：

他说他想面对面接洽，而不是通过电话交流，这有点像间谍行为。后来，我们在纽约公立图书馆的长椅上见了面。

索卡尔：

当我和他见面时，我就下定决心，在开始的5到10分钟里装聋作哑。如果他问我那篇文章是不是“诈文”，我会说“是的，恭喜你，你非常聪明。”

索卡尔和格伦在3月29日见面。

格伦：

他非常紧张地告诉我，他希望这场恶作剧在一年内都不被揭露。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会议上被援引和讨论。

索卡尔：

人们会赞扬它吗？还是批判它？或是完全忽略它呢？有人会认出它其实是篇“诈文”吗？

格伦：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如何听到风声的，但是我一直在劝他，这个秘密不可能被长时间保守。

索卡尔：

游戏即将开始。

格伦：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简短的手稿，说他希望《大众语言》能够尽快发表他这篇自述。我们的办公室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几栋楼。我告诉亚力克斯·斯达尔（时任杂志主编）：“上午10：:30我会去和这个人见面，随后我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事情发展的情况。”但是你知道的，我走上楼梯时，索卡尔就在我后面。

亚力克斯·斯达尔：

我被整件事情震惊了。

格伦：

索卡尔把文章初稿递给他，亚力克斯坐在那里，静静地阅读。他决定，我们要利用这个周末来仔细考虑。

斯达尔：

这太让人惊讶了，如果这是我们日常就会编辑的那类文章的话，我们应该接纳这篇文章。

格伦：

当斯达尔真正介入这件事情时，他很紧张，但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要在没有获得《社会文本》的回应前就发表索卡尔的文章。

斯达尔：

当你是一名编辑时，你肯定会珍视来自作者的信任，而且索卡尔的行为在这方面造成了一些问题。这整个事情让我感觉很复杂，但是索卡尔最终还是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辩解，尽管可能会引起争议。而且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发出来，指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尽管是以这种非常手段。

时间非常紧迫。斯达尔及时地收到了《社会文本》的文章复印件，把它作为插图放到索卡尔的文章里。《大众语言》将于4月16日付印，随后立即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

那些相信物理定律是纯粹的社会约定的人都被邀请到我的公寓，尝试用我的窗户来超越这些约定（意思就是从窗户跳下去来抵抗地心引力）。（我住在21楼。）

——艾伦·索卡尔，摘自发表于《大众语言》杂志上揭露自己恶作剧的文章

索卡尔：

我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会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找到我，给我做了5分钟的采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第二天，《纽约时报》和好几家电视广播给我打电话。我拒绝了所有电视台的邀请，因为我不认为电视台能严肃对待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想达到“让我们来一起嘲笑这些教授”这种效果。我想要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

爱泼斯坦：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圣克鲁兹流传的恐怖谣言，说我是这篇发表在《社会文本》上的可怕文章的作者。除非我亲自告诉他这是真的，否则他不会相信如此恶劣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很明显，我成为了我们系的少数派，而且不仅仅是少数派，还是攻击的目标。我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里发表了一篇批判后结构主义的文章。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变成了一种圣战、一种正统学说，变成了世界主宰，而且我越是融入这种文化，就越是不喜欢它。那时候的情绪氛围和今天大选的情绪氛围类似。两边的人几乎很少对话。

马丁：

这是一场聪明绝妙的恶作剧。它揭露了某些出版物缺乏充足的编辑意识，以及几乎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堆砌的现象。然而，我们中很多人还是感觉到，大家对科学研究的目标存在着巨大的误解。

布鲁斯•罗宾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科学教授，1991年至1998年是《社会文本》的编辑之一：

我仍记得当时我在听国家公共电台，突然就谈到了《社会文本》，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你知道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一家非常小的左派文化杂志，竟突然出名了。不过它沉没下去的速度也太快了，真是糟糕。丑闻发生后我才去读了索卡尔的“诈文”，之前我从未读过。

《社会文本》原来的程序是小组内4个人都要读同一篇文章。我不记得当时的小组成员是谁了——我知道安德鲁·罗斯是其中一个，阿罗诺维茨也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应该还有乔治·雅迪斯（George Yudice），或许还有兰迪·马丁（Randy Martin），他一两年前已经去世了。

乔治·雅迪斯，迈阿密大学现代语言和文学教授：

我记得我不是很喜欢那篇文章，在第一轮讨论结束后，我同意不退回文章，暂时保存起来。当安德鲁·罗斯将这篇文章纳入第二轮讨论，想让它发表在《社会文本》的“科学大战”专栏时，我就从了小组的其他编辑的大流。（罗斯拒绝接受关于这段历史的采访。阿罗诺维茨没有回复这次采访邀请。）

罗宾斯：

他们最终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因为这是一位科学家——尽管他的表达非常笨拙，而且对自己热衷的东西不太了解——加入了论战而且似乎站在“我们这边”。索卡尔13次引证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这一点对于阿罗诺维茨来说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他是唯一一位杂志社创始元老，他比其他人都要大10到15岁。因此，如果他愿意——《社会文本》并不是一本有审阅人的期刊——如果创始人之一愿意，这篇文章就会被发表出来。

我们都因索卡尔为了选择表达观点所采取的欺骗手段感到苦恼。这样违反伦理规范是一件严重的事情……《社会文本》为培养智识追求的公开性做出了贡献，而这一点在此事件中受到了损害。

——摘自《社会文本》编辑回应，署名为布鲁斯·罗宾斯和安德鲁·罗斯

索卡尔：

这里确实存在应该考虑的伦理问题。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我所批判的亚文化已经变得根深蒂固，自说自话，大多数时候鄙视圈外人的批判，因此寻常的知识批判就被预先排除了。

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学教授：

这个地方有种温室的感觉，他们接收了这篇文章却不会把它发送给泡沫圈之外的人阅读，这些圈外人会带着更加怀疑的态度来看这篇文章。

爱泼斯坦：

对于这场恶作剧我并没有道德上的不安，因为对于我来说，必须打开一个缺口，而这是唯一能打开局面的方法。

罗宾斯：

事实上，我觉得这次事件并不涉及什么伦理问题。如果我有机会对我心中的敌人迪克·切尼（Dick Cheney）实施一次恶作剧，我也会去做的。安德鲁写了编辑回应，而出于团结一致我也在那上面签了名。我觉得索卡尔的错误在于，他将我们当成了敌人。我的意思是，我们存在认识论的差异，但是那又如何呢？

诺顿·怀斯（NORTON WIS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史教授：

我读过索卡尔发表在《社会文本》上的文章，我觉得它非常有趣。这篇文章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当然，格罗斯、莱维特和其他人都声称，做科学研究的人们陷入了他们称作的“激进相对主义”。你或许能找到极端例子，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社会建构主义者观点的基本论点。

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叶史瓦大学历史学教授：

索卡尔所揭露的是学术专业水准的下降。历史学家们去查询档案，我们也去采访别人，试图找出证据来弄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依赖二手信息。本质上讲，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大脑和一项证据之间的对抗。这就是物理学家做的事，也是生物学家做的事。这也是文学理论家做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找不到新的文件，所以他们开始盗用其他人的。

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

当然，想要对科学下手的解构主义者也大有人在。但是目前为止，那只是科学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索卡尔把文章投递到一家严肃的科学研究杂志，编辑就会识破这场恶作剧。索卡尔对于科学的想法比较古老——即科学不仅仅旨在发掘自然世界的真相，而且他成功实现了这一点。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弗罗里达国际大学人文科学和法学教授：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没有言语，就没有真相或谎言。”当然，知识是由人类的假设、预设、已知的语言和已知的方法论组成而来的。

怀斯：

你不必非得相信一种引力理论，才相信引力的存在。不论你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牛顿，你都不会从窗户跳下去，因为正处于下降状态的身体是会继续下降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无论你持的是哪种自然引力观点。在科学研究中让人们感到有趣的是，当一种观点遇到另一种观点时，其中一个何以被认为“真理”。

索卡尔：

这些文章（社会建构主义文章）经常含糊不清。比如，有些时候他们说的内容是完全相反的。一旦被批判，他们就想撤回说法，然后表示“我现在不是，而且以前也从未是相对主义者。”

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我们科学领域的人也没有那么天真，不会认为科学研究是在真空或者外太空中进行的，或者不会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我们只是认为，自己想要达到的最终结果是不受文化影响的。

的确，哪种证据才具有相关性这是由人来决定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哪些事情是证据的标准。或许这一程序还未全部走完，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文化所能决定的，这是由我们与自然的交互决定的。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康奈尔大学科学教授：

索卡尔仅仅是把研究者放在了一起。通常，这些人的知识观、研究方向和学科背景各不相同，发表文章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不是说他们毫无联系，但是把他们集合起来，仅仅将他们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把他们当做同路人，这种做法很不严谨。这已经有点儿接近于“学术麦卡锡主义”了，这种做法在学识上和伦理上都无法得到辩护。最欢喜的莫过于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这样的人，他们对美国大学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抱怨情绪，非常乐意将索卡尔的控诉编入自己的论据。

费什：

这场恶作剧给那些从未读过后现代主义文章，对德里达（Derrida）、利奥塔（Lyotard）、福柯（Foucault）等后现代主义者一无所知的人，提供了一种忽视他们的捷径。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直接调用索卡尔的恶作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抛弃他们的充足理由了。

怀斯：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科学这一边，谁是文化战士？只有非常一小部分人将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来纠正他们所认为的、正在大学里酝酿的激进相对主义。这一群体非常明显，主要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和一些数学家。基本粒子物理学家主要是寻找普遍规律和普遍原则，由此你可以推理出这个世界的详细情况。

还有老一代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物理学家，他们记得纳粹军队在街上行进、占领大学的教学楼，对于他们来说，相对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因此也和道德相对主义相联系，但又隐藏在知识相对主义之下。这种感觉在战后的美国变得相当强烈，这也是欧洲人对纳粹的回应如此无力的原因之一。

爱泼斯坦：

这次恶作剧也不全都是只针对科学研究的。它还与学术文化有关。人文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心怀壮志的人都意识到：在学术界，自然科学的命运越来越顺，人文科学的命运在走向没落。因此，让一位自然科学家站到后结构主义者阵营是多么的颠覆啊，他们懒得去认真读一读他的文章。

后结构主义的部分内容就是，年轻学者努力发展一条特殊的进路，它将文化和政治、经济对立起来。不像那些老古董的经济决定论，他们想说的是文化才是主要的。然而，1998年出现了经济衰退，2008年又出现了经济崩溃，想要证明经济不重要的确挺困难的。

索卡尔：

我确实感觉到人们对那些观点的热爱变得比以前少了，而且我觉得我算是出了一点小力。不过，主要的荣誉还是得给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抨击科学所带来的现实后果。之前不是强硬的相对主义者但同情这种思潮的学术左派，对此也做了一些反思。

朗基诺：

双方都向彼此靠拢了一些。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学者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中，对于研究的结论变得更加慎重了。

索卡尔：

安德鲁·罗斯已经不再写关于科学或科学哲学的东西了。当纽约大学研究生试图成立工会时，我和他站在了同一边，共同支持这项事业。而我和布鲁斯·罗宾斯在2001年或者2002年时成为了朋友，那时为了中东的和平，我和他一起写了《来自美国犹太人的一封公开信》给政府。

罗宾斯：

我没有一点困扰。我们现在是朋友关系。

斯达尔：

许多昔日敌对的双方后来都意识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当你意识到大学是个相对无拘无束的知识探究和自主自治的地方，那些战斗似乎就变得没那么激烈了，而真正重要的是与预算削减和政治干预等作斗争。

贝吕贝：

既然我们都在“后真相”社会，我觉得恶作剧已经有一定的紧迫性了。5年前我就开始给予他应得的评价，因为右派可以用彻底的怀疑主义来否认气候变化，或者质疑所有的科学问题。

温伯格：

我还从未从国会里的人那里听到类似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我认为，反对严肃对待气候变化的绝对是经济因素。这个问题就像是吸烟是不是有害健康，或者碳酸饮料是不是有害健康一样——这些都被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人所反对，和科学大战没关系。

施雷克：

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艾伦·索卡尔以及回应他的其他人未能意识到，这一骗局会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产生怎样的后果。这场恶作剧非常巧妙。但是，他应该对到底发生了什么给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他没有写那篇文章，事情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自己身边，学术专业素质早已受到攻击。40年来对于专家的攻击在如今达到高潮。如果你想戏谑解构主义，那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取笑气候变化就绝对不行。

贝吕贝：

有一点已经被广泛接受了，那就是目前你能在校园里做的最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关于性别与性、中东问题或气候变化的事情。我的意思是，科学家也不能被豁免。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够豁免，但是我的论点花了好些年才站住脚跟。我曾说过，对我们在学院所做之事的反智主义和怀疑的力量，即将席卷到你们身上。

索卡尔：

在美国历史里长期存在着反知识分子的思潮，他们看不起尖脑袋的教授，而且乐于找寻各种借口去嘲笑他们。这就是消极的方面。

贝吕贝：

相信希拉里在披萨店经营儿童性场所的回音室效应，要比导致索卡尔发表文章的回音室效应可怕得多。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已经不是“认知闭合”了，而更像是彻底的蛮不讲理。

施雷克：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种难以置信的反智主义时期，这很危险。

（翻译：汪云琪）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