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春波

昨日，我的朋友圈被一篇名为《华为之熵 光明之矢》的文章刷屏了。

初读一遍，感觉作者以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任正非与华为，颇有新意，且立意高远，如作者所说是“目前为止对华为发展之道最不为人知的一个视角。”有醍醐灌顶之感：噢，原来如此！

但仔细阅读几遍之后，疑惑渐多，随之进入迷惑状态。在此，作为蓝军中的一个“蓝人”，提出两个问题，与作者商榷，并求教于作者。

第一，任正非的经营管理理论的源头真的是来自三大定律吗？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鲁道夫·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薛定谔的生命活力理论（以下简称“三大定律”），并得出结论：这是任正非管理理论的源头。进而论证：任正非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为视角，由生命活力理论诞生了厚积薄发、以奋斗者为本和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耗散结构理论诞生了开放合作。

这一论断犹如幼儿园老师常讲的牛顿老爷爷与苹果的故事，苹果的落地让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理论；冥思苦想的任正非看到了三大定律，恍然大悟，于是一套管理理论横空出世，成为 “光明之矢”“任正非之矢”。

如此的描述，故事性很强，有很强烈的现场感和传奇色彩。但是，并没有自圆其说，也没有形成闭合的结论。

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作为功利性很强的企业管理理论尤为如此。长期的管理实践是管理理论的土壤，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任正非的理论来自于管理华为的艰苦卓绝的实践，在实践中的探索，在失败中的煎熬，在成长中的总结，在四处碰壁后的修正。任总讲“从泥坑中爬起来的人是圣人”，圣人不是来自苦思或顿悟，而是出自“泥坑”，这个“坑”就是华为苦难辉煌的实践。实践滋生了理论，实践验证了理论，实践修正了理论，实践也提升了理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企业管理实践是企业管理理论的活水，也是后者的源头。

任总认为：“没有正确的假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方向，就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就没有正确的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这段话应该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解释。

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在自我批判中进步，在自我优化中成长，在“顶层设计”中卓越，可以讲是华为成长壮大的四部曲，也是任总管理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与路径。这一点，在任总2011年的文章《从“哲学”到实践》一文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

如果读一下任总的早期文章，不难发现，“开放、机制、活力、活下去、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早已论及，只不过是说法不同，如“不让雷锋吃亏”不过是“以奋斗者为本”的一种形象表达，那时，相信任总并没有读到过三大定律。

对任总讲话及公司文件稍加检索，就不难发现，“以客户为中心”等三句话正式形成于十年前的2007年。当时正值公司成立二十周年，任总在各体系奋斗表彰大会一系列讲话中正式提出。而彼时，任总是否与三大定律相遇，问一下那位送书的教授即可。在此，并不否定三大定律对任总的启示，也不否定任总运用熵增理论在华为管理中的实践，但问题是要搞清何是源头，何是长河，何是本，何是末。

还有一点，任总的管理理论涉及面很广，有些确实与作者所述理论有异曲同工的关联，更多的理论与后者几乎没有交集。如灰度理论，其源头来自于哪个定律？

提示一下，如果哪位套用作者的标题，写一篇《华为之美 任正非之灰》，或许是很有价值的文章。

第二，任正非真的是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的懒惰吗？

作者在探究了任正非的管理理论源头之后，又提出一个新的命题：

“人的本性是贪婪懒惰和安逸享乐的，如何让人们长期艰苦奋斗、激发出生命活力？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正是任正非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第一个命题还可以商榷的话，那对于这个命题本人无法认同。

第一，“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这句话非常令人费解，其理解难度远远超过上述的熵理论。贪婪与懒惰，是复杂人性中的类同的表现，两者具有包含关系，懒惰难道不是贪婪的一种表现？反言之，贪婪难道不包含懒惰吗？作者在不界定概念的前提下，就直接提出观点与结论，不是一种严谨的研究态度。

第二，作者提出了“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的结论，但并没有解释贪婪是如何驱赶懒惰的机理，其间看不到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如果没有研究假设，没有对自变量、因变量和媒介变量内在关系的揭示，没有信度和效度的验证，将研究假设直接作为研究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如果这种实证研究确实有难度，最起码可以列举系列的现实案例，来证明任总在现实中是如何“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的。很可惜的是这些工作作者都没有做。

第三，这一结论的前提是人性是贪婪的。这没错。但古今中外的对人性本质的探索，不管是X理论，Y理论，还是Z理论，不管是性善说，性恶说，还是无善恶说，这些人性假说都没有否认：人性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而作者置人性善的一面于不顾，仅仅把人性的贪婪作为驱动因素，是有失偏颇的。我们无法否定人性的贪婪与懒惰，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在现实中可验证的；同样，我们也无法否定人性理性、成就感、使命感、责任感、价值感与志愿者行为、社会公民行为等，因为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在现实中同样也是可验证的。或许有人认为：成就感、使命感等也属于人性贪婪的范畴，那只能重新回到贪婪概念的定义，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上。建立在概念不准确基础之上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请问作者，写这篇文章，如果是非职务行为，驱赶您点灯熬夜、苦苦思索的是个人的贪婪吗？本人牺牲休息时间，冒着得罪人甚至被骂的风险，写这篇商榷文章，又是出于何种贪婪？

第四，从管理原理上讲，企业管理确实是基于人性的，但它是基于人性的两面，而不是一面。其基本机理是：激励人性的正能量，约束人性的负能量，由此把人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导向企业的长期战略和短期目标，从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其中的关键不是“驱赶”，而是激励、激发与激活，而约束也是激励，只不过是“负激励”。

第五，“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的结论，既不能回归华为的实践，也无法解释华为的现实。如作者所讲，“任正非的思想源头摆脱了商学院式的理论框架，仿佛黄河源头的九曲十八弯，既有观察现实世界、不断实践的人性感悟，也有横贯东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洞察。”任总确实是人性大师，也是激励大师，更重要的是自我激励大师，但做到此，是基于他的贪婪吗？公司基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设计，也仅仅基于人性的贪婪吗？从1996年的市场部集体大辞职，2003年的集体自愿降薪，2007年集体辞职竞聘上岗，到“蚊子龙卷风”“牵手”等的枪林弹雨中成长，也是基于公司奋斗者群体的贪婪吗？从十六年前的市场部将士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到最近的2000位研发将士出征，是源于他们的何种贪婪？公司三十年的苦难辉煌的成长与发展，真的是源于“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吗？本人认为，这一观点是对任总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误读，也有失对公司奋斗者群体的基本尊重。

第六，“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的结论，也忽略了华为核心价值观、组织氛围、内在机制与管理体系的作用。任总对公司驱动力的问题早已作出了准确的回答：“什么驱动力使华为成功，我认为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描述的利益驱动力，驱动了全体员工的奋斗，是一场精神到物质的转移，而物质又巩固了精神力量。我可以告诉你，释放出我们十一万员工的能量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近廿年来，华为不断推行的管理哲学对全体员工的洗礼。你身上的小小的原子核，在价值观的驱使下，发出了巨大的原子能。 ”（引自任总《从“哲学”到实践》）

文中作者提出：“当作者把熵-生命活力-耗散结构一一解读之后，从厚积薄发到开放架构，从人力资源的水泵到炸开人才的金字塔，一切仿佛都豁然开朗。”

很遗憾，认真研读此文，本人并没有“豁然开朗”，反而有诸多迷茫。

文章的解读视角确实很新颖，华为“活力引擎模型”颇具新意，对企业领袖管理哲学及企业实践的深度解读，必须回归真实，回归本质，回归本原，回归朴素，回归简单，回归常识。其实，这也是任总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但感觉本文的深度解读，很玄，也很炫。

如有机会，很想与作者进一步探讨。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作者吴春波，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著名管理学家，华夏基石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