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锌财经 路世明

编辑|大风

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印度执法局日前再以“反洗钱调查”为由拘捕多名vivo 印度公司高管，有消息称被扣员工包括vivo印度公司临时CEO和CFO。对此，vivo一位发言人表示“深感震惊”，称印度当局“最近的拘捕行动表明骚扰行为仍在继续，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不确定性”。

据悉，今年10月，印度金融执法机构也曾以涉嫌洗钱为由逮捕vivo员工。

这不是中国手机厂商第一次在印度遭遇麻烦，自2020年印度加强对中国企业投资审查以来，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在内的多家中国手机厂商，均遭到印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

事实上，抛开中国手机厂商，多年以来，全球不少知名企业都在印度有过被“洗劫”的经历。在联邦制度、税收体系复杂、保护民族工业等众多因素下，印度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外资坟场”。

但是，单从手机产业的角度来看，在巨大发展空间、去库存的诱惑下，中国手机厂商仍然难以放弃印度市场。

华米OV，印度历劫

2020年4月17日，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发布了对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自此，印度政府开始了对中资企业的持续限制，而在印度发展迅猛的中国手机厂商们，成为了“主要目标”。

去年1月5日，印度财政部在印度政府新闻局发表声明称，印度税收情报局已向小米科技印度有限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小米印度公司补缴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之间遗漏65.3亿印度卢比（约合5.60亿元人民币）税款。

印度财政部给出的理由是，小米印度公司在进口价值申报中，没有将其向美国高通公司和北京小米移动软件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和特权使用费计算入内，压低货值，违反了印度的《海关法》。

换句话说，印度当地税收部门认为小米的产品值多少钱，就得按多少钱来交税，至于营销费用增长、线下渠道补贴加大导致的亏损问题，他们并不关心。

作为中国手机厂商的代表之一，小米突遭印度查税，这则“爆炸性”消息很快便引起了国内热议。但就在舆论还未结束之时，仅隔一个月的时间，华为又遭到了“洗劫”。

去年2月15日，印度税务部门以涉嫌偷税漏税为由，对华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古尔冈及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的多处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据了解，搜查人员不仅查看了公司的财务文件、账簿、公司记录、华为的印度业务和海外交易资料，还带走了部分文件。

在华为“严格遵从当地所有法律法规”的回应下，人们以为这场风波会就此打住，但显然，中国网友们低估了印度的“整活”能力。

去年4月，印度政府通过了《特许会计师、成本和工程会计师及公司秘书（修订）法案》，这被视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在该法案通过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手机厂商遭到了印度的多次调查。

其中，vivo因被指涉嫌“洗钱”被冻结119个银行账户，总金额达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86亿元），要解封还得向银行提供95亿卢比（约合8.01亿元人民币）的担保。还有OPPO，也被指存在逃避关税439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7.18亿元）。

不止华米OV，包括传音、一加、真我等中国手机制造商，近年来在印度均遭到了所谓的“调查”。更早之前，中兴也曾遭到印度方面的搜查。

作为印度手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手机厂商们为印度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印度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这场“查税风暴”的掀起，让“外资”对印度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恐惧了。

专坑外资，已成传统

之所以讲“更加恐惧”，是因为印度市场一直存在“关门杀猪”、“雁过拔毛”的糟糕传统。

不止是中国手机厂商和其他行业的中国企业，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和国家，印度都是“一视同仁”，不少欧美行业巨头在印度也有过类似被“调查”、“罚款”的经历。

比如说2013年罚诺基亚2.56亿美元、2016年罚微软1.7亿美元、2019年罚亚马逊350万美元、2021年罚了沃尔玛13.5亿美元、2022年罚三星2.12亿美元......为此，欧美还特意发明了一个专属词汇“税收恐怖主义”，即通过法律手段，恐吓跨国纳税企业支付不合理税收的行为。

抽丝剥茧，印度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传统”，首当其冲的因素就是对外商缺乏“信任”。

对于印度这个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肯定是很希望外商入印投资的，毕竟外商能够带来大量就业、税收与制造业的繁荣，能够帮助印度大幅提升经济。但是，印度又很担心外资对印度的民族工业造成打击，更担心外资做大后把利润输回投资国，那样印度可就“亏麻”了。

所以为了保护本土企业、利润不流失，印度需要通过各种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建起“隔离墙”。但是这种缺乏信任的心理，在防止利润流失的同时，也挡住了外商入印的脚步。

其次，印度极为复杂的税收体系，也是造成“罚款”传统的重要原因。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个邦有自己的法律和税收。以商品和服务税为例，在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统一征收，但在联邦制的印度，中央和地方都各自征收，这也给了印度地方查税的权限。

这种混乱的税收制度，导致部分印度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便会习惯性地选择“薅”外资企业的羊毛。

在这两个主要因素下，印度政府多年来屡屡对外资企业出手，导致诸多外资企业对印度谈虎色变，已对印度的商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2022年有“针对性”的调查中国企业后，更是彻底让印度的商誉破产。

据印度储备银行统计，2022-23财年印度吸引外资总额为710亿美元，相较2021-22财年创纪录的848亿美元下降了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减少27%至416亿美元。据悉，这是印度近10年来吸引外商投资数据首次下降。

恶行自有恶果，印度外商投资方面的“历史性转折”，并不让人意外。

山中有虎，偏向山行

尽管印度调查行动不断加强，但国内手机厂商们依旧不会放弃印度市场，就连一度宣布撤出印度的荣耀手机，今年也有了重新回归的新计划。

今年10月，荣耀印度官方负责人Madhav Sheth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荣耀目前正与印度的三家合同制造商进行谈判，预计2024年初，在印度生产荣耀手机。并在印度投资40亿卢比（约人民币3.5亿元）用于在印度建立运营和分销网络。”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手机厂商为何如此执着印度？因为印度是一块洼地，是一个可以让手机厂商们重拾高增长的地方。

2022年3月，印度人口达到14.1565亿，正式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此外有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智能手机用户数为6亿6030万人，但是其渗透率仅46.5%。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极低的智能手机保有率，赋予了印度手机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

反观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在2016年、2017年创下了出货量巅峰后，消费者换机周期越来越长，行业市场规模整体也逐渐萎缩。随着市场的饱和以及竞争加剧，国内手机厂商们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向有增量空间的海外市场。

一边是缺乏，一边是饱和。瞅准这一机会，中国手机厂商们早早便涌进了印度市场进行布局。数年发展下来，如今中国手机厂商们已经瓜分了印度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

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数据显示，随着市场逐渐复苏，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在2023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达到4300万部。

其中，三星在第三季度以790万部的出货量保持了第一的位置。小米升至第二，出货量为760万台；vivo排在第三位，出货量为720万部；realme和OPPO（不包括一加）分别以580万和440万部的出货量位居第四和第五。

在巨大市场空间的“诱惑”之外，国内手机厂商们进军印度，也能够更好地“去库存”。

由于国内的竞争太过激烈，厂商们的产品跟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太快，因此容易导致部分元器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从而出现库存。发展像印度这样手机产业不成熟的海外市场，也意味着华米OV能够更好地减轻库存压力。

此外，手机作为眼下核心的智能终端，也能够带动厂商们一系列IoT设备的发展。

既要被不断“洗劫”，又不得不把握“未来”，印度成为了中国手机厂商又爱又恨的存在。但无论未来如何，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切问题都会迎难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