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文系在中国大学学科建制中的风光时刻。看似光鲜，其实和时代背景与其内在品质有关，这点作者有着清醒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技对人文学的重要影响，中文系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如何调整自己，保持学科与思想文化互动的活力，进而重新出发，是有学科担当意识的学人必须思考的问题。陈平原的文章兼及国内外汉语言文学系共同的问题，代表了当下学人的困惑与不甘。

《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

文 | 陈平原（《读书》2024年1期新刊）

人文学者喜欢说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实则很大程度受制于大环境——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放长视线，具体学者，小困难可以自己克服，若碰上大运势，个人无能为力，只能在观察、思考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我不太相信有哪位著名学者或思想家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若真的时运不济，能独善其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无论回忆或畅想，都有个时间尺度问题。太过“古老”或无限“遥远”，都不是讨论问题的最佳入口。我更愿意在可审视、可明察、可把握的视野中，讨论“过去”与“未来”。若这么定位，三十年或许是个比较合适的尺度——也就是一代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时间。

现在就以“三十年河东”的视野，来谈论中文系的远虑与近忧——涉及国际政治、科技进步、学院文化以及具体的研究策略。

01 大时代与小学科

十一年前，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主要讨论五个话题：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结论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大概是念现代文学的缘故，我相信前路茫茫，既是坟墓，也有鲜花。”

又到了转折关头，只好先“瞻前”，再“顾后”。最近两三年，我多次在演讲中回望全球化时代及其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及其日常生活。从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到二〇〇一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标志着中国的产业（乃至文化）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再到二〇二〇年中美对抗加剧，叠加三年疫情，全球化之路变得波诡云谲。这个并不遥远的“大趋势”，无时无刻不制约着我们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

从事学术史研究，审视前辈的足迹，不能只局限于国内政治，还应牵涉国际环境——前者往往与后者互相勾连，密切相关。不仅谈论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关口，而且将其放置在冷战大背景下来思考。十年前我在港中大教书时，曾撰写《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仔细辨析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及中国的独特位置、冷战背景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崛起、不同国家/地区的中文系怎样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变迁等。最近两年，我也不止一次做题为《冷战背景下的文学史建构——以王瑶、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的专题演讲，那是集合我好几篇文章而成，比如收入《小说史学面面观》（三联书店二〇二一年版）中谈普实克与夏志清二文，还有我讨论王瑶先生的诸多文章。如此选题与立意，当然是别有幽怀，不仅指向历史，而且关涉当下。二〇二三年春季学期，我在北大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第三讲“冷战时期的文学史建构（五十至七十年代）”，进一步扩充论述对象，掘发许多学者/著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幽思。之所以一再致意冷战背景下东西学人的尴尬处境与隐微心思，是希望给年轻一辈提供借鉴，以回避各种随时可能出现的陷阱。

以我很不专业的推测，今日世界，既不可能完全倒回冷战时代的铁壁铜墙，也迥异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前些天为一位老学生著作写序，感叹个人的天资与勤奋，必须有时代的大环境相配合，否则很难顺利绽放。“随着国际形势变得波诡云谲，地球村的愿景逐渐消逝，下一代中国学者的路能不能越走越顺，国际交流与合作到底该如何展开，目前谁也说不清。”

02 从换笔运动、数码时代到ChatGPT

在中国语境中谈学问、学科与学人的命运，原先主要考虑政治（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突出经济，如今还得添上科技的因素。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科技迅猛发展，彻底改变百姓的日常生活，谈论人文学的轨迹与进路，无法回避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很具体的例证，那就是个人电脑普及，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

我是一九九三年开始使用电脑的，启蒙老师是著名哲学史家庞朴先生。庞先生那年六十五岁，早已功成名就，可迅速迷上了电脑。朋友中有谁需要安装、调试或使用个人电脑的，一个电话，他马上骑自行车上门指导。那年头，北大晋升高级职称，外语成绩之外，还得考电脑知识——包括IBM的历史，DOS系统的使用，以及你的中文输入速度。当初称之为“换笔运动”，参与者无不意气风发，也确实使得文人及学者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发生巨大变化。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换笔运动的后遗症，那就是读书人彻底远离毛笔与宣纸的古典时代，也不再有保存或研究手稿的习惯了。

不同于换笔运动的润物细无声，网络时代的来临，更像是疾风骤雨。二〇〇〇年我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其中有一段，今天读来仍觉惊心动魄：

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人文学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变革，谁都希望尽早洞察大趋势，以便趋利避害。可实际上，科技进步这匹狂傲的野马，其驰骋方向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初谁也预测不到，还将有比网络检索神奇百倍的ChatGPT出现。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发布，当即引起全球各界强烈震撼，其冲击波至今没有消停或减弱。人文学科同样感受到这一巨大冲击，朋友们纷纷上网测试，有不以为然的，也有搁笔长叹的，更多的是陷入沉思。

科技进步以及产业奇迹每年都有，但这回很不一样，相关报道让人胆战心惊。具体到不同职业，比如教师及医生还有没有存在价值，艺术家会不会被取代，人工智能技术多大程度影响人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众多讨论明显带有自我抚慰性质。若真的如OpenAI研究人员预估的那样，“受影响最大的职业包括口译员和笔译员、诗人、词作者、公共关系专家、作家、数学家、报税员、区块链工程师、会计师和审计师，以及记者”，那毫无疑问，中文系的处境相当危险。若你交叉质询ChatGPT：“你对人文学科有何影响？”闭着眼睛也能猜到，回答必定是利弊参半。其中最直接的陷阱是，当写作可借助ChatGPT完成时，人文学的价值骤降。也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从技术上看，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改变了写作，但它们无法模仿人文学科的创造力、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郭英剑）这点我相信，问题在于，能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写作的，实在是少而又少。在这个意义上，从网络时代担忧的“写作与编辑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到ChatGPT的直接生成各类你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学教育或学术训练，这对人文学来说，绝对是巨大的灾难。

当然，若不是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而是着眼于个人修养以及气质形成，比如阅读经典的能力，洞察世界的幽微，理解人生的苦难，培养人性的高贵，所有这些确实是ChatGPT所不具备的。在广州举办的二〇二三“书香岭南”全民阅读论坛上，我被要求谈论“我们未来的阅读与创新力”，当初的报道是：

“在一个科技进步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全民阅读很可能是‘为己之学’。”陈平原认为，当下的全民阅读有别于职业培训，阅读是为了自己的修养、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自己的生活充实。三十年后的阅读将变成什么样？陈平原提出了自己的畅想：“只要三十年后人们还继续读书，就应该多读‘无用之书’。三十年前计算机考试的教材是‘有用之书’，如今早已被淘汰。但三十年前读过的那些文史哲的‘无用之书’，却深深留在了人生里。因此，全民阅读应该提倡多读‘无用之书’，多读跨职业、跨学科、跨媒介的书。”

可这样的回答，能让心存疑虑的读者释怀吗？我实在没有把握。所以，我不敢如乐观者所言：“ChatGPT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人文学科的不可替代性。”

03 校园内外的中文系

转念一想，也许是我过虑了。因类似的警世恒言，并非第一次出现，既不能不听，也不能太信。比如，五年前我还听过比这更令人振奋，也更让人担忧的科技预言。

那是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科学家大胆预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口不用工作；三十年后人类可以实现不朽。我的直觉是，若这三大预言全都实现，世界将变得更加动荡，人类未来更为堪忧。看到我首先忧虑这百分之八十的闲人/废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说，全都改学文学艺术，很优雅的。真有这等好事吗？若有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完全无用，生活的意义何在？还有，若医学真的能让某些人不朽，那么谁来决定每个人寿命的长短，以及人类的新陈代谢如何完成？没有了死亡这个大限，整个人类的智慧及伦理全部都得重构。

回到眼下，人类未来与学科前途，远虑与近忧，我们都得关心。这就回到大学校园内，各院系之间的楚河汉界以及利益纷争，那更是迫在眉睫的难题。我曾专门撰文，主张从“学科文化”角度看“大学”，主要观点是：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当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

具体到我们长期学习、工作、服务的中文系，在当下中国，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我曾专门谈论这个话题，引起很多同道的感叹唏嘘（陈平原：《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中华读书报》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外有世俗的薪酬比较，内有大学的经费分配，中文系为代表的人文学处境其实很不妙。作为个体的学者，你可以完全不顾世俗偏见，心无旁骛地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可若顾及学科的发展以及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你又不能不有所反省。多年以前，我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慷慨陈词，而后写成《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收入《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且将其置于篇首，以凸显我对这个话题的关切。

两年前，北大中文系纪念建系一百一十周年，我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其中谈及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文化及精神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对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很多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这是一种溢出的效应，也就是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你仔细看，它的老师及学生，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正因如此，谈各名校中文系的业绩，不能只看学科排名，甚至也不应局限于教育史或学术史，适当的时候，还得将目光延伸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过去这样，希望以后也能如此。演讲博得满堂掌声，莅会的北大校长也起立鼓掌。但我知道，并非每个领导或学者都认同我的观点，只是公开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生闷气好。

04 四说“三足鼎立”

这篇文章的题目，原本为《中文系的困境与机遇》，最后删去“机遇”，突出了“使命”。为什么？因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偶尔说到困境，马上话锋一转，称“危机”就是“转机”。其实很难的，由危机四伏转变成生机勃勃，这样的机遇不能说没有，但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关键词一般在最后，原题很容易一转而为光明在前，成绩为主。其实，寻路的关键，在明白陷阱何在，才不会落入大话套话。

最近这些年，我的论述策略是：对外，大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对内，不断自我反省，勤练内功，努力提高中文系的竞争力。十多年前，我撰写《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其中有这么一段：“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这里所说的“情怀”与“心境”，包括努力为我所安身立命的中文系，寻找困境中的出路。落实到操作层面，我设想了四种“三足鼎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完善。

第一个三足鼎立由来已久，起码有将近百年的历史。若着眼于学科建制，一九五九年北大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古文献专业，并交给中文系统管，至此，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才正式形成。可实际上，自一九二五年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范围，就不是纯粹的“文学”，还包含“语言”及“文献”。关于这个话题，我在《“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以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中有专门的论述。在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学科目录中，目前这三大专业同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相互支撑的同时，也在各自拓展视野及领域，比如语言学专业积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古文献与历史学结盟，文学专业则扩展到电影、戏剧等艺术学领域。

第二个三足鼎立，指的是古典研究、现代研究与跨文化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到底该如何配置资源，补齐短板，寻求突围方向，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北大为例，八十年代创建比较文学学科、九十年代突出传统文化研究、二〇二二年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成立，都是有感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二〇二一年我给北大校长写信，提及如何集合跨学科的力量，从整体性和长时段的视野对“现代中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是有感于最近二十年来，北大更注重古代中国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术建设，相对忽略了“现代中国”，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方面均相对滞后。我以为，应从战略上并重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跨文化研究，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北大的历史责任。

第三个三足鼎立，说的是研究中如何兼及文字、图像与声音。十年前撰写《“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某种意义上，是意识到时代思潮及技术手段的变迁可能导致中文系转型的一种对策。延续以前的研究，当然也可以；但引入新的视角及思路，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是中文系教授，并没有受过美术史方面的专业训练，谈“读图”其实有点越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增订版刊行并大获好评后，我在答问中谈及：“只靠文字来传递知识与情感，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字越来越面临图像以及声音的挑战。”二〇二三年五月，商务印书馆推出我的《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着重讨论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跟“报章”与“学校”结盟，促成了近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学问、文章的变革。该书出版后引起关注，上了好几个好书榜，九月十六日，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主办“跨媒介视野中的现代中国”工作坊第一期，更是以“有声的中国”为题，讨论声音研究的各种可能性。在保持中文系师生擅长的“解字”与“说文”的同时，关注图像与声音，那样有可能拓展我们的思考与表达。我相信，追随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进步、媒介的转型，以及读者/受众能力及趣味的提升，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扩容与升级。

第四个三足鼎立，说的是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三合一。前两者乃大学校园里的常规动作，有明确的评价标准，也有制度性保证。至于社会实践/服务，中文系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极少专利可以转化；也迥异于社会科学，不以智库见长。我们的走出校园，有贡献才华服务社会的意味，但也与自身学识与修养的提升大有关联。换句话说，这里的社会实践，并非外在的添加，而是内在于我们的教学与研究。这或许是人文学的性质决定的，读书、读人与读社会并重。我曾依自己的趣味，改一副老对联：“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