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小满和妈妈春香生活在深圳。她是大厂女工，妈妈在办公楼当保洁员。她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也生活在同一本书里。《我的母亲做保洁》是张小满的写作，记录的是春香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她说，写作是“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张小满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这样做的。她也曾“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而后来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在深圳，保洁员阿姨都是谁？来自哪里？无数个春香肩负的是怎样疲惫的日常和沉重的负担？张小满写道，母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一年年过去，做清洁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维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资略高一点的水平。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对清洁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忙碌，重复做着机械性的动作，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相比都市白领，他们更是一群真正用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

《“挂在树杈上”》（节选）

撰文 | 张小满

有很多细节可以让你一眼辨别出在大街上碰到的阿姨是一位保洁员。她们的头发常常用发网兜住，盘在脑后；她们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驼背；她们喜欢穿比身体大一号的长袖长裤，有时候直接穿着工服；她们总是走得很匆忙，有些还能明显看出腿脚不灵便；来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她们都说方言，面对陌生人更加细致的问询很谨慎；她们有一张疲劳的面孔，伴着黑眼圈和蜡黄的面色。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位于深南大道上，是一片综合建筑群，于2013年开盘。这片建筑群包含两幢办公楼，一座酒店，两幢商务公寓，还有一个大型商场。

负责将人们运到写字楼各个楼层的电梯分为三种：货梯、客梯和贵宾梯。这是这栋大楼里人群阶级划分的隐喻，干体力活的走货梯，白领们走客梯，商界、政界要人走贵宾梯。

保洁员们没有权限乘坐白领上班时用的客梯，只能乘货梯。货梯的轿厢四壁被复合木板保护着，上面涂画了各种笔迹。连气味都不一样，带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电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伴随着轰隆隆的噪音。很明显，这是一部专供像我母亲一样“做工的人”乘坐的电梯：保洁员带着拖把、水桶，快递员抱着摞得比自己脸还高的包裹，拉货员推着装满物品的推车，修理工背着工具袋……他们经常挤在一起，等着各自要去的楼层，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焦急。

保洁员没有权限乘坐客梯，但货梯则对所有人开放。尤其是下雨天临近上班打卡的时间，客梯太过拥挤，白领们便在客梯入口处打完卡，转头乘货梯。他们手中拎着雨伞和早餐，人太多的时候，早餐就可能会被挤瘪，跌在地上，鸡蛋破碎，粥洒满一地。

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哥坐在轿厢里侧的凳子上，专门负责开电梯。母亲称他为“电梯司机”。每当有人进来，他都会面无表情地问一句：去几楼？得到回复后，帮忙按下按钮，便低头刷短视频。他一天有12个小时得待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跟着电梯轿厢上上下下。我陪母亲去工作的次数多了，他便认识了我，表情也变得柔和了很多。每次我们进电梯或出电梯的时候，大哥都会调皮地伸出手，并说一句“请上车！”或“请下车！”，仿佛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顶级豪车。

这辆“顶级豪车”也会偶尔出故障，“说坏就坏”。一次，母亲正和保洁员老刘一起乘货梯下负一楼停车场开会，“哐当”一声巨响，电梯停在了十三楼，一动不动。母亲、老刘以及开电梯的大哥三人面面相觑，还是老刘机智，赶紧给经理打电话，紧急报修。一会儿，专门给写字楼维修电梯、穿着深蓝色工衣的“工程师”小哥用工具打开了货梯门，母亲和老刘在他的帮助下转乘客梯下楼。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母亲感到害怕，后面就见怪不怪了。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母亲所在的保洁员班组加上大经理和副经理共38人，其中只有8名男保洁，剩余28名都是女性，平均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男保洁负责写字楼外围卫生，女保洁负责大楼里的楼道、厕所及电梯卫生。母亲在写字楼做保洁，打交道最多的除了班组内的人，就是维修工了。这些全员男性、年龄在三四十岁的维修工们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物业公司为他们租了小区房做宿舍。母亲经常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他们，有时候还看到他们在天台上嗑着瓜子喝啤酒。

写字楼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坏的，而保洁员们遇到的突发情况就更多了：水龙头像泄气了一样说不冒水就不冒水；被堵塞的马桶，漫出臭烘烘的粪水；被按压多次的洗手液阀门垂头丧气；门锁不听使唤，无法开关；墙顶漏水，地板渗水，墙皮脱落；空调在夏天吹热风或干脆罢工……这时候，保洁员们需要用“报修”的方式来挽救灾难现场。

“报修”有严格的流程：保洁员报给经理，经理报给甲方物业，物业在系统里下单，维修工人收到下单的提示才会去现场查看、维修。如若不走流程，无论情况多紧急，维修工们都会视而不见，不理会保洁员们的请求。报修从轻到重分好几个等级，保洁员们报修的时候，都按最严重的“加急”等级来报，如若不是“加急”，维修工们便慢慢悠悠。可是，所有人都报“加急”，便意味着没有“加急”。有一次，一位维修工小哥跟母亲说：“阿姨，你别在周末报修，我们周末也想像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样，休息一下。”母亲表面上同意了，但什么东西要坏之前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遇上紧急情况，还是得“加急报修”。修理完，被污染过的环境，遗弃的垃圾仍旧是保洁员来处理。

周六、周日是保洁员的大清洁日。

工作日不方便清洗的贵宾梯红地毯要洗干净、晾干，在周日晚上铺好。贵宾梯是专门接待贵客用的，马虎不得。大楼的外墙、地面要用高压水枪冲洗，墙缝、地缝里冲洗不掉的污渍要用刮刀刮干净，或者直接用手去抠。写字楼大堂里的琴叶榕叶片要用毛巾一片片擦干净。大楼里五十二个洗手间要重新清洗一遍，工作日时只需要哪里脏了清洗哪里。

做这些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阿姨。母亲有一位同事姓皮，她的名字常被其他保洁员调侃，因为谐音近似“疲劳女”。阿姨倒是很乐观，她说，名字是我老妈取的，又不是自己选的。有一天，母亲感叹：皮××，疲劳女，我们都是一样啊。

皮阿姨五十六岁，江西吉安人，比我母亲还大两岁。2021年春天，她被小姑子带到深圳来找工作，之后就没回去过。在老家的儿子和老公说:“你连家都不要了。”阿姨解释说，没能回去主要还是因为疫情，行动不便不说，还耽误挣钱。来深圳之前，阿姨在老家帮人采茭白，一天挣150块，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脚得了风湿。再之前，她在九江一家饭店做刷碗工，一个月2200元，阿姨刷了四年。

眼下，除了写字楼这份活儿，她还另兼了一份保洁工作。下午5点半从写字楼的岗位下班后，6点又赶到另一处地点工作至深夜。皮阿姨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开会的时候总打瞌睡，经理批评她：“你要钱不要命哦！坐下就打瞌睡。”阿姨在睡梦中弹起来，醒了。她很瘦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因为缺少休息，她病过一场，好几天都没能来上班。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她说，儿子没念大学，在老家刷漆，还没娶上老婆；老公还在老家的工厂里，她因为年龄过了五十五岁，厂里不要了，才来深圳。

皮阿姨负责写字楼大堂的地板清洁，虽然只需要负责一层楼，但面积也有三四百平米，且人来人往。甲方要求，地板上不能看出有脏印。一个周日，阿姨正在拖地，一队装修工拿着梯子进来了，要修理大堂损坏的灯泡。刚拖完的地板上，赫然冒出两大排脚印，阿姨只得重新去洗拖把，再拖一遍，反反复复，不断地弯腰拖地，用毛巾擦拭，陷入无边无际的忙碌中，没有一点空隙留给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

写字楼大堂的落地窗前有一个巨大的人造景观：四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孔雀落在一棵古老又雄壮的树上，地板上还蹲着两只。树下有一个大水池，水池边有热带绿植，营造出一种西双版纳风情。

这棵“孔雀树”已经有些老旧，孔雀是塑料做的，树干是石灰加褐色的涂料，树叶也是塑料片。打扫孔雀树的是来自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她是母亲所在班组年龄最小的阿姨，四十九岁，但出来打工已经二十二年。2000年，她跟着老乡一起进厂，东莞、深圳都待过。芙蓉阿姨上的是下午班，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上午半天，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的食堂帮厨，一个月能挣4000多，两份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有7000多块。

我问阿姨怎么看待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阿姨笑笑说，其实没挣到钱。

阿姨虽然只有四十九岁，但孙子已三岁了，儿子一家在攀枝花，日子过得尚可。“孔雀树”一个礼拜打扫一次，主要是擦树干和拖孔雀台（树下面的地板），羽毛上的灰尘掸一掸就可。“这棵已经老化了，可能过段时间要换新的来。”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母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在母亲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过她的工作现场。那时，我与母亲的同事进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从未觉得我与他们会产生深刻联结。

2013年夏天的一个暑假，我去母亲工作的钒矿看她。母亲的主要工作，是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了盐、碱、煤后，再铲上分流盘。十四个盘子，上下各七个。按顺序，从头到尾，反反复复。“我都是用膝盖顶住铁锹往盘子上倒，每铲一下，都像是磕一次头。人家说，我磕头一天磕到黑。”工钱按处理的矿渣车数算，一车四百五十斤，从车上铲下来一次，再从地上铲上去一次。母亲经常一天铲六十多车，五六万斤矿土。晚上睡觉时，她甚至无法侧身。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

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

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

一年年过去，做清洁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维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资略高一点的水平。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对清洁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忙碌，重复做着机械性的动作，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相比都市白领，他们更是一群真正用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

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我的母亲做保洁》，标题为编者自拟，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内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