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冬季达沃斯论坛组织方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以及之后的数篇文章都指向了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全球经济在各大经济区域层面、企业层面以及社会阶级层面均出现了分化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的开头就点名今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低迷，56%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持续疲软，仅有23%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将进一步有限增长，而认为经济增长十分强劲的比例则为零。

总体而言，报告认为全球经济的韧性将进一步遭受考验。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出现放缓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仍在打压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全球经济活动正陷入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小幅下滑至2.9%，低于2023年的3%。而未来五年内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也预计仅为3.1%，为过去数十年以来最弱的中期前景。

与增长长期疲软相对的则是全球经济分化的加剧。

尤其是南亚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不含中国）的经济活动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最为活跃，52%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南亚经济增长强劲，仅有7%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该地区经济疲软。亚洲地区的例外则是中国。展望报告指出，受制于消费疲软、工业生产下降以及房地产困局，中国2024年的经济反弹将面临压力。

这一趋势也体现在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预判上。相比于去年还有78%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增长适度或强劲，该比例在今年的报告中下滑至56%。

至于在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欧洲地区则表现最为弱势。超过77%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欧洲今年经济增长将保持疲软。

除各大经济区域表现的分化之外，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也呈现出分化趋势。

根据展望报告的估计，发达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从本世纪初的2.0%下降至新冠疫情后期的1.4%，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同期则从5.8%降至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趋同速度正在放缓，两者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一半所需时间已从2008年的80年增加至130年。

货币政策方面，各大经济区域之间的通胀预期也出现了分化。尤其是欧美的通胀预期明显改善，预期2024年将出现高或极高通胀的受访经济学家比例已从去年9月的71%（欧洲）的47%（美国）下降至13%。

报告也指出，下降的通胀预期仍然容易受到大宗商品市场和供应链冲击的影响，包括红海区域的混乱、地区冲突升级以及气候极端变化的加剧将对物价造成压力。例如仅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就足以将全球粮食价格推高9%以上。另一个注意点则是超过76%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通胀预期低或极低。

全球经济表现的分化通常也与不平等的加剧呈正相关性。

乐施会Oxfam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日公布的《不平等报告》显示，2020年以来全球排名前五的五位富人的财富增加一倍有余，而最贫困的50亿人口财富却出现了缩水。

报告显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路威酩轩集团老板阿尔诺及其家族、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和资深投资者巴菲特的财富在过去三年内从4050亿美元增加至8690亿美元。

该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1%群体拥有全球43%的金融资产。七成全球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大股东都是亿万富翁，这些公司的市值达到了10.2万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GDP总和。

与此相对的则是52个国家近8亿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全球大通胀期间，这些工人总共损失了1.5万亿美元的实际工资，相当于过去两年内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被清零。

若将亿万富翁与最贫困的50亿人进行对比，前者的财富在过去三年内增加了3.3万亿美元，超过通胀数字的三倍，而后者的实际财富则下降了0.2%。

乐施会指出，如果该趋势继续保持，世界将在十年之内出现第一位万亿级别富翁，而贫困则需要229年才能被消除。

与超级富豪的命运一样，跨国大公司们也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截至2023年6月的12个月内，全球148家最大的企业总共获得了1.8万亿美元的总利润，比2017-2020年的平均总利润增长89%。而在此期间，96家最大公司赚得的税后利润中有88%以分红或其他形式流向了股东。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预计将在2023财年打破年度利润纪录。

乐施会报告将现今称为垄断权力的时代。

相比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的愈发碎片化，作为需求端的跨国大公司们已经能够控制市场、制定交易条件并稳固地赚取利润。市场集中度的大幅提升在诸多行业都可以被明显观察到。例如过去20年内，超过60家制药企业被合并为10家巨型国际药企；如今2家种子企业就可以控制全球种子市场40%的份额，而25年前该市场份额由10家企业共享；全球四分之一的线上广告收入由Meta、Alphabet和亚马逊三家瓜分；仅贝莱德、道富银行和先锋集团三家基金管理公司就掌握了20万亿美元的民间资产，相当于20%的市场集中度。

乐施会在报告的最后呼吁各国政府通过控制企业权力、振兴国家机构、重塑商业的方式迅速缩小社会阶级之间的分化。具体而言，需要通过打破垄断、限制企业高管薪资、征收财产税和超额利润税以控制企业权力；通过提供普遍的医保和教育以及从能源至交通的公共服务重新振兴国家机构；通过促进不以股东分红为为首位目标的新一代企业发展，并以财政支持形式鼓励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以重塑商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