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13日，爱尔兰作家、诗人詹姆斯·乔伊斯病逝。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以时间为序，描述了男主人公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乔伊斯通过描述一天内发生的单一事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的缩影，人世的悲与喜、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宏伟与沉闷的同现。理查德·艾尔曼在《乔伊斯传》中说：“很少作家在被人公认为天才之后，还会像乔伊斯这样不断受人的埋怨和责备。在他的爱尔兰同胞们眼中，他至今仍然是一个诲淫作家，很可能还是个疯子”。

 

文 / 理查德·艾尔曼

选自《乔伊斯传》 新经典出品

他喜欢自嘲

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尤其是乔伊斯，是和其他人不同的，因为他在经历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同时，已经在把那些事件变成艺术的原料。他不是听任接踵而来的日子又接踵而去，一个一个都落入模糊不清的记忆之中，而是采取主动，反过去对影响了他的经历加以改造。他一身二任，既是被俘者，又是解救者。改造自己的经历的过程，转而变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了和起床、睡觉一样反复出现的生活内容。传记作者必须每时每刻衡量艺术家这种同时兼顾双重过程的活动。

个别的短暂时刻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们也和重要的时刻一样存在，一样积累起来。一些细微末节，一旦出现多了，也会形成气候；特点会重复出现，似乎并不是自行积累，而是由一种内在的活力引发出来的，在这股活力之中，艺术家的特质和人的性格是互为制约的。乔伊斯本来就使人油然起敬，敬重的心情和日益增长的喜爱心情就合而为一了。

他喜欢自嘲，有些人不明就里，有时也跟着说，这是可以谅解的。很少作家在被人公认为天才之后，还会像乔伊斯这样不断受人的埋怨和责备。在他的爱尔兰同胞们眼中，他至今仍然是一个诲淫作家，很可能还是个疯子；他们是最后一个解除《尤利西斯》禁令的国家。在英国人眼中，他是个怪人，是个“爱尔兰派”，而这一个所谓的派，根据最近七十年来爱尔兰人写的各种文学作品看来，实在是“英国化”到了危险的程度。美国人对他是非常热情的（虽然他对他们这个国家感到难以忍受），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伟大的城市作家，不过也许心肠太硬了一点。法国人呢，尽管乔伊斯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二十年，他们还嫌他缺少一点高雅的理性主义，不能算是无可争议的地道文人。由于有诸如此类的不同意见，所以乔伊斯虽然大名鼎鼎，却常会挨打，比显然不如他的作家遭受抨击的机会多得多。尽管乔伊斯的名字已经和现代散文难解难分，正如艾略特的名字和现代诗歌，毕加索的名字和现代美术一样，然而将来的舆论还有可能出现转折，不喜欢乔伊斯有可能成为明天的风尚，正如不喜欢毕加索已经在逐渐成为今天的风尚一样。

他是作家群中的箭猪

乔伊斯是作家群中的箭猪。他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勉勉强强的主人公——格格不入的青年男子、消极被动的成年人、喝威士忌的老头子。很不讨人喜欢，更难使人爱慕。乔伊斯却愿意这样。不折不扣的情投意合，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从人身上剥去了我们通常认为可敬的外表，然后要我们去和他通气。对于乔伊斯来说，和对苏格拉底一样，理解是费周折的，甚至是使人感到屈辱才最好。我们需要爬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虚妄概念的障碍，才能和他靠拢，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又以他的艰难的文字来考验我们的领悟能力。他不仅要求我们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也改弦更张，才能接受他的新观点。他的主要人物，不是容易接受的人物，他的作品不是容易读的作品。他并不希望征服我们，而是希望我们去征服他。换句话说，不是敞开欢迎，只是虚掩门户而已。 

同样的，想要以志同道合毫无隔阂的姿态去了解他本人，也是不容易的。他对C.G.荣格所作的自我描述是：“品德不高，有奢侈、嗜酒倾向。”而在一位法国院士路易·吉莱希望颂扬他时，他对他说：“不要把我说成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仅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人。”他周围的人，大多是不知名的：有一些是侍者、裁缝、卖水果的、旅店搬运工、看门人、银行职员等，而这帮人对于乔伊斯的气质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侯爵们和侯爵夫人们对于普鲁斯特一样。有人说他是在浪费时间，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乏味的人。”这样一句话，在大多数作家口中不过是表现感情而已，而在乔伊斯却是真心实意的。 

足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充斥他那些作品中的千千万万词句，大多是他从他那些不足称道的朋友们口中收集来的。他和尤金·乔拉斯谈到《芬尼根后事》的时候说：“这一部书，是我遇见的人、我认识的人写成的。”7他的同时代人约翰·辛格是透过地板上的窟窿听人说话，乔伊斯却是面对面的。他对自己的目标是绝不含糊的，而他对人的平易态度也同样绝对，绝无高人一等的现象。人们将他看做名流，但是他从不以名流自居。

他是坏孩子、老怪物

如果我们将乔伊斯奉为文学界的巨人，他将会使我们失望。没有将军们来对他顶礼膜拜，没有人称呼他都柏林圣人。他自己就说得很清楚，在世人眼中，他开始是一个坏孩子，到头是一个老怪物。他身上有许多可以指责的东西：他不在乎钱，在乎酒，其他方面也有不够尊严和不大得体的行为。然而我们有必要提出帕西发尔提过的问题，其实乔伊斯也提过的：“谁是好人？”尽管乔伊斯曾经颇有预言家风度，把传记作家叫做“传奇作假”，他却也提供了一个先例，研究一个人需要先看到他各种各样的姿态，才能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酷爱真理，不怕是多么令人不快，他希望能将这种酷爱传给读他书的人和赞赏他的人，能和他们共有。

然而，正如他的主要人物的高尚精神逐渐超越了他们那些不光彩的形象，这位执意追求理想的匠人，也逐渐超越了居无定所、债台高筑的局面。乔伊斯虽然历来保持大方姿态，实际上长期都是处在这种局面。他的作品中蕴藏着一种新型的崇高，并不光耀夺目，而是在深处潜存，只是偶或在表面的言行中露出一点端倪。从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可以觉察这样的崇高，不过外面掩盖着它的尽是弱点。狭隘、古怪、靠不住，而在同时却又无所不包、不屈不挠、气势雄厚，这就是乔伊斯式的崇高。这种风格不是容易欣赏的，但终究是值得欣赏的，正如《芬尼根后事》的风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