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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中国最美特色小镇” 三瓜公社:自救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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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中国最美特色小镇” 三瓜公社:自救与出路

三瓜公社的命运,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

陷入停滞后的三瓜公社,口号仍昭示着改造者的理想。摄影:赵孟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8年时间,位于安徽巢湖之滨的汤山村,从一个凋敝的“空心村”变为“中国最美特色小镇”,并被列为全国乡村振兴领域十大经典案例,如今却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2015年,安徽淮商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淮商集团)响应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扶贫倡议,计划用三年时间,将位于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2018年更名为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后文统称经开区)的汤山村打造成“安徽电商第一村”。在当地政府和淮商集团的努力下,汤山村被改造重塑,“三瓜公社”应运而生,并获得了来自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众多荣誉,其影响力也远超电商领域,成为安徽乃至中国乡村振兴的一张亮眼名片。

但界面新闻获悉,三瓜公社自2022年4月8日被以“疫情防控”关闭至今近两年,是否能重开依然悬而未决。2023年底,三瓜公社微信公众号发布多条信息称,其经营场地大门紧锁,办公场地被停电、销户,将三瓜公社困境的公之于众,旋即引发热议,持续至今。

三瓜公社项目历经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两个阶段,被认为是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一些专家认为,三瓜公社的命运,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这个顶着多个国家荣誉,被多位重要领导给予厚望,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项目究竟遭遇了什么?未来又何去何从?

“万企帮万村”

2015年,全国工商联发起“万企帮万村”扶贫活动,淮商集团董事长刘浩作为安徽省工商联常委和蚌埠市工商联副主席,响应这一号召,成为扶贫企业家成员之一。

这一年,刘浩已经年过40岁。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他创立的安徽淮商集团业务遍布酒店、超市、餐饮等领域,已是省内民企百强,在当地颇具实力。但他仍然觉得,这些业务只是“生意”,而非他真正想做的事业。

扶贫倡议动员大会后,刘浩决定大干一场。机缘巧合,时任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多次上门,邀请刘浩投资兴业,扶贫助农。最终他选定位于巢湖经开区汤山行政村下辖的东洼自然村作为扶贫点。这里虽属经开区,距离巢湖市中心不过半小时车程,但其凋敝程度还是让他意外。

第一次见到村支部书记王怀军时,“他先给我拿凳子,接着给我递烟,但递到一半又收了回去,觉得自己的香烟太廉价了。”刘浩说。期间开会时,安巢经开区的11个村和3个社区的“一把手”全部出席,“别人都开车来,唯独他骑着摩托车”。开会现场,王怀军独自坐在角落。

“一方面因为村里穷,村干部很不自信,另一方面,这种羞耻感也是动力,说明他很需要外界的支持。”刘浩说。会议结束,他把王怀军叫到一边,“我对他说,我俩合力,3年后我要让你这个村子从贫困村变成巢湖乃至合肥最好的村。”

“当时的情况就是‘两有两无’”,刘浩说,“有一点农产品,没产量更没质量;有几间破房子,杂乱不堪少有人气;村里没人,更没钱。”村里仅剩下几位老人和孩子及一些牲畜,许多地方不通公路。“老百姓穷,村集体更穷,村委会只有三间房子,还有一间漏雨”。

改造前的汤山村。受访者供图

以什么作为扶贫的抓手?成为刘浩最先思考的问题。当时,大拆大建、打造乡村旅游成为许多村庄脱贫的选择,但刘浩到国内外多地考察后发现,“旅游扶贫”在农村走不通,“旅游有周期性,乡村旅游一年只有110天,星期一到星期四没有人,农村的冬天都是凋敝的,玩什么?”

他到过成都郊区有名的乡村旅游景点“五朵金花”,这里的游客几乎都是半径50-150公里的人,“外省来成都肯定不会去乡村旅游景点,他首先要去的是锦里,是都江堰,是看大熊猫”。但要让周边的游客“复来”也不容易,在乡村景点高度内卷的当下,“复来”的对景点更新的要求很高。

“但是‘复购’比‘复来’成本低多了。”凭借多年从事电商的经验,刘浩意识到,以农村电商作为产业支撑,最终带动乡村旅游,才是实现脱贫的正确路径。他将其概括为“先生产,同生态,再生活”,将旅游放在第三位。他还测算过投资比例,50%做生产,30%做生态,20%做旅游,比如餐饮、民宿。如果不按照这一比例,项目就会“翻车”。

恰好,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三产融合”,即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及农产品市场服务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创新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农民增加收入。这一政策信号让刘浩更确信自己的信念。

为了让扶贫项目更有示范和带动性,刘浩提出除了东边的东洼村外,又将西边的倪黄村、南边的大奎村纳入其中,三个自然村一起作为扶贫对象。在当地方言发音中,“东洼”近似“冬瓜”,考虑到做电商需要便于传播的花名,于是他给该村取花名为冬瓜村,并顺势给西边的倪黄村取名西瓜村,南边的大奎村取名南瓜村,“三瓜公社”由此得名。

确定扶贫思路后,就开始制定实施方案。最终,他希望实现的目标是,线下有故事,线上有产品;以故事支撑产品,以产品为故事引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产业帮扶模式。

2015年5月,经开区管委会与淮商集团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淮商集团成立安徽三瓜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合作投资平台,运营相关项目。项目总投资人民币3亿元,整体建设周期36个月。三瓜公社按照“南瓜电商村”“冬瓜民俗村”“西瓜美食村”三大板块进行规划设计布局,打造“互联网+农村”电商平台、民俗文化旅游平台、美食民宿平台,从而形成产业集聚。

刘浩说,按照这份投资合作协议,他将在3年时间实现目标,届时将三瓜公社移交到村集体经营,安巢经开区为他提供137亩商住土地,作为扶贫的投资平衡,淮商集团撤出三瓜公社。

有关“土地平衡”的内容并未明确载入协议内,但后期的多次经开区管委会会议纪要有过提及。界面新闻向经开区管委会咨询,一位工作人员称,由于此时历时较长,且经过多任领导更替,无法确定是否做出过这样的承诺。

“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三瓜公社的扶贫项目让刘浩开始思考许多过去未曾触及的问题。“农村扶贫也好,振兴也好,对象都不仅仅是留守的几个老人,而是年轻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他试图将城市里的年轻人吸引到三瓜公社,其中一部分是本地回来的返乡青年,另一部分是外地来的入乡创客。

为了让习惯城市生活的年轻人留在三瓜公社,他不仅对村里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又联合管委会在冬瓜村的一块坡地上,清荒耕田种了3亩郁金香和麦田,取名“郁金香高地”。“我就是要告诉他们,家乡在发生变化,我们还写了一句诗,叫‘风吹麦浪,读不懂郁金香的惆怅’。”他说。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电商专家汪向东告诉界面新闻,中国的电商起步于2003年淘宝网上线,2005年出现一些农民在网上开店售卖农产品,但农村电商发展一直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基础设施差,物流难以到达。

刘浩一边对三瓜公社的道路进行升级改造,一边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南瓜村启动农村电商项目。由于快递服务不进村,刘浩便额外补贴每单快递提高1元钱,让快递服务延伸到村里。他没有将这个决定告诉年轻人,“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如今农村和城市没有差别。”

2015年底,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电商扶贫作为“互联网+脱贫”中的重要任务,被列入其中。在汪向东看来,三瓜公社在2015年启动的农村电商扶贫,既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也是政策的响应者,很自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注意。

扶贫思路确定后,刘浩根据当地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孵化独具特色的品牌。他发现,该村处于北纬31度,地球上的七大奇迹也都处于这一维度,这里还是人类始祖有巢氏的发祥地。如今,在方圆500平米的范围内,就有两个泉眼,一个温泉,一个冷泉,十分罕见。

受此灵感激发,他们孵化出温泉系列、农特系列、茶系列和文化系列四大系列产品。通过挖掘故事,打造品牌,当地一些产品的溢价效应很快凸显。以“温泉花生”为例,当地花生零售每斤1元多,但在品牌的加持下,通过互联网最高可以卖到20元一斤。

改造后的南瓜电商村。受访者供图

电商模式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但要让他们搬离旧居,对老房子重新改造,一些人并不乐意。这也是让刘浩最“头疼”的事。为此,2015年春节他没有回家,而是买了几头猪和年货,挨家挨户给村民们送年货大礼包,给他们拜年,一起喝酒唠家常。

改造项目获得村民支持后,刘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围墙。“延续乡村生命的办法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对乡村进行重塑。”他认为,农村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农村应该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鸡犬相闻的社会,“你家门前有一棵树,我家也可以共享”“整个农村就是一副风景画”。

除了拆围墙,他却并不对老房进行推倒重建,而是在原有风格和房屋自身建筑肌理上进行修复和改造。三瓜公社也未大兴土木,“如果要新建房屋,都是利用荒废地和位置较差的地方,而且绝不砍一棵树,不填一口井,不掩一口塘,建筑也不能高于周边树木”,尽最大努力保持村庄的乡土气息。

刘浩说,指导改造的标准有两句话,一句是“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另一句是,“中国的乡村,世界的奢侈品”。“我不仅把它当成我的作品,更是把他当成我的孩子在对待。”

一位到过三瓜公社的设计师评价,进村后几乎“一步一景”,很难在村里看到两间同样的房子。

先行者、探索者

经过一年多的推进,到2016年,南瓜电商村业态已基本形成,冬瓜民俗村和西瓜美食村正在如火如荼改造中。

刘浩敏锐地发现,许多年轻人那时喜欢在朋友圈发精致的“九宫格”照片,但户外wifi很少覆盖,于是,他要求在三瓜公社内安装大量路由器,实现免费wifi全覆盖,这极大方便了年轻人在三瓜公社和郁金香高地打卡后分享照片,进而带来影响力“裂变”,三瓜公社的知名度迅速提升。

2016年8月,三瓜公社被国家文旅部评为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这也是安徽省唯一个入围的项目。此前,它还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此外还获得安徽省、合肥市和安巢经开区颁发的多项荣誉。

著名摄影师、纪录片导演焦波拍摄过多部脱贫题材影片,2016年,他经人介绍到三瓜公社考察,现场情形让他深受触动,“虽然说是脱贫攻坚,但感觉当时的三瓜公社已经跨越了扶贫,在把农村往更高发展阶段推。”焦波说,当时还没有“乡村振兴”的提法,但他预感到三瓜公社对于中国农村未来的前瞻意义,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将这一变化记录下来。

焦波与刘浩一拍即合。刘浩向焦波敞开所有工作流程,允许焦波自由拍摄。焦波回忆,当时为三瓜公社出谋划策的除了刘浩,还有时任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和知名画家、有“中国民间乡建第一人”之称的孙君,“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开会,为某个设计细节吵得停不下来”。

焦波在三瓜公社拍摄一年多,记录下了三瓜公社发展的许多关键节点,为此他将纪录片取名为《种瓜记》。“他们非常有情怀,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干,”焦波说,这些付出也很快收到了回报,“遇到节假日,十里八里都是车,非常红火”。

三瓜公社停滞前,郁金香高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受访者供图

刘浩事后复盘,三瓜公社旅游的兴盛属于“无心插柳”的结果。2015年做规划时,他对外宣称预计到2020年每年能接待100万人,“但实话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是,每年有10万人我就成功了,”他说,但2019年高峰时,接待了五六百万(人次)游客。

在推进三瓜公社建设的同时,刘浩也在总结一路走来的经验和教训。他此前就认识汪向东,这位“中国农村电商第一人”退休后,一直想发挥“余热”,办一个针对农村电商的培训班。他曾向国内几个有名的“淘宝村”表达这一想法,但都未能遂愿。2016年初,他将这一想法告诉刘浩后,很快获得支持。

当年5月20日,半汤商学院成立,汪向东被聘为学术委员会主任。授课专家来自清华、北大、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知名高校,还有几位是副部级领导。半汤商学院以农村电商、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三个方向为研究主题,每月开课一次,为农村建设人才提供培训。

2018年,伴随着国家吹响“乡村振兴”号角,为更专注农村发展的研究和培训,半汤商学院更名为半汤乡学院。

不同于其他培训班,半汤乡学院的培训既能让学员看到理论,也能看到理论结出的果实。随着三瓜公社在全国扬名,前往半汤乡学院受训的人员络绎不绝,最忙碌的时候,汪向东一个月要往巢湖跑三次。他粗略算过一笔账,从乡学院成立到停止运营,举办了近100场培训,每场约50人,合计有5000人参加。

这些学员中,既有来自东部乡村振兴模范村的人员,又有来自西部诸如西藏、新疆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工作者;既有分管农村工作的市县级领导,也有普通的村干部和农民。

国家旅游局领导在三瓜公社实地考察后,对三瓜公社在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乡村旅游方面的理念和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并给三瓜公社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将其成功的过程和经验总结出来。2018年,在刘浩组织下,半汤乡学院编写的《旅游、重塑乡村》一书出版,首印21000册,成为许多乡村振兴培训项目的指定读物。

汪向东说,虽然学术界对于何为“乡学”尚无共识,但半汤乡学院作为中国新乡村建设的“探索者、思考者、实践者、参与者和同行者”的地位无法被忽视。

2018年,三瓜公社获得农业农村部授予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地方荣誉更是接踵而至。与此同时,三瓜公社的成功模式被许多培训机构列为“乡村振兴的十大模式”,并编入教材成为学习的对象。

同年,以三瓜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巢湖半汤温泉养生度假区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成为安徽首个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景区,三瓜公社的美誉度被认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未兑现的“承诺”

按照淮商集团与经开区管委会签订的协议,2017年底扶贫工作结束,三瓜公社将启动退出机制。但就在当年7月,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被查,新任管委会主任人选迟迟未能落实,这为淮商集团退出增添了变数。

刘浩说,当时合肥市分管领导担心,如果将三瓜公社直接移交给当地村集体,村集体一时“接不住”,要求他再继续做一段时间。“我们想着善始善终,就决定继续留下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他无法抽身,即原来承诺给淮商集团的137亩用于商业住宅开发的用地,这时才发现只有一部分属于商住性质,另一部分属于商服用地性质,其价值无法平衡已经投入的3个多亿。

刘浩说,当时他一边继续投入运营三瓜公社,一边向经开区反映解决三瓜公社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决承诺的土地问题。由于无法撤出,他只能继续增加投入,依靠淮商集团为三瓜公社“输血”。

不同于其他行政单位,党委书记或行政领导缺席一个人后,还有另一个人可以做决策,经济开发管委会通常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这导致“一把手”空缺后,管委会的决策性工作陷入停滞。因此,刘浩反映的问题被一再推后。

刘浩说,大约过了一年,经开区管委会迎来新任领导,并表示“上一任怎么支持你,我们就怎么支持”。他备受鼓舞,及时将三瓜公社的困难反映上去。为此,管委会召集有关部门和三瓜公社及村集体,召开专题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并向他提供一份会议纪要,明确了责任单位和落实时间。

界面新闻记者看到,一份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会议纪要显示,“原则同意以招拍挂方式捆绑出让汤山路与汤泉路交口西南侧137亩地块和汤山路与北邮路交口北侧43亩地块,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由自然资源规划分局牵头,建设发展局等有关部门配合”。

部分为解决三瓜公社问题作出的会议纪要。摄影:赵孟

刘浩说,这样的会议纪要,他在近5年内拿到了10多份,但没有一份兑现。要不是临近截止日期出现变故,就是管委会领导突然被调离,“每次都是用新承诺‘过桥’旧契约”。

在他启动三瓜公社项目的7年里,经开区管委会更换了4任领导,每次领导变动,中间都会出现近一年的“空档期”,而每个新任领导,对如何解决三瓜公社问题都有自己的想法,往往上一任领导作出的承诺,下一任领导上任后被推翻。

地区发展思路的变化,也影响到政府对三瓜公社困境的态度。2020年,合肥市GDP首次过万亿,这一年,蔚来汽车总部落户合肥,十几年前引入的科技企业京东方成绩亮眼,合肥一夜之间被贴上了“赌城”“风投之城”标签,大力支持工业成为合肥未来的发展思路。

在合肥市的4个开发区中,其他三个开发区的产值都超过2000亿,而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的产值仅600亿,这加剧了当地和合肥市的紧迫感。有传言称,合肥市有关领导在一次会上表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牌子,要不要都一样”。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面积60多平方千米,仅三瓜公社占地就达13平方千米。这样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占地面积大,产值低,很难与高科技工业企业竞争。刘浩曾听到一些传言,安巢经开区计划将三瓜公社的土地收回,为发展其他产业使用。

不过,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一位人士表示,“大力发展工业并不等于只发展工业,我的理解是发展工业和农村旅游业可以同时进行。”

自救与出路

在三瓜公社在苦苦求生时,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爆发更让其经营雪上加霜。

刘浩说,当时的三瓜公社有员工四五百人,每个月仅工资开支就达好几百万,加上其他成本开支,每个月都在净亏损。但如果此时放弃三瓜公社,将会“颗粒无收”,因此只能咬牙继续投入,“誓死力保三瓜公社”。

刘浩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因此他判断新冠疫情最多持续半年,但半年后,疫情仍未结束,他研判,疫情不会持续超过一年,“一再的战略误判,导致投入越来越大”。他只能“敲骨髓”自救,依靠淮商集团为三瓜公社“输血”,但淮商集团的酒店、餐饮、药店等业务也备受打击。

刘浩也尝试过其他办法自救。他说,从2018年至今,至少有四五次自救的机会,但每次都因缺乏政府支持,或承诺未能兑现,让希望一再破灭,进而加重三瓜公社的困境。

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3月3日,时任安徽省省长李国英来到三瓜公社,检查督导企业复工复产及乡村振兴和特色小镇建设。有关报道称,“李国英强调,要努力将三瓜公社打造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旗帜与标杆,要走出去,在全国乡村振兴之路上起到真正的典范与引领作用。”

刘浩称,李国英向他询问有何困难,他坦言“流动性不足”,希望得到支持。省长当即提出,可以向上申请发行专项债。随后,三瓜公社准备申请材料,不久他从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处获悉,申请已获批复。但不知何故,三瓜公社最后并未通过发债获得资金。

此外,某国有银行行长到三瓜公社调研,同意给予三瓜公社3个亿的贷款授信。2021年8月19日,财政部网站转发一则来自安巢经开区的消息称,“为加强开发区招商配套服务同时拓展公司融资规模,安巢经开区不断强化金融运作,与各家金融机构合作,开展4个自建项目贷款工作,主要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合肥安全食品研究院项目、智能制造产业园、三瓜公社特色小镇文化旅游项目、新能源汽车物流中心项目,总投资约26亿元。”但刘浩称,“一分钱也没有见到”。

2020年,淮商集团与实力雄厚的国企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交海投)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交海投作为甲方,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拥有三瓜公社股份,双方对项目进行整体开发,建设和运营。

刘浩将这一好消息报告给经开区管委会,对方对这次合作提出异议。最终,在经开区管委会的介入下,甲方变成了经开区管委会,乙方为中交海投和三瓜公社。这一变更扩大了经开区管委会的话语权,但也让合作关系复杂化,合作事宜陷入停顿。

银根收紧,又不能停止给三瓜公社“输血”,淮商集团很快被“抽干了”,刘浩不得已求助于民间借贷。2021年12月27日,他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拘。出事前一刻,他还在给时任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黄卫东发信息,“我马上被拘了,能支持就支持下吧”。这条信息未获回应。

“我并没有携款潜逃,资金也全部用在合法经营企业上。”刘浩说。他于2022年9月21日被取保候审。

就在刘浩失去自由期间,2022年4月8日,经开区管委会以疫情为由将三瓜公社员工遣散,经营场所被封,三瓜公社各项业务陷入全面停滞。刘浩粗略估计,截至目前对三瓜公社的投入已超过8个亿。

三瓜公社停止运营后,半汤乡学院也不再对外培训。摄影:赵孟

如今的三瓜公社建筑蒙尘,门可罗雀,鼎盛时熙攘的游客不复存在。由于缺乏管护,这一带甚至成了野猪的领地,2023年11月,一男子驾车经过三瓜公社附近,不幸被野猪咬伤入院。

经开区管委会有关人士称,目前已经成立了处理三瓜公社问题的工作专班,正在对三瓜公社项目清产核资,“看它资产多少,欠多少,能不能把账平掉。”对于三瓜公社未来的命运,对方表示暂时没有进一步消息,需等“算大账”结束后才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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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瓜公社的命运,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

陷入停滞后的三瓜公社,口号仍昭示着改造者的理想。摄影:赵孟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8年时间,位于安徽巢湖之滨的汤山村,从一个凋敝的“空心村”变为“中国最美特色小镇”,并被列为全国乡村振兴领域十大经典案例,如今却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2015年,安徽淮商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淮商集团)响应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扶贫倡议,计划用三年时间,将位于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2018年更名为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后文统称经开区)的汤山村打造成“安徽电商第一村”。在当地政府和淮商集团的努力下,汤山村被改造重塑,“三瓜公社”应运而生,并获得了来自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众多荣誉,其影响力也远超电商领域,成为安徽乃至中国乡村振兴的一张亮眼名片。

但界面新闻获悉,三瓜公社自2022年4月8日被以“疫情防控”关闭至今近两年,是否能重开依然悬而未决。2023年底,三瓜公社微信公众号发布多条信息称,其经营场地大门紧锁,办公场地被停电、销户,将三瓜公社困境的公之于众,旋即引发热议,持续至今。

三瓜公社项目历经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两个阶段,被认为是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一些专家认为,三瓜公社的命运,关乎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这个顶着多个国家荣誉,被多位重要领导给予厚望,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项目究竟遭遇了什么?未来又何去何从?

“万企帮万村”

2015年,全国工商联发起“万企帮万村”扶贫活动,淮商集团董事长刘浩作为安徽省工商联常委和蚌埠市工商联副主席,响应这一号召,成为扶贫企业家成员之一。

这一年,刘浩已经年过40岁。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他创立的安徽淮商集团业务遍布酒店、超市、餐饮等领域,已是省内民企百强,在当地颇具实力。但他仍然觉得,这些业务只是“生意”,而非他真正想做的事业。

扶贫倡议动员大会后,刘浩决定大干一场。机缘巧合,时任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多次上门,邀请刘浩投资兴业,扶贫助农。最终他选定位于巢湖经开区汤山行政村下辖的东洼自然村作为扶贫点。这里虽属经开区,距离巢湖市中心不过半小时车程,但其凋敝程度还是让他意外。

第一次见到村支部书记王怀军时,“他先给我拿凳子,接着给我递烟,但递到一半又收了回去,觉得自己的香烟太廉价了。”刘浩说。期间开会时,安巢经开区的11个村和3个社区的“一把手”全部出席,“别人都开车来,唯独他骑着摩托车”。开会现场,王怀军独自坐在角落。

“一方面因为村里穷,村干部很不自信,另一方面,这种羞耻感也是动力,说明他很需要外界的支持。”刘浩说。会议结束,他把王怀军叫到一边,“我对他说,我俩合力,3年后我要让你这个村子从贫困村变成巢湖乃至合肥最好的村。”

“当时的情况就是‘两有两无’”,刘浩说,“有一点农产品,没产量更没质量;有几间破房子,杂乱不堪少有人气;村里没人,更没钱。”村里仅剩下几位老人和孩子及一些牲畜,许多地方不通公路。“老百姓穷,村集体更穷,村委会只有三间房子,还有一间漏雨”。

改造前的汤山村。受访者供图

以什么作为扶贫的抓手?成为刘浩最先思考的问题。当时,大拆大建、打造乡村旅游成为许多村庄脱贫的选择,但刘浩到国内外多地考察后发现,“旅游扶贫”在农村走不通,“旅游有周期性,乡村旅游一年只有110天,星期一到星期四没有人,农村的冬天都是凋敝的,玩什么?”

他到过成都郊区有名的乡村旅游景点“五朵金花”,这里的游客几乎都是半径50-150公里的人,“外省来成都肯定不会去乡村旅游景点,他首先要去的是锦里,是都江堰,是看大熊猫”。但要让周边的游客“复来”也不容易,在乡村景点高度内卷的当下,“复来”的对景点更新的要求很高。

“但是‘复购’比‘复来’成本低多了。”凭借多年从事电商的经验,刘浩意识到,以农村电商作为产业支撑,最终带动乡村旅游,才是实现脱贫的正确路径。他将其概括为“先生产,同生态,再生活”,将旅游放在第三位。他还测算过投资比例,50%做生产,30%做生态,20%做旅游,比如餐饮、民宿。如果不按照这一比例,项目就会“翻车”。

恰好,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三产融合”,即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及农产品市场服务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创新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农民增加收入。这一政策信号让刘浩更确信自己的信念。

为了让扶贫项目更有示范和带动性,刘浩提出除了东边的东洼村外,又将西边的倪黄村、南边的大奎村纳入其中,三个自然村一起作为扶贫对象。在当地方言发音中,“东洼”近似“冬瓜”,考虑到做电商需要便于传播的花名,于是他给该村取花名为冬瓜村,并顺势给西边的倪黄村取名西瓜村,南边的大奎村取名南瓜村,“三瓜公社”由此得名。

确定扶贫思路后,就开始制定实施方案。最终,他希望实现的目标是,线下有故事,线上有产品;以故事支撑产品,以产品为故事引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产业帮扶模式。

2015年5月,经开区管委会与淮商集团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淮商集团成立安徽三瓜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合作投资平台,运营相关项目。项目总投资人民币3亿元,整体建设周期36个月。三瓜公社按照“南瓜电商村”“冬瓜民俗村”“西瓜美食村”三大板块进行规划设计布局,打造“互联网+农村”电商平台、民俗文化旅游平台、美食民宿平台,从而形成产业集聚。

刘浩说,按照这份投资合作协议,他将在3年时间实现目标,届时将三瓜公社移交到村集体经营,安巢经开区为他提供137亩商住土地,作为扶贫的投资平衡,淮商集团撤出三瓜公社。

有关“土地平衡”的内容并未明确载入协议内,但后期的多次经开区管委会会议纪要有过提及。界面新闻向经开区管委会咨询,一位工作人员称,由于此时历时较长,且经过多任领导更替,无法确定是否做出过这样的承诺。

“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三瓜公社的扶贫项目让刘浩开始思考许多过去未曾触及的问题。“农村扶贫也好,振兴也好,对象都不仅仅是留守的几个老人,而是年轻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他试图将城市里的年轻人吸引到三瓜公社,其中一部分是本地回来的返乡青年,另一部分是外地来的入乡创客。

为了让习惯城市生活的年轻人留在三瓜公社,他不仅对村里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又联合管委会在冬瓜村的一块坡地上,清荒耕田种了3亩郁金香和麦田,取名“郁金香高地”。“我就是要告诉他们,家乡在发生变化,我们还写了一句诗,叫‘风吹麦浪,读不懂郁金香的惆怅’。”他说。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电商专家汪向东告诉界面新闻,中国的电商起步于2003年淘宝网上线,2005年出现一些农民在网上开店售卖农产品,但农村电商发展一直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基础设施差,物流难以到达。

刘浩一边对三瓜公社的道路进行升级改造,一边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南瓜村启动农村电商项目。由于快递服务不进村,刘浩便额外补贴每单快递提高1元钱,让快递服务延伸到村里。他没有将这个决定告诉年轻人,“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如今农村和城市没有差别。”

2015年底,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电商扶贫作为“互联网+脱贫”中的重要任务,被列入其中。在汪向东看来,三瓜公社在2015年启动的农村电商扶贫,既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也是政策的响应者,很自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注意。

扶贫思路确定后,刘浩根据当地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孵化独具特色的品牌。他发现,该村处于北纬31度,地球上的七大奇迹也都处于这一维度,这里还是人类始祖有巢氏的发祥地。如今,在方圆500平米的范围内,就有两个泉眼,一个温泉,一个冷泉,十分罕见。

受此灵感激发,他们孵化出温泉系列、农特系列、茶系列和文化系列四大系列产品。通过挖掘故事,打造品牌,当地一些产品的溢价效应很快凸显。以“温泉花生”为例,当地花生零售每斤1元多,但在品牌的加持下,通过互联网最高可以卖到20元一斤。

改造后的南瓜电商村。受访者供图

电商模式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但要让他们搬离旧居,对老房子重新改造,一些人并不乐意。这也是让刘浩最“头疼”的事。为此,2015年春节他没有回家,而是买了几头猪和年货,挨家挨户给村民们送年货大礼包,给他们拜年,一起喝酒唠家常。

改造项目获得村民支持后,刘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围墙。“延续乡村生命的办法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对乡村进行重塑。”他认为,农村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农村应该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鸡犬相闻的社会,“你家门前有一棵树,我家也可以共享”“整个农村就是一副风景画”。

除了拆围墙,他却并不对老房进行推倒重建,而是在原有风格和房屋自身建筑肌理上进行修复和改造。三瓜公社也未大兴土木,“如果要新建房屋,都是利用荒废地和位置较差的地方,而且绝不砍一棵树,不填一口井,不掩一口塘,建筑也不能高于周边树木”,尽最大努力保持村庄的乡土气息。

刘浩说,指导改造的标准有两句话,一句是“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另一句是,“中国的乡村,世界的奢侈品”。“我不仅把它当成我的作品,更是把他当成我的孩子在对待。”

一位到过三瓜公社的设计师评价,进村后几乎“一步一景”,很难在村里看到两间同样的房子。

先行者、探索者

经过一年多的推进,到2016年,南瓜电商村业态已基本形成,冬瓜民俗村和西瓜美食村正在如火如荼改造中。

刘浩敏锐地发现,许多年轻人那时喜欢在朋友圈发精致的“九宫格”照片,但户外wifi很少覆盖,于是,他要求在三瓜公社内安装大量路由器,实现免费wifi全覆盖,这极大方便了年轻人在三瓜公社和郁金香高地打卡后分享照片,进而带来影响力“裂变”,三瓜公社的知名度迅速提升。

2016年8月,三瓜公社被国家文旅部评为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这也是安徽省唯一个入围的项目。此前,它还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此外还获得安徽省、合肥市和安巢经开区颁发的多项荣誉。

著名摄影师、纪录片导演焦波拍摄过多部脱贫题材影片,2016年,他经人介绍到三瓜公社考察,现场情形让他深受触动,“虽然说是脱贫攻坚,但感觉当时的三瓜公社已经跨越了扶贫,在把农村往更高发展阶段推。”焦波说,当时还没有“乡村振兴”的提法,但他预感到三瓜公社对于中国农村未来的前瞻意义,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将这一变化记录下来。

焦波与刘浩一拍即合。刘浩向焦波敞开所有工作流程,允许焦波自由拍摄。焦波回忆,当时为三瓜公社出谋划策的除了刘浩,还有时任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和知名画家、有“中国民间乡建第一人”之称的孙君,“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开会,为某个设计细节吵得停不下来”。

焦波在三瓜公社拍摄一年多,记录下了三瓜公社发展的许多关键节点,为此他将纪录片取名为《种瓜记》。“他们非常有情怀,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干,”焦波说,这些付出也很快收到了回报,“遇到节假日,十里八里都是车,非常红火”。

三瓜公社停滞前,郁金香高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受访者供图

刘浩事后复盘,三瓜公社旅游的兴盛属于“无心插柳”的结果。2015年做规划时,他对外宣称预计到2020年每年能接待100万人,“但实话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是,每年有10万人我就成功了,”他说,但2019年高峰时,接待了五六百万(人次)游客。

在推进三瓜公社建设的同时,刘浩也在总结一路走来的经验和教训。他此前就认识汪向东,这位“中国农村电商第一人”退休后,一直想发挥“余热”,办一个针对农村电商的培训班。他曾向国内几个有名的“淘宝村”表达这一想法,但都未能遂愿。2016年初,他将这一想法告诉刘浩后,很快获得支持。

当年5月20日,半汤商学院成立,汪向东被聘为学术委员会主任。授课专家来自清华、北大、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知名高校,还有几位是副部级领导。半汤商学院以农村电商、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三个方向为研究主题,每月开课一次,为农村建设人才提供培训。

2018年,伴随着国家吹响“乡村振兴”号角,为更专注农村发展的研究和培训,半汤商学院更名为半汤乡学院。

不同于其他培训班,半汤乡学院的培训既能让学员看到理论,也能看到理论结出的果实。随着三瓜公社在全国扬名,前往半汤乡学院受训的人员络绎不绝,最忙碌的时候,汪向东一个月要往巢湖跑三次。他粗略算过一笔账,从乡学院成立到停止运营,举办了近100场培训,每场约50人,合计有5000人参加。

这些学员中,既有来自东部乡村振兴模范村的人员,又有来自西部诸如西藏、新疆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工作者;既有分管农村工作的市县级领导,也有普通的村干部和农民。

国家旅游局领导在三瓜公社实地考察后,对三瓜公社在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乡村旅游方面的理念和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并给三瓜公社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将其成功的过程和经验总结出来。2018年,在刘浩组织下,半汤乡学院编写的《旅游、重塑乡村》一书出版,首印21000册,成为许多乡村振兴培训项目的指定读物。

汪向东说,虽然学术界对于何为“乡学”尚无共识,但半汤乡学院作为中国新乡村建设的“探索者、思考者、实践者、参与者和同行者”的地位无法被忽视。

2018年,三瓜公社获得农业农村部授予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地方荣誉更是接踵而至。与此同时,三瓜公社的成功模式被许多培训机构列为“乡村振兴的十大模式”,并编入教材成为学习的对象。

同年,以三瓜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巢湖半汤温泉养生度假区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成为安徽首个入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景区,三瓜公社的美誉度被认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未兑现的“承诺”

按照淮商集团与经开区管委会签订的协议,2017年底扶贫工作结束,三瓜公社将启动退出机制。但就在当年7月,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被查,新任管委会主任人选迟迟未能落实,这为淮商集团退出增添了变数。

刘浩说,当时合肥市分管领导担心,如果将三瓜公社直接移交给当地村集体,村集体一时“接不住”,要求他再继续做一段时间。“我们想着善始善终,就决定继续留下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他无法抽身,即原来承诺给淮商集团的137亩用于商业住宅开发的用地,这时才发现只有一部分属于商住性质,另一部分属于商服用地性质,其价值无法平衡已经投入的3个多亿。

刘浩说,当时他一边继续投入运营三瓜公社,一边向经开区反映解决三瓜公社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决承诺的土地问题。由于无法撤出,他只能继续增加投入,依靠淮商集团为三瓜公社“输血”。

不同于其他行政单位,党委书记或行政领导缺席一个人后,还有另一个人可以做决策,经济开发管委会通常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这导致“一把手”空缺后,管委会的决策性工作陷入停滞。因此,刘浩反映的问题被一再推后。

刘浩说,大约过了一年,经开区管委会迎来新任领导,并表示“上一任怎么支持你,我们就怎么支持”。他备受鼓舞,及时将三瓜公社的困难反映上去。为此,管委会召集有关部门和三瓜公社及村集体,召开专题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并向他提供一份会议纪要,明确了责任单位和落实时间。

界面新闻记者看到,一份2019年7月19日作出的会议纪要显示,“原则同意以招拍挂方式捆绑出让汤山路与汤泉路交口西南侧137亩地块和汤山路与北邮路交口北侧43亩地块,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由自然资源规划分局牵头,建设发展局等有关部门配合”。

部分为解决三瓜公社问题作出的会议纪要。摄影:赵孟

刘浩说,这样的会议纪要,他在近5年内拿到了10多份,但没有一份兑现。要不是临近截止日期出现变故,就是管委会领导突然被调离,“每次都是用新承诺‘过桥’旧契约”。

在他启动三瓜公社项目的7年里,经开区管委会更换了4任领导,每次领导变动,中间都会出现近一年的“空档期”,而每个新任领导,对如何解决三瓜公社问题都有自己的想法,往往上一任领导作出的承诺,下一任领导上任后被推翻。

地区发展思路的变化,也影响到政府对三瓜公社困境的态度。2020年,合肥市GDP首次过万亿,这一年,蔚来汽车总部落户合肥,十几年前引入的科技企业京东方成绩亮眼,合肥一夜之间被贴上了“赌城”“风投之城”标签,大力支持工业成为合肥未来的发展思路。

在合肥市的4个开发区中,其他三个开发区的产值都超过2000亿,而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的产值仅600亿,这加剧了当地和合肥市的紧迫感。有传言称,合肥市有关领导在一次会上表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牌子,要不要都一样”。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面积60多平方千米,仅三瓜公社占地就达13平方千米。这样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占地面积大,产值低,很难与高科技工业企业竞争。刘浩曾听到一些传言,安巢经开区计划将三瓜公社的土地收回,为发展其他产业使用。

不过,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一位人士表示,“大力发展工业并不等于只发展工业,我的理解是发展工业和农村旅游业可以同时进行。”

自救与出路

在三瓜公社在苦苦求生时,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爆发更让其经营雪上加霜。

刘浩说,当时的三瓜公社有员工四五百人,每个月仅工资开支就达好几百万,加上其他成本开支,每个月都在净亏损。但如果此时放弃三瓜公社,将会“颗粒无收”,因此只能咬牙继续投入,“誓死力保三瓜公社”。

刘浩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因此他判断新冠疫情最多持续半年,但半年后,疫情仍未结束,他研判,疫情不会持续超过一年,“一再的战略误判,导致投入越来越大”。他只能“敲骨髓”自救,依靠淮商集团为三瓜公社“输血”,但淮商集团的酒店、餐饮、药店等业务也备受打击。

刘浩也尝试过其他办法自救。他说,从2018年至今,至少有四五次自救的机会,但每次都因缺乏政府支持,或承诺未能兑现,让希望一再破灭,进而加重三瓜公社的困境。

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3月3日,时任安徽省省长李国英来到三瓜公社,检查督导企业复工复产及乡村振兴和特色小镇建设。有关报道称,“李国英强调,要努力将三瓜公社打造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旗帜与标杆,要走出去,在全国乡村振兴之路上起到真正的典范与引领作用。”

刘浩称,李国英向他询问有何困难,他坦言“流动性不足”,希望得到支持。省长当即提出,可以向上申请发行专项债。随后,三瓜公社准备申请材料,不久他从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处获悉,申请已获批复。但不知何故,三瓜公社最后并未通过发债获得资金。

此外,某国有银行行长到三瓜公社调研,同意给予三瓜公社3个亿的贷款授信。2021年8月19日,财政部网站转发一则来自安巢经开区的消息称,“为加强开发区招商配套服务同时拓展公司融资规模,安巢经开区不断强化金融运作,与各家金融机构合作,开展4个自建项目贷款工作,主要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合肥安全食品研究院项目、智能制造产业园、三瓜公社特色小镇文化旅游项目、新能源汽车物流中心项目,总投资约26亿元。”但刘浩称,“一分钱也没有见到”。

2020年,淮商集团与实力雄厚的国企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交海投)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交海投作为甲方,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拥有三瓜公社股份,双方对项目进行整体开发,建设和运营。

刘浩将这一好消息报告给经开区管委会,对方对这次合作提出异议。最终,在经开区管委会的介入下,甲方变成了经开区管委会,乙方为中交海投和三瓜公社。这一变更扩大了经开区管委会的话语权,但也让合作关系复杂化,合作事宜陷入停顿。

银根收紧,又不能停止给三瓜公社“输血”,淮商集团很快被“抽干了”,刘浩不得已求助于民间借贷。2021年12月27日,他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拘。出事前一刻,他还在给时任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黄卫东发信息,“我马上被拘了,能支持就支持下吧”。这条信息未获回应。

“我并没有携款潜逃,资金也全部用在合法经营企业上。”刘浩说。他于2022年9月21日被取保候审。

就在刘浩失去自由期间,2022年4月8日,经开区管委会以疫情为由将三瓜公社员工遣散,经营场所被封,三瓜公社各项业务陷入全面停滞。刘浩粗略估计,截至目前对三瓜公社的投入已超过8个亿。

三瓜公社停止运营后,半汤乡学院也不再对外培训。摄影:赵孟

如今的三瓜公社建筑蒙尘,门可罗雀,鼎盛时熙攘的游客不复存在。由于缺乏管护,这一带甚至成了野猪的领地,2023年11月,一男子驾车经过三瓜公社附近,不幸被野猪咬伤入院。

经开区管委会有关人士称,目前已经成立了处理三瓜公社问题的工作专班,正在对三瓜公社项目清产核资,“看它资产多少,欠多少,能不能把账平掉。”对于三瓜公社未来的命运,对方表示暂时没有进一步消息,需等“算大账”结束后才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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