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我们又与一位百岁文化老人告别，他就是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昨日，先生刚刚度过了112岁的生日，今日他便与我们作别。四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周有光先生《老藤椅慢慢摇》一书责编郭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以轻松幽默的笔法，讲述了老人的故事，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授权发布，让我们用这篇文章一起缅怀这位文化老人。

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

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中，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搞经济，那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干才的周有光，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1949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但是，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已然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的一套新经，老和尚没咒儿念了。周有光转行，倒是转对了。虽然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周有光的人生际遇也不免随大流颠倒浮沉，进“牛棚”、下“干校”都有他的份儿，但毕竟bpmf这些拼音字母离政治远些。

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开放局势宽松了，特别是他退休后，走出语言学专业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等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

我读过周先生的这类文章，篇幅都不长，文字浅白如话，意思讲得明白，不论怎样大的题目，经他睿智地阐释，就不再高深莫测，人人能懂。这是高手文章，举重若轻，闲庭信步，是识见超人、智力优越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周有光的粉丝多。特别是得知老先生百岁之后仍然可以每月写一篇这样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的文章，粉丝更其惊喜感佩。

人出名了，轶闻逸事也多。人们发现，哦，原来，周有光与作家沈从文是连襟，娶的是美丽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杯”齐眉，两“老”无猜，令人羡煞。

而养生风起，老寿星的养生之道自然是人人乐闻。周有光先生却只云淡风轻地顺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天下大事——今年某日，我随金玉良女士去探望周先生，介绍寒暄后，周先生开口说，哎呀某某人死了！那天早晨我还没来得及看报，还不知此事呢。当下心想：老先生消息真灵通啊！何老之有！

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先生的“小友”，她退休前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作协同事、好友，后来与张允和、周有光也熟识起来。金玉良性情温良，为人谦和，特有老人缘，几位老人都和她要好，彼此往来密切，了解深入。周先生深厚的学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前瞻的思维和儒雅的谈吐深深吸引她，十多年来，不论酷暑严寒，每周一次探望周先生，陪老人聊天，听老人讲他的人生经历、讲过往年代。她记下来，如今竟成一本书——《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老先生亲自题写了书名，大有“御笔钦定”的意思，又可作“防伪标识”，总之是很满意这本书的。

以往金玉良建议老先生写自传，老先生都谦虚说：“我没什么可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读完金玉良写的这本书会由衷感叹：哪里简单？！周先生今天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终归是他百年人生不断历练、修为的结果。即如健康长寿这件事，每个人带着自己的DNA、家庭的影响，于人世间走自己的人生路，起点有多高，作为有多大，天地有多宽，眼界与胸襟、坎坷与通达……无不相关，又怎是单单问个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就以为得了健康长寿秘诀那么简单？

金玉良在前言中虽谦虚地称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周有光传记，她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但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周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面貌，就像怀旧的老电影，浮现眼前，带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带着生动的悲欢。

闲来读书，不会去读“中国抗战时期经济史”这样专业图书，但闲读周有光这本书，却能了解到许多当时经济情况。比如，周先生回忆中讲到农本局，我问过学经济的人，也不甚了了。据周先生解释，农本局就是特种农业银行，其资本来源，一半政府分期拨给，另一半为合营资金，由各商业银行按当时储蓄存款额的比例摊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解决大后方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政府加强农本局的领导。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何廉受蒋介石委派，出任农本局局长。局长下面有两位协理（即副局长），一位协理负责与金融界的沟通和协调等有关事务；另一位协理蔡承新负责农本局的日常业务。农本局的宗旨是促进农业信用的流通，促进农产品运销。

当时，由于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几乎达不到温饱，更谈不上积存。在耕种季、收获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主要从高利贷者、地主和商人等私人手中借贷。上世纪30年代，尽管已经有了银号（即钱庄）和当铺这样中国传统的信贷机构，但是钱庄通常设在城市、商埠，农民无法利用。当铺的情况比钱庄好些，在农村有代理店或代理人。当铺的借款利息，按照法律限制月息是三厘，但实际生效利率往往比三厘高得多，期限也比较短。典当者在期限内如果无力赎回自己的物品，当铺便将其卖掉并从中牟利。虽然如此，当铺规定的条件还是比从私人手中借款要好些。然而，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他们几乎没有可典当的财物。农民需要新的信贷来源，新的基层借贷机构。

在何廉领导下农本局适时地在后方广大农村，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农业合作银行（即合作金库）；又因陋就简，尽量利用已有的公共财产，如乡村的祠堂、关帝庙或观音庙、集镇的会馆来筹建农业仓库。有了农业仓库，农民把收获的物产储存在那里，就不用担心霉烂、损坏。同时，农民如果需要现金，可以用储物作为抵押从仓库借款。农民从合作金库借款，利率很低，而且也不用物品担保；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是本县合作社社员。因为合作社连带有集体责任，合作金库借出的钱款不必担心不能归还。

农本局相继在四川重庆、湖南长沙、陕西西安、贵州、广西桂林、湖北西部设立专员办事处。蔡承新是一同参加救国会的老朋友，周有光经他介绍，在重庆专员办事处主持日常工作。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的时间里，重庆专员办事处先后在三十多个县，成立了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周先生到省内一个又一个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巡回指导、审查；还尝试办家畜保险业务；为了改良柑橘品种，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的教授到江津、綦江等处调查。他跑遍四川各地，对那里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

他说刚到四川住在旅店里，他拿两块钱请茶房代买柑橘。一会儿，茶房背回一大背篓上好柑橘。他惊讶，怎么买这么多？茶房说，两块钱就是这么多。事后他才知道，橘农没有储存条件又无法外销，柑橘大量上市时根本卖不上价钱。农业仓库建成后，农本局仿照北方夏天窖冰的方法，向橘农推广如何把柑橘储存在仓库里。柑橘储藏问题解决了，橘农的收入也提高了。

到处奔波，还要随时跑警报，躲空袭。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寇连续两天对重庆市区实施震惊中外的狂轰滥炸。山城变成火和血的海洋，5000多人被炸死，房子大部分烧光了，以至于站在市中心就看到长江和嘉陵江边了，20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周先生回忆5月4日傍晚，他们听到空袭警报赶快把日常公文收拾就绪搬入地下室。喘息未定，离办事处不足二三十米的地方突落数弹，门窗全毁。东边的兴隆街首先起火，接着西边被炸的地方也烟火大作。形势危急，他们当机立断只留两三人看守办事处，其他人携带账册连夜绕道送总局寄存。不久，周先生带着他的办事处迁往长江上游宜宾。

周先生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别善于在艰苦生活中发现乐趣，一生都是这样。往返于宜宾、重庆之间，他常常坐一种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飞机，那是他平生坐过的交通工具中最有趣的。飞机翅膀居然是绸子做的，有两只船形的木头脚可以停在水上。当时长江、嘉陵江沿途都有水上小飞机，主要是邮政部门投递信件用的。飞机上有一名驾驶员、一名助手。后部放东西的边上，还可以坐一两个人，他们常常把这座位售出赚点“外快”。飞机停稳后，小船划到飞机旁边，接送信件或人员。飞机很小，飞得很低，水中的鱼呀、草呀，看得清清楚楚。妙极了！这有趣的飞机还救过张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但朋友帮忙在重庆请到一位名医，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奇迹发生了，张允和痊愈了。

周先生在农本局的工作是出色的。何廉曾在文章里写道：“在四川省会成立一个大办事处，管四川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等单位，并派周耀平（周有光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任主任，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过副经理，富有经验。”

回顾农本局岁月，周先生说：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政府每一个方面都是向老百姓要钱的，而钱哪里来呢？追本寻源主要从农民身上来的。只有农本局把钱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所以农本局对抗战是有巨大贡献的。

抗战期间，周先生还做了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新华银行等四家银行组织“西北经济调查团”，调查陕西、甘肃的经济情况。这个调查团名义是民间代表团，实际是应政府要求组织的，政府给调查团提供吉普车等交通工具。调查团由五位银行家组成，周有光是该团负责人。调查团由重庆出发到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走到嘉峪关、玉门、安西。

每到一地，他们先去拜访当地的府衙，结果令人遗憾，官员们对自己辖区的基本情况几乎茫然无知，连基本的经济统计都没有。调查团有人想到了教会，便去天主教堂了解情况。周先生说：“噢，不得了！他们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调查团在西北获取的最有用的资料，几乎都来自教会。

周先生说，西北的教会主要是西罗马系统的天主教，神父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传教士文化水平很高，都是大学毕业。到了中国他们要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不但学习国语，还要学习当地方言。他们要深入边区，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会定时向罗马教廷报告。所以，说他们是特务也不冤枉。可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们传教使信徒觉醒，跟了他们走向天国。传教士到一个地方，给有病的人治病，教没有文化的人识字读《圣经》，还教生活技能。今天要发展西部，就需要有像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支持当地；有像传教士那样的人甘于贫苦、甘于牺牲来做工作。

调查结束，别人都回重庆，周先生兴致高，再往前就是敦煌，他要去看千佛洞。路上黄沙漫天，男人要随时下车铲沙子。途中，一位用纱巾蒙着头和脸的摩登女郎带着孩子搭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原来是常书鸿夫人，去探望正在那里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夫君。到敦煌，画家张大千和考古学家向达也在那里——他们每个人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都坚持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抗战时期，周有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不仅吃苦，而且承受国破人离散的惨剧。抗战八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搬家36次，可爱的女儿小禾不满六岁，因为生病没有盘尼西林，死在妈妈怀里；儿子一日在外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在周先生夫妇心中，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多长的时间、多大的心智去慢慢化解？

抗战胜利后，周先生供职的新华银行，派他去美国、英国开拓业务。周先生眼界更开阔了，人也阔了。在美国感受四通八达的铁路，高档车厢里还有浴室；去英国乘豪华游轮，有游泳池，晚宴都要穿礼服，张允和单是旗袍就带了一二十件。周先生颇为风趣地对金玉良说：“那时我有那经济条件。不像你认识我时，都穷趴地了。”

一时赴觥筹交错的华宴，一时过“凭票供应”的日子；65岁于“干校”挑担插秧，98岁在北戴河下海游泳……穷过富过，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也坎坷失意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百年史，您以为老寿星是怎样炼成的？

（本文原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