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6年，是民国史上的特殊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

苏州是一个比常州更富有情趣的城市，离上海也更近。移居苏州，在一定程度上让周有光的母亲摆脱了大家庭生活所带来的烦恼，新的社会联系也由此产生。

早在中学时期，周有光就认识九妹周俊人的同学张允和。张允和1909年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大家族：这一家族原籍安徽合肥，祖父张树声是晚清重臣、淮军名将；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但潇洒开明，交际甚广。辛亥革命后他举家前往上海，后迁至苏州，热衷教育，先后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和平林中学，并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董。乐益女中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被迫关闭，张冀牖夫妇带着最小的儿子宁和回安徽老家躲避。1938年10月，张冀牖在老家合肥西乡病逝。

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生有14个孩子，其中五个夭折，留下四个女儿、五个儿子；36岁那年她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去世。第二位夫人韦均一，育有三个孩子，仅有一个儿子长大成人。这样，张家就有十个孩子。

后来十姐弟中的女孩子们更加闻名，这与她们的联姻和独立自主的人生经历有关。张家的女儿，每个人都有非凡的个性、涵养及独特的婚姻观念。

一开始，周有光与张家二小姐张允和的关系更像两小无猜，他说：

我的妹妹常常同这位张小姐到我们家里面来，我们家里面在当时已经是变成一个穷的人家，住的房子很挤，很紧张，已经没有什么空的房间了。可是这位张小姐，她家里条件那么好，她一点都没有觉得你们家穷，你们家条件不好就不来，她交朋友完全不按贫富来考虑。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周有光口述，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1927年，从光华大学毕业的周有光迫于经济的压力，没有能够像许多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学子一样，继续出国留学，他迫切需要工作收入减轻家庭负担。他先后在光华附中、光华大学部教书，但仅持续一年多。他开始与女孩子交往，但仍然更关注学习和工作。

就在他大学毕业并开始工作后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双双来到上海的中国公学读大学。周有光与张允和的接触慢慢增多。两个人的交往中，周有光更像是深思熟虑的一方，张允和则充满了少女的细腻情感。

周有光一直保留着随身携带、使用白手帕的习惯，他喜欢清洁、干净。

不久，张允和转学进入光华大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成人识字人口不足10%。这一时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有了更多留学西方的经历，他们对欧美国家先进的教育体制，尤其是成人教育的普及印象至深，并开始在中国仿效并积极倡导成人教育。

其中19世纪丹麦著名教育家格隆维（N.F. S. Grundtivg）等人的平民教育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争相仿效的一种民间办学方式。周有光的老师孟宪承还特意请周有光翻译了格隆维的著作《农村教育》。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启蒙教育是中国最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周有光深信格隆维的理论及实践的价值：

格隆维他有一套农村大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农村里面推广教育，根据农民实际情况来办教育，让农民在有空的时候充分利用时间来学习。学习的主要不是技术，而是常识，常识当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要学习丹麦历史、欧洲的历史、人类的历史。

……一个人，他有了语文知识，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他就会为了社会，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人类来做出有益的工作。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先后在美国和英国攻读、研究教育学的孟宪承，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中最有号召力和实践精神的人物之一。周有光对孟宪承十分敬仰：工作一年后他就决定离开光华大学，追随孟宪承去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不久他们又转至杭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他们把成人教育的社会功用推及“再造国民”、革新社会的高度。

周有光充分理解孟宪承的教育实践的意义： 

孟宪承觉得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当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群众教育，而最大的群众在农村。诸如此类，这种启蒙的思想、启蒙的教育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有意义……由于他的引导，我慢慢地明白了许多事情，这一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做教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教书并且做一些教育的研究工作，是抱着一种理想来做的，跟盲目地做就不一样了。 

《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周有光的工作特点使他频繁往来于江浙沪之间。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战火影响了交通，张允和去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与正在杭州工作的周有光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周有光说：“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婚姻是水到渠成，周家三姐周慧兼和张家四妹张充和的穿针引线，使得这桩婚姻更加顺理成章—张冀牖很快允诺了女儿的婚事。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婚礼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举行。来的客人不少，仪式西化而简朴。张允和成为兄妹10人中第一个结婚的人。

三个月后，三妹兆和与沈从文举行婚礼。他们的婚事，张允和居间撮合。姐妹俩所嫁之人均非平庸之辈，但无论是张氏姐妹还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他们都具有自己不同的个性，都属于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青年。唯有大姐张元和“下”嫁昆曲演员顾传玠，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深受传统艺术和文化熏陶的四妹张充和找到自己心仪的人，已经是15年以后的事情了。

婚礼虽然简朴，张家却依然慷慨。周有光的岳父张冀牖在钱财上并不精细，恰好在周有光和张允和成婚前，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亲戚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冀牖账上还有20000元存款被他遗忘。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张冀牖自然很高兴，给了张允和2000元作为“嫁妆”。夫妇两人便决定将这笔钱用于出国留学。他们都渴望去美国，但这些钱显然不够，于是去了日本。张允和攻读日本文学；周有光选择了经济学。那时他对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日本教授河上肇非常入迷，遂报考河上肇所在的京都帝国大学，希望拜他为师。河上肇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很早就被引入中国。

但周有光不知道，由于日本政府深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扩散，河上肇已被迫从京都帝国大学辞职，继而被捕入狱。留学日本失去了原来所追求的意义：“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

不久，张允和发现自己怀孕了，不得不提前回国。周有光则继续留在日本学习。

1934年4月3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男孩，取名小平—后来上学的时候，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晓平。晓平出生那天，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张允和调侃自己：“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京都帝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虽然严格，管理方式却十分宽松，提倡自读自修。由于京都帝国大学还不承认中国的同等学力，周有光读的还是大学课程。如此过了一年，更觉意义不大，最终决定提前回国。

1935年，周有光回到上海，继续在光华大学教学，而张允和则到实验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有光进入自己最初选择的金融领域，到陈光甫任总经理的江苏银行兼职。

1929年引发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西方世界普遍笼罩在强烈的幻灭感之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萧条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地，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解救世界经济的唯一出路。这一时期，周有光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是积极和进步的。不仅如此，整个西方世界在经历经济危机后的悲观情绪，也让更多人倾心于共产主义的魅力。但周有光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人，他对政治的认识及兴趣有限。业余时间他更热衷于在叶籁士创办的《语文》杂志上写点儿与文字改革有关的文章，生恐文章幼稚，他用笔名“周有光”发表。后来人们记住了“周有光”，淡忘了“周耀平”这个名字。

在周有光一生中，抗战爆发前的十年，是他人生最安宁、稳定的时期。他在工作中结识了很多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知识分子，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的章乃器是其中之一。

经章乃器介绍，周有光加入了抗日救亡组织“救国会”，这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也表达了他投入和改良中国政治现实的意愿。在此之前，周有光家庭经济状况大有改善。不久，张允和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小禾，她辞去工作，回到苏州。张允和喜爱苏州的宁静和雅致—住在乌鹊桥弄，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鲜艳动人的玫瑰花种植园。

1936年，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国民党政府则全力对付共产党的崛起，内战频仍，国家再次面临严重的分裂。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羁押在苏州，引起全国一片哗然。作为救国会的成员，周有光赞成“七君子”抗日救国的主张，他在苏州乌鹊桥弄的住宅，成了“七君子”家属们保持联络的一个据点，直至“七君子”获释。

本文摘自《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周有光画传》编委会编著，2017年1月出版），有删减，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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