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他一直在工作，桌子上永远摆着清史工程的稿子，稿子很多，厚厚的，他在不停地阅读和修改。”这就是谈起戴逸时，首先浮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张宏杰脑海中的印象。在今日下午发布的朋友圈中，张宏杰也贴出了自己和戴逸的最后一张合影，称“师恩永存，哀恸难言”。

戴逸原名戴秉衡，1948年8月，时为北大史学系学生的戴逸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因时任校长胡适担保，他才得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由于担心连累家人而改名戴逸。“我是‘逃’出来的，那就叫戴逸吧。”

戴逸从小喜爱历史，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戴逸写道：“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最终，他投入了清史研究。

1955年，戴逸在人民大学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由此开启了他在高校内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后来他以授课讲义为基础，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稿》一出。1958年出版了第一卷，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得到史学前辈吴晗等人的好评。后来应吴晗邀请，32岁的戴逸成为畅销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年轻的编委。

1966年，中宣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六人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但在十年浩劫中，清史所的建立被搁置了。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才正式成立。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作品，戴逸开始主持编写《简明清史》，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清理清朝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戴逸曾回忆他这部作品在“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几乎重新写定。”

张宏杰在今日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戴逸是“学术界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清代人物传稿》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又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这个工程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已经对境外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大量的译介。截至2020年底，清史工程共出版“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等各类图书246种3677册。

在谈到对戴逸的印象时，张宏杰称，涉及几百人的清史工程，戴逸是牵头人、总负责人，最后由他来总把关、总定稿，“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应该是都放在工程上了。”

除了编纂，戴逸自己也写作了《乾隆帝及其时代》等著作。在张宏杰看来，《乾隆帝及其时代》是学术作品，同时可读性也非常强，涉及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

在张宏杰眼中，戴逸和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学术权威不一样，“他没有任何距离感，他不是故作平易近人，而是他人格中就有非常清澈的一面，甚至有一种难得的天真”，“（戴逸）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身上还能保留着这样的清澈，这是我在和其他人交往当中比较少见的”。

戴逸和张宏杰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虽然做得很精致、非常深，却缺少通史的眼光，戴逸认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也鼓励我多写一些面对普通读者的作品，因为这些年历史过于专业化，历史研究的成果需要向普通读者普及。”

张宏杰说，每次去看望戴逸，后者都在看清史工程的稿子，“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似乎也没有别的娱乐”。戴逸自己也曾经这样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参考资料：《戴逸自述：我的学术生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07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