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8日晚，美国这个有着241年历史之久的成熟共和国却经历了极大的不安，在神经紧张和歇斯底里这两种情绪之间挣扎徘徊。

大学校园里，年轻女性感到恶心。其他人或是烧毁物件，或是哭着给家人打电话。在抓狂的民主党中产阶级当中，预约心理治疗的人数骤增。而纽约市里，民众自发创作了一幅名为“不是我的总统”（Not My President）的涂鸦，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大都市的情绪。

历史浪潮随着圣诞节的到来而逐渐减弱，美国民众的反应也经历了伤痛的几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消沉。新年到来之际，最终迎来了第五个阶段，接受现实。终结就在眼前，这是一致的共识，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近。

另外，还有些补救措施。美国人都清楚，从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以来，美国就是一个笔杆子打造出的社会。他们的宪法一直在完善，不断地经过修改，思想的力量要比意识形态的煽动家强大得多。而美国的作家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随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这一出人意料的过渡逐渐形成势头，我决定穿越整个东海岸去拜访玛丽莲·罗宾逊、理查德·福特、沃尔特·莫斯利、爱丽尔·李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莱昂内尔·施赖弗这六位作家，以探索美国的未来。玛丽莲·罗宾逊是小说《管家》（Housekeeping） 和《基列德》（Gilead）的作者，她也是奥巴马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她很了解美国人开拓边疆的本能，而基督徒的身份也把她和另一部分的美国梦联系了起来。在和她的交谈中，重写美国好像一下就变得合理可行了。她清晰的韧性表明这个共和国或许还没有“支离破碎”。与她同行，美国人身上的诚信正直、坦率和幽默感似乎能够应对新一届政府所带来的挑战。与罗宾逊交谈，你就会发现一种反对特朗普的势头已经成型。她坦承自己己受到美国这一危机的刺激。“坦白讲，我也很高兴这件怪事发生了，”她说道。“特朗普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去探寻我们国家从今往后的出路。”

罗宾逊也曾和文学界的朋友谈论过。“人们变得非常喜欢第一和第五份宪法修正案，”她回顾道。“我的朋友们说：现在这件事落到我们身上了。我们作何反应非常重要，那些没把票投给共和党的人必须成为反抗力量。”

罗宾逊相信她的同胞们。“有意义的民主是建立在个体的正直之上的，”她表示，“美国仍然保留着这种基本的正直。”总之，罗宾逊对美国充满了信心。“人们会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并恢复充满可能性的感觉。人们充满激情，我们有各种资源，体系也并未分崩离析。”

理查德·福特生活在北部白雪皑皑的缅因州，但他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来自红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政策的州）。法兰克·巴斯康 是《体育记者》（The Sportswriter）及之后三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或许不会投票给特朗普，当他肯定认识许多会这么做的中年白人男性。

福特是典型的美国人。他会开枪打猎，天生就是个自由之上主义者，对文字和思想满怀激情，更珍视这些文字和思想所体现的自由。他比罗宾逊更为悲观，或许是因为11月的投票选举结果让他措手不及。“我曾说特朗普绝无可能。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让我不禁怀疑自己对美国的了解。”

福特承认“我们应该怪自己。是我们自己促成这一切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重新找回公民责任感”。尽管有一定理由可以对政府机构保持乐观，他却并不满意：“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刻。”

同时代的沃尔特·莫斯利则是在洛杉矶长大。他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犹太人，1965年沃茨骚乱爆发，他正好成年。作为知名的犯罪小说作家，他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一个必要的失误。美国东西海岸的蓝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里满是自由派和进步派，他们一直都把美国中部和南部各州的人称为“榆木脑袋”，最后他们都表示，‘我不在乎投票给谁，只要他与你们这帮人无关就行了’。红州的人们觉得自己被忽视、被小瞧了。我对这一抗议表示同情和尊重。”

莫斯利正密切关注着这一转变。“我们得观察特朗普打算做什么。如果表现实在太差的话，我就不写小说了，直接对此事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写点东西。”莫斯利对特朗普任性妄为的性格保持乐观态度。“从我的角度来看，”他告诉我，“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蹩脚的总统了。”在贬低了约翰·F·肯尼迪、里根和老布什及小布什之后，他仍倾向于看到乐观的一面。“现在有各种可能性，”他表示。“尤其是现在进步派意识到他们要拿出行动来创造自己想要的世界，让美国变得更好。”

爱丽尔·李维是一名女性主义学者，也是《女权沙文主义猪》（Female Chauvinist Pigs）的作者，她也反映出了这种情绪。她表示：“希拉里本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总统，但是人们现在有了自己的选择。我又能去哪里呢？这是我要面临的挑战。”李维仍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继续写作。新闻自由是最基本的。除非你是块毫无生命力的古怪木头，否则不可能不被特朗普影响。他什么都要插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以后还将会激励我们。”

如果要说还有一位作家紧跟时代潮流的话，那绝对是莱昂内尔·施赖弗无疑了。她那本探讨高中校园屠杀事件的《凯文怎么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揭示了当代美国的诸多现象。她那反乌托邦式的想象力对美国更为黑暗的一面进行了探索。施赖弗是这个新的新世界的完美向导，她正陶醉于这位候任总统的滑稽表演之中。“娱乐是我从特朗普身上获得的最主要的东西，”她告诉我。“这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要去享受它，尽管方式有点病态。这真的非常奇特。”不过，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她还是会将其作为总统来尊重。“我们不能盼着特朗普倒霉，”她表示，“因为这就意味着希望我们自己倒霉。我诚心希望我们能挺过这四年，并希望我们的政治体系也能撑下来。”

什么能够维持这种适应能力呢？“幽默感比愤慨更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一阶段，”她表示。“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被自以为是的愤怒冲昏了头脑。”施赖弗转而回到《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antry）中寻求慰藉，但对于那些痴迷于该书作者辛克莱·刘易斯的政治家，她却很谨慎地不把小说与他们联系起来，比如1935年遇刺的南部煽动家休伊·皮尔斯·朗。

在格林尼治村，身为作家和新闻记者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也是畅销小说《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和《瞬間》（Blink）的作者。关于“毫无约束的特朗普主义”潜在的危害，他非常同意施赖弗的观点。格拉德威尔几乎挑衅般地指出，奥巴马如此能言善辩，“作家们都失去了发声的机会。现在我们重新夺回了发言权，而且绝对是毫无限制。”他已经开始怀念作为记者的日子了：“要是能换回在《华盛顿邮报》的工作，我愿意做任何事。作为一名作家，现在正是到了为动荡和混乱而活的时刻了。作为接下来四年中的记录者，你将得到与华盛顿对话的绝佳机会。你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将会是言论开放期。”

随着总统就职日的临近，格拉德威尔为限制特朗普的权力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很可能太过懒惰，又肆意篡夺权力。他第一个错误就是边缘化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白人至上’并不是致胜之道。到头来，很多权力都会落到民主党手中。”

上周，中央情报局和特朗普就俄罗斯问题发生了争吵，格拉德威尔也质疑这种疏远情报机构的做法。“永远都不要看不起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里不全是蠢蛋，还有掌握机密的情报人员，他们总能找到方法来对付你。”

格拉德威尔从历史上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恶霸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多年来所有人都追随着他，而从短期来看，他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人们慢慢厌倦了这种修辞策略。美国人对特朗普的粗俗的忍耐也是有限的。从根本上来说，体面的人将会渴望恢复尊严。这就是发生在麦卡锡身上的例子。最终会有人站起来，大声说出‘我受够了！’”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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