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斌

校对丨李日晴

编辑丨安西西

“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是人。我相信没有人会不生气。但是，当我像动物一样趴在地上，没有被那些鸟儿当作人看待，被群鸟接纳的时候，那一瞬间的感觉真好，非常非常难忘。”

说这段话的人叫吴金黛，是台湾风潮音乐的音乐总监，她提到的那一瞬间，是她在一个湿地公园录制鸟儿声音的时候。而在此之前，吴金黛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因为那时候她还不懂得动物的习性和思维。

就是在这些湿地、森林、山巅、荒野、大海上，瘦弱的吴金黛挂着耳机、扛着大麦克风，历时20年，收集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森林狂想曲》中鸟、蛙、蝉、虫、山羌、溪流与音乐一起起舞；《最近的天堂》中近百种珍贵物种的自然声音；《天空的眼睛》走访了全台湾各个县市乡镇，用音乐将守护台湾土地的故事串联起来，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哀愁。

20年来，当流行音乐唱片市场萎缩的时代，台湾风潮音乐还在坚持做大自然音乐、台湾原住民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而吴金黛就是这些原生态音乐的忠实记录者。在别人看来，去大自然里与动物们嬉戏对话、去传统部落倾听古老的民谣，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

但是，当吴金黛一个人在大山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当她因为不了解动物的习性与那些好听的声音擦肩而过的时候、当她千里迢迢来到一个部落却得知古谣的传承者已经过世了的时候、当公司营业部门说那些唱片不好卖的时候，吴金黛心里也会有短暂的压力和懊恼。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初衷其实很单纯，我的青春也随风而逝了，但我相信，也许20年、30年以后大家会看到这些音乐的珍贵，也会让我看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吴金黛说。

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中国音乐的魅力

与国内大部分孩子的童年一样，吴金黛小时候也学过一两年钢琴，后来因为自己不努力被妈妈给停掉了。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刚好是流行音乐最鼎盛的时期，吴金黛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很喜欢音乐，常常一起弹吉他唱歌，就像一支家庭乐队。

大学期间，吴金黛读了跟音乐完全无关的专业，毕业后当了一名英文老师。平淡的日子让她觉得生活有点无趣，当时在美国的一个朋友，问她要不要去美国读书，吴金黛就顺势考托福去了美国。

到了美国她才开始思考：“我从小就不是爱读书的人，不知道该读什么专业，后来想到小时候丢掉的音乐，索性就读音乐好了，所以就从最基础的练琴开始学。在一个很小的小区大学读了两个学期后，转到了杨百翰大学。”

美国的留学生活并没有让吴金黛感到比以前更有趣，转到杨百翰大学后，她也犹豫过要不要继续读下去？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刚好学校给了她奖学金，才让她下决心好好的继续读音乐。

而当时音乐系的学生毕业后基本就是表演、教书和研究这三条出路，这些都不是吴金黛的兴趣，而且很多同学都是从小学琴练琴，她在这方面完全不占优势。后来发现，她主修的音乐系中有一个课程是录音技术专业，同时也可以学习音乐系的核心课程，在吴金黛看来，这个专业也比较贴近市场应用。

在音乐系第一年的音乐课程，由于吴金黛是当时班里唯一的华人，所以她选择介绍中国音乐，作为期中课程报告。但对于从小听古典音乐、西洋音乐和流行音乐长大的吴金黛来说，做中乐的报告似乎有点难。

为了完成作业，她只好跑到学校图书馆找数据，查到一些中国乐器的数据，而且她在去美国之前在台湾的唱片店买了一些中国民乐的唱片，比如笛子、唢呐、二胡等等，但是从来没拆开听过。这一次终于用上了，拼拼凑凑做了一份关于中乐的报告。

让吴金黛没想到的是，5分钟的报告做完之后，得到了教授非常满意的肯定，那位教授是一个作曲家，但在这之前他根本不了解中乐，还给了吴金黛满分。“我当时心虚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跟自己的音乐文化脱离得那么遥远。以前会觉得西方音乐真好听，根本不懂得欣赏传统中乐，到了另一个国度才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吴金黛感叹道。

一段倒霉的经历让她与风潮结缘

从那时起，吴金黛就在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中乐。而吴金黛与风潮唱片公司的缘分，也许来自她的一段倒霉经历。

就在吴金黛假期结束准备回美国读完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她把在假期打工赚的一学期的生活费换成了旅行支票，结果支票不但被人偷了还被兑换了，她辛苦赚的2000美元生活费一下子没了。

没办法，吴金黛只好跟妈妈先借了路费先回到美国，跟开支票的银行承诺每个月还25美元，对于一个穷留学生来说，每月25美元的债务也不是一个小数，一直到她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还清银行的钱。急于还债的吴金黛回到台湾马上开始找工作，1994年的台湾，刚好是流行音乐最蓬勃的时期，当时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滚石、飞碟她都去面试过。

结果吴金黛发现，在美国读书的几年，脱离台湾流行音乐市场太久，根本不了解时下的音乐市场，唱片公司的很多歌手她都不知道，跟唱片公司聊的时候，感觉自己跟那个市场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没有唱片公司给她机会。

奔波了两周都没有找到工作，吴金黛的一个朋友问她知不知道腾格尔，说腾格尔的唱片是风潮唱片发行的，建议她可以去风潮唱片试试。这是吴金黛第一次听说风潮唱片，她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一家这样的唱片公司，就跑到唱片店，找到腾格尔的唱片，把背面风潮唱片的地址和电话抄下来。由于急于找工作，吴金黛拿着履历自己送到了风潮唱片。

风潮的创始人杨锦聪当天刚好在公司，两个人聊了很久。当时的风潮唱片刚刚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走入正轨，公司也需要人才，但那时候公司还没有成立独立的音乐制作部门，有点像出版社，不像唱片公司。

尽管还不知道招来吴金黛要给她安排什么位置，但杨锦聪还是把她留了下来。没有固定职位的吴金黛，每天的工作就是看音乐杂志、听音乐，帮编辑部校对稿子，熟悉公司的音乐产品。“我对风潮的感觉跟其他唱片公司不太一样，公司办公室的气场很安定从容，之前去过很多唱片公司，一进去就感觉大家都浮浮的。”

当时的风潮唱片刚刚从佛教音乐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公司的主要产品以传统中乐为主，除了做佛教音乐，还有台湾原住民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

做台湾原住民音乐是需要跑到大山里采集的，当时负责原住民音乐采集的民族音乐学者吴荣顺教授，已经在外面采集了三四年。做了一段时间“打杂”的工作后，吴金黛开始跟着吴荣顺教授去野外采集。

“我经常听吴荣顺老师讲，上一次去哪个部落采集的时候，哪位老人已经过世了，还没来得及录那些曲子。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老板更会觉得，我们来不及录的那些声音都消失了太可惜，所以我们除了录人的声音，他开始让我在上山的时候顺便录一些大自然的声音。”吴金黛说。

动物教会了她如何用音乐与自然对话

最初的时候，吴金黛根本不懂什么是大自然的声音，也录了很多失败的声音。只好开始请教一些生态专家，去学习一些很基础的生态知识。她用来收录野外收音的指向性麦克风很敏感，可以收到很远的声音，当收录10米以外的一只鸟声时，1公里外的流水声也很难排除，想象中的流水声是很好听的，但是1公里外的流水声其实听起来像杂音，如果跟鸟叫混在一起就会很难听。

吴金黛告诉音乐财经：“有时候正录的开心，突然有飞机飞过，或者有老乡走到你旁边问你在干嘛，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慢慢变得要跟动物一样，跑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野外采集是需要做足准备的，需要先了解动物们的习性、繁殖季节，并据此规划好工作路线。比如要采集某一种鸟叫，就要知道它是哪一个物种，常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出现。但有时候想采集某一个动物声音的时候，也会偶尔遇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有一次去东部采集的时候，偶尔听到一种蝉叫，觉得很好听，正在准备录音的时候，发现设备没电了，那次的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等吴金黛来年再到林子里找这个声音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早点过去在林子里等它的声音。

就在等待蝉叫的时候，却录到了蛙的声音。由于那座山上农民种植的农作物需要灌溉，吴金黛旁边有一大堆水桶，当时就听到了水桶里的蛙叫，是莫氏树蛙。

“当我掀开水桶的时候，看到两只蛙正在交配，却被好几只其他的公蛙竞争追逐。为了摆脱骚扰，这只公蛙使出了浑身解数，拼尽全力上窜下跳，终于甩掉了追逐的公蛙。看到那个情景不禁感叹，动物世界的爱情竞争跟人类一模一样，甚至更直白更残忍。”

野外采集看似是好玩又有氧的活动，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动物与人永远是两个世界。

此前，吴金黛经常去台北北部的关渡自然公园采集，有一次想录一些季节水鸟的声音，因为不了解这群鸟类的习性，他们进去的时候因为声音太大，把所有的鸟都吓跑了。只好在湿地里安营扎寨，在帐篷里等了一夜，结果等到第二天早上一只鸟都没回来。

那次的录音计划彻底失败，后来只好找到生态专家来观察这些鸟类的习性，后来发现，在那片湿地里，即使有狗走来走去、叫来叫去，那些鸟也不会害怕，不会飞走，只有人类靠近的时候它们才会飞走。

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和对鸟类习性的了解，再一次来到湿地的时候，吴金黛就把所有的器材抓到手里，然后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而且动作很慢。她在黄昏之前进到了湿地，慢慢的接近这些鸟群，很多鸟在离麦克风很近的地方唱歌聊天。

正录的开心，不远处突然放起了鞭炮，瞬间把这些鸟给吓跑了，“我当时就觉得懵了，心想，难道还要让我在这里等一个晚上吗？结果这群鸟在天上打了三个圈圈后，慢慢降落了下来。那个画面太难忘了，一大群鸟在我头顶上像雪片一样飘落，其中几只鸟刚好滑行到我前方3米的地方，从容的看了我一眼后继续往前滑行，我还录到了它们振翅的声音。”

“当时就在想，没有被鸟儿当人看待的感觉真好，通常如果有人说，你不是人，你肯定会很生气；可是，我觉得那一瞬间，不被鸟儿们当作人来接纳，那个感觉非常非常好，很难忘。”吴金黛感叹道。

有了这些采集的经历，让吴金黛开始思考，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些动物的声音跟人类的生活连接起来？最后的答案就是音乐。除了去野外采集，她也提了很多的企划案，希望做出来的这个音乐，不是给那些专家听的，而是让市井的小民、卖菜的大婶、理容院的美容师等等都喜欢听的音乐。

“其实很多企划案都被我丢进了垃圾桶，后来还是动物们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在山上泡温泉的时候，听到动物们自己形成的自然音程，我把这些音程组织起来，加一点节奏，就形成了后来《森林狂想曲》的概念专辑。再把动物们的打击乐邀请进来，觉得这个音乐还蛮好听的。整个专辑里面还附带一张作为生态入门用的动物声音图鉴专辑。”吴金黛说。

1999年9月20日，历时5年采集创作的《森林狂想曲》专辑终于发行，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森林狂想曲》发行第二天却发生了“921大地震”，这次大地震把台湾很多国土计划、生态问题全部震出来了。

而《森林狂想曲》看似偶然的发行，让大家在震后开始思考，其实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遥远。不知是为了安抚震后的心情，还是大家对大自然的渴望，《森林狂想曲》在震后整个商业活动和交通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就在台湾卖了1万张，这也给了风潮团队一个莫大的激励。

最纯净的古谣让她泪流满面

除了做大自然音乐，风潮唱片长期采集的原住民音乐也制作了不少唱片，其中以原住民古调演唱的《吹过岛屿的风》还入围了第55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而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歌开始的地方》专辑热销3万多张。

在认识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之前，风潮唱片并不熟悉他们。是吴金黛的一位音乐家朋友聂琳一直在向她推荐，希望她能制作一张泰武国小的专辑，吴金黛虽然没有拒绝，但因为太忙了，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后来她终于跟着聂琳一起到屏东协助录制泰武国小的Demo，“我坐在椅子上录着听着发现自己怎么哭了，因为那个音乐一唱出来太感人了，唱的太好了，然后我就一边工作一边眼泪止不住的流，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聂琳一直给我推荐泰武国小。”吴金黛说。之后她便与聂琳共同制作了泰武国小这张专辑《歌开始的地方》。

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的成员都来自屏东县泰武乡的泰武国民小学，泰武的学生都是排湾族人，排湾族人习惯以歌唱的方式表达生活中的很多情感，歌唱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歌唱。

说起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查马克，他是来自屏东县来义乡丹林部落的排湾族青年，2003年被分配到泰武国小任教。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买了一张吴荣顺教授为风潮录制的排湾族音乐专辑，回去听了以后才发现，这不就是小时候爷爷奶奶哄他睡觉时唱的歌吗？

就是听了这张CD，让查马克下决心要重新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他回去问爷爷奶奶、问部落里的老人家，收集泰武、佳兴部落排湾古调。

毕业后，查马克被分配到泰武国小任教。有一次排湾族部落里举行了一场很盛大的婚礼，按照部落的习俗，这种传统的婚礼中，双方家长要围成圈圈，女方唱着送新娘的歌，男方唱着迎娶新娘的歌，但查马克发现，这些部落的人唱的都是流行歌曲，没有人唱自己部落的歌。

查马克当时非常沮丧，他觉得在这样的场合，大家就应该唱自己部落的歌呀。他去问一个部落的长者，请他带唱，可是那位长者也不会唱，查马克惊了，他说：我们的歌谣怎么可以就这样流失一个甲子，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当时婚礼上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正在用摄像机拍摄，刚好拍到了查马克激动落泪的镜头，那个场面非常震撼。

通过这件事，查马克更决心教孩子们唱排湾族传统歌谣，他去部落里收集、学唱古调，请部落耆老教唱古民谣，用最传统的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一音一调的反复习唱。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于古谣的理解、掌握和表现方式渐渐成熟，也慢慢掌握老人唱歌的内涵，恰到好处地诠释着部落文化的精髓。

十多年来，泰武国小的古谣传唱队已经成为台湾最好的原住民国小合唱团。吴金黛说：“我第一次听到泰武国小的歌声，觉得那个时候缘分真的到了，所以我和聂琳共同制作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歌开始的地方》，并由风潮发行。”

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也得了台湾金曲奖的不少奖项，还去了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等国家巡演。查马克希望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古谣音乐，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怎样看待生命、看待家庭和爱情的。

位于台湾台东和屏东两县交界处的大武山，被排湾族称为圣山，泰武国小有一个传统，每年都会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爬这座三千公尺的高山，因为这是他们祖灵的归属。有一年查马克带着古谣传唱队上山，让他们对着山唱自己的古谣。

这些孩子也许是在野外比较放松，大家唱歌的时候漫不经心，查马克当时非常生气，他告诉这些孩子们：“你们去美国、去欧洲唱歌，那些舞台都是假的，我教你们唱这些歌，不是为了上那些舞台，是要你们回到这个地方唱给祖灵听的。”吴金黛讲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哽咽的说不话来。

十几年来，古谣传唱队的孩子们陆续毕业出团、新成员入团，他们的唱歌水平一直都保持的很好，而且越唱越好。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很爱玩，玩手机、玩游戏，但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会让人觉得，这个传承是有希望的。

泰武国小的第一张专辑《歌开始的地方》反响非常好，让很多族群看到了这件事的影响力，大家都开始愿意为自己的族群做些事情，很多族群的年轻人现在也愿意回乡，传承自己族群的古谣与文化。

吴金黛说：“我常觉得查马克像是排湾族文艺复兴的发起人，但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想被定义成什么人，就是很单纯的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做大自然音乐和原住民音乐的原点也很单纯一样，这个后续的效应也许20年以后才发生，但我相信一定会开花结果。”

做大自然音乐跟动物们打交道这么多年，你有学会动物的思维吗？

吴金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用动物的方式思考，远离这群讨厌的人类。渐渐的才理解，这些原生种的动物是如何被人类逼到死角，逼到无处可去，逼到活不下去。

也才知道人类是多么贪心，明明已经有了一个家，还要去乡下开发一块地。有时候村民们安生立命了几十年的地方，突然被政府下令拆除，要开路、要开发，大家都会拼命抵抗，去绑白布条维权。但是动物们是没办法绑着白布条跟人类抗议的，它们只能默默的消失，从此灭绝。

无论做大自然音乐还是原住民音乐，你觉得要用怎样的方式才能把音乐和原生态自然的结合在一起？

吴金黛：做大自然音乐的时候，听到那些动物的声音，我会希望人们跟我一样，通过声音跟这些动物产生连接，而我的方式就是用音乐。但音乐还是很抽象，我需要把抽象的东西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让大家觉得更具象。

就像以前我教孩子们英文的那段经历，我学到最多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把我知道的东西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而不是用我想要的方式传递。所以做了《森林狂想曲》，用音乐与动物的叫声把人们吸引住，让大家产生好奇，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这些动物们。

现在做民族音乐的重新创作也是一样，基本上不去改变民族音乐原来的样貌，我们只用大家容易接受的现代音乐语言，把这些民族音乐重新做一个框。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这些土地的声音服务的。

很多时候去野外采集，在山上、在树林里，会不会觉得害怕？

吴金黛：以前去野外录音永远都在迷路的状态，特别是晚上一个人去录音的时候，一路开车两个小时始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会开始心慌，不知道自己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在那种地方即使看地图也没办法确认自己的位置。

所以经常会想，到底要开多久才能到下一个有灯的地方，才能找到一个能落脚的地方。每当这样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挣扎。现在有了导航，相对好些。

你们做了那么多原生态的音乐，但我们知道这些唱片不会像流行音乐卖的那么好，你会不会也有压力？

吴金黛：像吴荣顺老师做了很多年原住民音乐的采集，也做了很多原住民传统歌谣的唱片，但这些唱片销售很不好，只有那些专家学者才会买。如果从商业的角度，吴老师为风潮制作的一系列原住民音乐在唱片公司或许KPI很低，但老板就是愿意支持他做这些事情，也因此在20年后造就了查马克与泰武国小古谣传唱队的文化传承奇迹。

我们做了那么多大自然和原住民音乐，有的唱片卖的好，有的也卖的不好，每次公司开会的时候，市场部主管也会讲哪些唱片卖的不好，心里也会有一些压力。

但我觉得每个人做过的事情都会有积淀，也许很多人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发酵，可能20年、30年以后才看得出发酵的全貌。

这次来北京是做一张蒙古音乐的专辑，这张专辑会是什么特色的？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吴金黛：其实20年前我们就请了毛继增老师做藏族音乐，还请了中央艺术研究所的的乔建中教授与萧梅老师，在内蒙古采集民歌。这次做的蒙古音乐项目，我的调研内容就是从他们两位学者20年前采集的资料里取得的，希望把一些很好听的蒙古歌谣重新制作收录在专辑里。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想找一位蒙古歌手参与我们的录音，但一直找不到。后来通过一个远在美国的学者介绍我们认识了鄂温克族音乐人其其格玛，但是她特别忙，一直在巡演，很少回我的讯息。

有一天我发了两首乔建中跟萧梅老师20年前采集的录音给她做参考，一首歌叫《金色阳光》，另一首没有人知道歌名，希望请她帮忙录制这两首歌。没想到她很快回复了信息，她告诉我，那首《金色阳光》是就是当年乔建中和萧梅到他们家里采集的，是她妈妈唱的，那时候她还小，是另一首不知名字的歌，也是她的一位阿姨唱的。

我当时看了她的讯息，浑身起鸡皮疙瘩，通过美国学者引荐的一个音乐人，竟然是20年前那位原唱者的女儿，当时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这样的传承可能就是发生在几十年以后。

我常常也在想，如果我当初也像其他音乐人一样做流行音乐，当然也非常好，而且赚钱也快，但也许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变成一个制作机器，少了一点温度。而我一直以来做大自然和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很多类似的事情，觉得特别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