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观相山》

故事发生于东部沿海的一座小城，浸染着海风与湿润的气息。女主人公与丈夫居住在观相山脚下的一个普通小区，过着看似毫无波澜的生活。傍晚时分，从单位下班的女主人公去海边看海鸥，接着买好啤酒回家；路过看海的老年旅行团，她顺着坡道回到公寓中，与已经回家的丈夫对酌。晚饭后他们遛弯，看看广场舞，品鉴糕点与旧书。正如这时代大部分的中产夫妇，生活中能够讨论的事项不多，仅有行业的变化和子女的近况，然而往事却频频回访，令他们心神不安。 

小说构建了当代原创文学较少见的场景，此外还塑造了一位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她在社科院的一家学术杂志担任主编，主要工作内容为审稿，偶尔会为了稿件的标准而烦恼。她感受着人到中年的变化，也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小说写道，“她将自己的人生看成是一列越来越长的火车，每一节车厢都封存着一段过去，中途停下打开车厢毫无意义。火车一直向前，每一节车厢都将和她一起抵达终点。 ”女主人公想要追求内心的清净，在禅修、游园中获得片刻休憩，可总被变幻无常的现实裹挟，于是也经常“不语”，如金宇澄《繁花》中的“不响”内涵丰富，这部小说也刻画出了或忧愁或无奈的沉默时刻。  

《基坑》

《基坑》是俄语文学大师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格拉多夫城》《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弗罗》《七月的雷雨》《回归》《第三个儿子》《基坑》《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八部作品，其中前四部为早期代表作，后四部为晚期代表作。同名小说《基坑》是普拉东诺夫富于思想深度的里程碑式中篇小说。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为20世纪俄国作家，自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六十年代末，其主要作品才陆续得以出版。普拉东诺夫的重要性或如布罗茨基所言，“对普拉东诺夫两部小说的压制不仅使整个俄罗斯文学倒退了约五十年，它还使民族心灵的发展因此而被妨碍了约五十年。”据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透露，本书的翻译过程堪称一波三折：译者最早于1987年在前苏联杂志《新世界》上读到《基坑》，并受到强烈震撼，当时就想要将这位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是直到2002年才心愿达成。2018年，普拉东诺夫的短篇集《莫斯科的小提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也将首度与中文读者见面。

《反弹琵琶》

后疫情时代，医学如何才能更加治愈身体和人心？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王一方在书中对现代医学进行了深层反思。就像他在跋中所说，现代医学对于进步主义的天然迷恋、对于现代性缺少反思会令医学陷入价值困惑与精神迷茫的泥沼。结合现实情况，这本书进一步解释了医患关系紧张背后的真相：患者抱怨医生的冷漠与傲慢来自于技术中立的信条，医学隐含的知识霸权具有垄断文化的特征。

王一方指出，对此缺少思考是危险的。由于相信科学万能，大众将持续不断地提升期待、甚至期待不老与永生，而医生也将面对做得越多、错得越多的困境。作为医生，常常要面对过度医疗与医疗不足的两难境地，也会发现心灵比身体更容易治疗，照顾比治疗更重要，因此医生需要在技术与爱之间达到平衡，他说，“要帮助病人建构新的自我，坦然、豁达地接纳痛苦与死亡。”与本书的反思逻辑形成对照的是去年引进出版的人类学著作《要命还是要灵魂》——它同样揭示了在应对疾病时现代医学与传统信仰的冲突，以及更深层次的、治病救人究竟针对的是身体还是心灵的问题。 

《生熟有道》

人类学者张静红在这本书中追溯了普洱茶于上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从普及、兴起、价值飙升到接近崩溃的过程。普洱茶在云南的“六大茶山”种植了几个世纪，经由茶马古道从西南走向世界。自20世纪90年代始，普洱 “越陈越香”的特性被重新发现，其身价也一路水涨船高。然而，在2007年，普洱茶市场大起大落，先是达到高潮，随后崩溃。通过对普洱茶采收、加工、交易和消费空间的追踪、关注，张静红描述了普洱茶从一种家庭手工制品到一种重要产业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读者将进入普洱江湖中人的生活和戏剧化冲突之中，感受他们周旋在多方力量下的坚韧。书中使用“江湖”作为核心概念，展现了社会实践中的各种角力和比拼。

张静红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物质、饮食、消费和影视人类学。本书英文原版出版于2013年，其后十年，作者多次回访田野现场，对第一版进行了超过60%篇幅的修订，于2024年推出全新中文版。内容不仅适合茶叶爱好者和鉴赏家，也适合想要了解物品的本土化、全球化、现代性、传统的再造等话题的读者。

《消费历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休闲爱好的“历史”蓬勃发展。通过对一系列文化实体如大众影视、历史小说、儿童历史、历史纪录片以及互联网慕课等进行考察，格鲁特分析了历史在当代流行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呈现了社会如何消费历史，以及这种消费模式如何影响我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

本书没有把历史理解为某种固定不变的、能被人们充分理解的和可以了解的东西，而是认为，“历史”是在多种场合构建的：博物馆里、电视上、前厅里、俱乐部里、地方上以及互联网上。职业历史学家保留了他们的一些传统合法性，但由于技术、理论和获取途径的转变，这种合法性已经受到侵蚀。书中指出，历史是一组故事，是一系列被大众文化广泛借鉴的话语实践，也让读者意识到当代文化与历史衔接的多样性，不管是重现历史的博物馆体验还是计算机游戏都能证明格鲁特的意图。

《植物学前史》

这本书是研究早期欧洲植物学及草药志印刷出版发展史的经典之作，首版于1912年，中文版为原版问世一百年后首次出版。书中围绕欧洲现代植物学发展之前的历史，即由“抄本草药志”转变为“印本草药志”并逐渐向“现代植物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重点谈论了《自然之书》《拉丁语草药志》《德语草药志》《健康花园》等书在欧洲的出版过程及其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书中也收录了不少相对不那么科学但却与民俗文化等相关的有趣主题，像是“植物征象学说”和“星占植物学”。前者相信以形补形是合理的：某种独特的草药可以治疗人体的某个部位，并猜想长命的植物可以增长人的寿命，而短命植物则可以缩短人的寿命等。后者推测植物与星星和月亮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草药可以按照黄道十二宫排序；草药的性能亦与星象有关，比如车前草能够治疗头痛，因为它处于火星宫位，而火星主管世界的头脑。虽然作者对此并不见得同意，但也都将文献记载下来。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补录、修复稀见插图超过260幅，并以16开全彩印刷还原古籍原貌。

《明朝的钱去哪儿了》

对于中国与西方在近代的大分流，科学史家李约瑟的提问振聋发聩：“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这本书以财政史和财政社会学为视角，考察大分流同期明朝的实际财政问题，详述商人扮演的角色和行为，呈现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财政国家的转型路径。作者华腾达选择明代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和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基本处于同期，欧洲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外扩张。

财政制度之外，华腾达还提醒人们重视商人这个群体。之前有不少学者认为，相比欧洲的商人，明代的商人毫无话语权，然而值得研究的包括，明代的商人是否真的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话语权是否随着商业发展有所变化。华腾达最为关心的是，明代的财政制度与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两者如何互相影响？明代商人为明代国家财政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