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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强势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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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强势的另一面

生于苦难,蹉跎于时代洪流,又崛起于改革大潮,宗庆后的一生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也是那一代企业家的缩影。

文|中外管理杂志

曾经三次问鼎中国首富的浙商领袖、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在2月25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生于苦难,蹉跎于时代洪流,又崛起于改革大潮,宗庆后的一生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也是那一代企业家的缩影。在此,我们重温他的经营管理智慧,以此缅怀!

经营企业还是要靠天赋,靠经验的,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往往并不见效。我认为,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特别在中国市场上,那就是:诗人的想象力、科学家的敏锐、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创业:钟情“大众品牌”

生于1980年代前后的人,很多都会记得娃哈哈营养口服液曾经的火爆日子。那也是娃哈哈打响的第一炮。当时我们尽管条件比较差,但技术还是非常好的,还得过国家星火二等奖。价格也便宜,5块钱一盒,并不暴利。

关于品牌,我的想法一向和别人不太一样。我喜欢大众化品牌,认为应该制造消费者觉得物廉价美的产品。如果产品价格很高,但只能少数人消费,也不能算什么名牌。现在的名牌服装实际上也有很多都在中国制造,过度地追捧高价名牌实际上是人类的虚荣心理造成的。

1990年代,娃哈哈由保健品业转战饮料业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保健品的销售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感觉市场比较乱,国家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个短期内火爆起来的新市场,相应的开发审批手续也很麻烦。风险比较大,我觉得接着做下去可能会碰到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当时的消费水平和现在还不一样,保健品消费量也不是很大,毕竟是有钱人才会买。所以,娃哈哈最后选择进入了消费量比较大的大众饮料行业。

这么多年过去,情况不同了。最大的变化是产品的多元化。老百姓在追求更高的享受。以前可口可乐换了口味,消费者都不同意,现在呢?——不换就没人要了。

管理就是“管”和“理”

和技术方面一样,在管理上,娃哈哈也更多依赖“自创”。

娃哈哈一直都是推行集权管理方式的。长期下来,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了。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大的失误,员工们都比较信任我。不过,在高度集中背后,我们其实也早就开始了分级授权管理,只是分级授权的权力大小不同而已。毕竟,我们现在也是信息化管理,能控制得住。

我们也一直没有空降兵。其实以前也尝试过,来自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的空降兵都招过。但事实证明能力也不行,而且总跟我们的企业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当然以后也不一定一直不招,主要还是看能不能用。

在我看来,管理就是“管”和“理”,要把整个流程理顺,并按要求去管。当然,先管再理还是先理再管,要看自己的具体情况。我现在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市场,还有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引进,和以前相比,也没什么变化。

我感觉我们管理学界崇洋媚外非常严重。而事实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聪明。当然,西方研究企业管理起步比较早,有可学之处,但不能硬套。西方人的思维都比较死板,中国人则比较灵活,碰到同样的问题,中国人走不过去时就绕过去,而按西方人的思维,就退回来了。当然,西方的理论也不是要完全拒绝,但引进以后要用中国文化给改造一下。

诗人+科学家+哲学家+战略家

当年我们在与达能合资的时候坚持保持娃哈哈品牌,并坚持不让达能干预具体的管理。根据同样的原理,在娃哈哈和达能在印尼合作办的厂里,我们就完全不参与管理,只在技术上给予支持。因为在那里,我们对市场并不十分了解。

不过,将来娃哈哈的国际化路径不一定效仿这个。今后做国际化,可能还是以我们为主的。

世界变化太快了,对企业领导者来说也不可能总按老的套路去出牌。但我认为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特别在中国市场上,那就是:诗人的想像力、科学家的敏锐眼光、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我们的饮料,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食品兑出来的,这就需要有想像力:什么和什么配合在一起口味会更好;而要了解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就需要眼光敏锐,可能比别人要快半步;哲学家的头脑也很重要,必须判断所做的事情是否符合规律:如果是,即使现在有困难,将来也能成;战略家的本领:有些可能局部的现象只是暂时的,如果不能从战略高度看问题的话,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拿旧品种低价竞争,拿新产品创造利润

这么多年来,刻骨铭心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都没有“最”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91年兼并罐头厂的时候,员工从100多个马上变成2000多个,当时我们的口服液确实供不应求,但要满足2000多人的生产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开发了第二个产品,就是娃哈哈果奶。当时市场刚打开,竞争对手就找来执法部门说我们不合格,用另外产品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产品,制造了大量舆论,一下子消费者就不敢买了。当时罐头厂可以说还人心不稳,马上变的没活干了,压力非常大。这次风波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来我们据理力争,才扳回来。

这是第一次遭遇大的危机。后来,这样的事情比较多,都习惯了。我的心态应该还是比较好的,日子也过得蛮有滋味。中国企业的历史都还不长,现在活的最好的企业也就活了几十年,到最后还能活多久我看也是个未知数。现在多数企业都存在很大的危机,吹牛的多。

经常有人问我:娃哈哈的挑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没有”。我们的产品品种也多,具有整体优势。简单说,就是:拿旧品种进行低价竞争,拿新产品创造利润。

我偶尔也去上个香,测个字,并不是说有宿命感,只是找个心理安慰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奋斗。

宗庆后:强势的另一面

宗庆后确实拥有独到的商业眼光以及缜密的心机。

1987年,当他带领两名退休教师、靠14万借款创办娃哈哈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之后不久,就想到了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申请“娃哈哈”品牌注册。更令人称奇的是,为了防御其他企业注册相近商标,宗庆后还想到一招,他同时注册了“娃娃哈”、“哈娃娃”、“哈哈娃”等三个“防御性商标”。

到1995年,娃哈哈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一亿元。

然而在1996年,这个强人在与达能的合资中,“居然”同意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娃哈哈与达能合资的公司(后改为使用权转移)。对于滴水不漏的宗庆后而言,这似乎是个难以原谅的“过失”。

宗庆后何出此举?

其实早在1992年,宗庆后就开始着手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要对100%国有性质的娃哈哈集团“改制”,间接实现宗庆后及其创业团队对集团资产的所有权。但几年下来,多遭变数,致使与达能的合作,逐渐演变成为一条重要的通路。1996年2月29日,宗庆后答应了达能的商标转让条件,即后来让他无比懊恼的——中方要使用娃哈哈商标,必须经过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正是宗的这一让步促成了娃哈哈集团与达能的合作。但最初,在几家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中,娃哈哈与达能持股比例等同,均是49%。可不久后,由于达能接受了另外一家合作者百富勤公司的股权转让,增加了关键的2%股权,成了控股方。

当然,宗庆后也同样在这次合作伊始就做好了“防御性规章”。这就是他与达能著名的“约法四章”:品牌不变;董事长的位置不变;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不许辞退。由此不难看出,宗庆后其实还是预料到了百富勤退出、达能控股的结局。

但这个强人或许自信能够处置得当,因而义无反顾地在合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宗庆后果然凭借其在娃哈哈多年的威望、强硬的作风,一直牢牢地掌控着娃哈哈的控制权。他回顾说:“合资之后,达能曾向娃哈哈派驻了一个搞市场策划的、一个搞技术的,都被我赶走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懂中国市场,所以就不甘心听任达能摆布。”

1999年,宗庆后还和中方决策班子商量决定,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建立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到了2006年,这些非合资公司的总数发展到了61家,总资产达到56亿元,当年利润为10.4亿元。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非合资公司几乎堪称宗庆后大胆与强势的终极产物。

不知宗当时是否预料到,这一当时看来极其“智慧”的做法,会在日后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不得不承认,达能多年来一直无可奈何于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强势不无关系。这种强势和自信的确使娃哈哈突飞猛进。

超乎人们想像的是:拥有两万多名员工的娃哈哈,居然连个“副总”都没有。宗庆后曾表示:“在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总经理,没有副总经理。因为搞企业与打仗一样,机会来了,要快速反应,及时决策。没有强势领导就做不成事情。”

在市场开拓方面,宗庆后强烈地“相信自己来自市场的第一感觉”,他觉得自己具有相关的天分。

1998年,“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在娃哈哈90%员工反对的情况下面市。在此之前,已经有7家所谓的“中国可乐”倒在与“两乐”(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相争的战场上。

但宗成功了。依靠错位竞争及强大的分销网络,和宗氏独创的联销体模式(代理商交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承诺一定数量的年度销量。作为回报,厂商把该区域的商品代理权交给该经销商并且支付超出银行“数倍”的保证金利息,将娃哈哈的自身利益与经销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2006年年底,非常可乐在中国碳酸饮料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提升到16%~17%,而在二、三线城市的占有率更达30%左右!

2005年推出“营养快线”,成为宗庆后的另一妙笔。仅仅一年时间,营养快线就实现了400%以上的增长,销售收入26个亿。

不断的成功显然强烈支持了宗庆后的自信。

他曾坦然表示:娃哈哈的企业文化是“家文化”,忠诚和团结是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回顾上马非常可乐曾遭遇员工的强烈反对时,宗甚至说:“我认为基本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长期下来,他们(员工)也都比较习惯,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大的失误,他们都比较信任我。”

但强势给宗庆后带来的,显然并不都是好处。

既然不设副总,宗庆后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一年至少200天在外出差”是典型的宗氏生活方式。他对企业的掌控度,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他否认了“买卷手纸、买把笤帚都要自己签字”的坊间传言,但他也曾证实:自己曾为购置一台电动车而签过字。

而因为宗对市场感觉的依赖,一旦感觉有误时,企业就不得不掏出一笔学费。上马童装的失误,即折射出强人当家的另一面。

2002年5月,娃哈哈投资数亿元打造童装品牌。但后来,宗庆后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我们这项决策有些失误,虽然童装的需求量大,但儿童的身体长得很快,真正买品牌童装的人还不太多。而且这个市场的发展有个过程。”

宗庆后的“超级实用主义管理哲学” 用30余年塑造的7个“娃哈哈性格”

宗庆后自身性格的一大特点是极为朴实、实在,两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一次,一位著名企业家到杭州想拜会宗庆后,他的答复是:“有什么事?如果没什么事就不用见了。”有一年春节之际,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邀请宗庆后参加聚会,他出人意料地婉拒了,因为他认为与其参加这样的活动还不如在家陪陪家人……

下面,我们看看宗庆后30余年来给企业塑造的“娃哈哈性格”。

管用

宗庆后的一大杰作,是创立了娃哈哈“联销体”。这一销售渠道模式,犹如人体的血管系统遍布全身,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乡村院落。甚至有人在西藏那曲发现,地上除了牦牛粪,就是印有王力宏头像的娃哈哈塑料瓶。宗庆后因此被业界尊称为“织网大师”。宗庆后在成本控制上卡得很严,但如果认为他抠门,那就错了。他追求的是投入产出比。

“联销体”中经销商的年度净利润率达到5%-6%左右(包括返利),远高于宝洁、可口可乐的1.5%-2%。将成千上万经销商捆绑成利益共同体,是“联销体”成功的关键。

此外,“联销体”实行“款到发货”,一举解决了让无数企业头痛不已的回款难题。由此看到,宗庆后设计的“联销体”模式是多么管用。这一创新获得了“中国管理学院奖”,还被美国哈佛商学院引用为中国渠道新案例。

效率

宗庆后做事不但追求功用,而且追求最高的效率。宗庆后说:“搞企业与打仗一样,机会来了,要快速反应、及时决策。”可口可乐中国区总裁曾经这样感慨:“我们其他都可以比娃哈哈更优秀,但市场决策的速度无法与娃哈哈相比。”

3万人规模的娃哈哈做到了“请示不隔夜”,决策效率可见一斑。宗庆后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娃哈哈在20多年前就采用了扁平化结构。整个集团只有四级:总经理——部级——科级——员工。为了减少层次(也为了杜绝小团体和办公室政治),宗庆后独出心裁地不设副总经理和总监。娃哈哈的产供销、人财物统统集权于只有区区20多人的“总经办”。

娃哈哈没有董事会或决策委员会之类的,决策由宗庆后独自做出。同时,他还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直接管理人数。10多个部长、40多个省区经理、近100个子公司总经理(生产厂长)直接向他汇报。在他那里,没有所谓的管理幅度限制。他凭借每年365天、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时间突破了极限,创造了奇迹。

经验

宗庆后不相信咨询公司。他说:“很多调查报告都是不真实的,还不如我自己的直觉判断准确。”在娃哈哈历史上,仅有一次请了一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做过战略。宗庆后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用”。娃哈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来自宗庆后对农村的亲身经历。

“我在农村整整生活了15年,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我对农村市场的了解,不是那些整天研究数据的办公室白领所能理解的。”他说。但是,经验会过时,直觉会迟钝,对此,宗庆后当然不会不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除了每天必看大量的报表和相关信息之外,还采取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暴走,体验现场,获取一手资料。他常年奔走于全国各地,访问经销商、零售商、消费者,观察自己和对手产品的铺市、陈列等。他说:“如果你不经常跑市场,你也不会产生对市场的敏感度。活力和洞察力,都是用脚板子跑出来的。”

适合

宗庆后从不追逐时髦的管理方法,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娃哈哈曾经与达能合作过。期间,宗庆后觉得西方那一套在中国“没有什么优势,反尔耽误决策”,贻误战机。1998年他曾向达能建议响应国家号召进军中国西部,但达能一听到“对口支援”这类词汇,觉得类似于公益,肯定不赚钱,于是断然拒绝。宗庆后认识到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中国这里的事情,自己怎么反而去请教他们呢?从此以后,宗庆后在管理上更注重“适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别人那里成功的方法,拿过来未必好用。他对理论化、学院式的管理学基本不感兴趣,就是这个原因。

适应

娃哈哈产品之所以能够在村镇至三线城市的广大区域占据很大优势,得益于宗庆后对这些地区消费心理的精准把握。

诀窍之一是产品物美价廉,性价比高。因为欠发达地区是价格敏感型消费占主导,娃哈哈AD钙奶,纯净水、茶饮料等,价格都比主要竞争对手便宜了10%-20%,自然成为农村居民的首选。

诀窍之二是竭力在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能够打动当地消费者。如:纯净水的红色视觉,非常可乐的加糖口味,宣传口号上的简单明了等。不过,如果认为当然娃哈哈只会打价格战,只会生产“廉价的、土气的、农村人用的”产品,那就错了。宗庆后是因地制宜。针对一二线大城市,娃哈哈推出营养快线、爽歪歪等一大批产品,档次、售价都不低。

简明

宗庆后接受过很多采访,但说话不多,也没有华丽的辞藻或豪言壮语。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不过,宗庆后将这个“缺点”转化成了优点——语言简单明了、一语中的,常常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宗庆后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凝聚小家、发展大家、报效国家”。简单而顺口的12个字就将内涵深刻的娃哈哈的“家文化”自己的终极追求展示出来了。广告语“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多么生活化的口号,一下就被市场记住和接受了。后来的“营养快线”“ 爽歪歪”也与“娃哈哈”一样,很有销售力。他们的产品名称和广告语不追求什么广告金奖,而是追求植入人们头脑。这一点很像宝洁。

稳健

娃哈哈的跟进策略业内知名,八宝粥、果汁饮料、绿茶等产品都属于典型的跟进型产品。这种办法能节省前期大量消费者教育的费用,减少市场风险,提高新产品成功率。在跟进中创新,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又差异化创新,一箭双雕。这完全符合宗庆后稳健发展的原则。

娃哈哈的一系列打法,都是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进行。“小步快跑”“领先半步”战略都是这一原则下的产物。宗庆后谈道:曾经多少次遇到有人找他们做房地产或者别的事,但都被拒绝了。娃哈哈虽曾几次试水相关多元化,但都是小规模,不曾动摇以饮料为主业的专业化发展战略。史玉柱曾说上新项目作风险评估时,如果失败的损失达到总资产的1/3就会放弃。但在宗庆后这里,这个上限肯定不是1/3,甚至连1/10都不到。宗庆后说:“坚持谨慎的滚动发展,坚决不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坚决不做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情”。娃哈哈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市?宗庆后说,用资本的钱,心里没底。在现今全球抗疫经济“停摆”之际,娃哈哈丰厚的家底足以使其“高枕无忧”,让无数企业羡慕不已。

“超级实用主义”的来源在哪里?

从上看到宗庆后在企业管理中的显著特点:直面现实、直击核心、“一剑封喉”、一切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为最高评判标准,没有“花架子”,最大限度地消除甚至消灭不确定性。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2018年12月,宗庆后获得“影响改革开放进程的企业领袖”。在颁奖典礼上,宗庆后念起一封信——《致一直在奋斗的人们》,其中说道:“为这个世界本身的进步和建设提供意见,提供建设性的思维模式和建设性的处世方案,这才是企业家带给这个世界的最大感动,亦同时是一个人的存世价值。”这说明,在管理哲学上,他一定在用心为之。

30多年来,宗庆后遵循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生产制造、渠道配送、市场推广、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成本,从而在行业中做到了成本领先。在快消品行业中,“物美价廉的产品永远是第一位的。”宗庆后抓住关键不放,打造了娃哈哈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绝对优势让竞争对手无不发怵。娃哈哈从来不怕价格战,即使产品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10%-30%,并且以不弱于对手的广告投放,仍可以获取10%-20%的净利润率。在快消品行业,这无疑是个奇迹。成本优势筑起了难以逾越的护城河,因而娃哈哈在软饮料行业长期稳居中国老大,也跻身世界前几名。

如果追溯历史,设身处地,我们就不难理解宗庆后为何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曾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过太多苦,经受过太多磨难。”因家庭成分“偏高”,从有记忆时起他就受社会歧视,还因此被师范学校拒之门外。16岁的宗庆后就开启了谋生之旅,修汽车、爆炒米、卖红薯、下绍兴农场干农活、进校办工厂搞推销,风里来雨里去,岁月蹉跎。直到42岁他才获得一个承包机会,从蹬三轮送校簿、冰棍开始,一分一厘地积累,将娃哈哈打造成行业翘楚。因此,他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和成果,只能胜不能败。娃哈哈不仅是他的事业,而且是他的生命。“娃哈哈是我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明。”他曾这样深情地说。因此,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这艘大船,避开一切暗礁浅滩,劈波斩浪,驶向远方的“新大陆”。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发源于美国,体现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成为美国精神的代表。从美国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就可清晰地看见实用主义烙印。这是历史短暂的美国在20世纪超越诸多欧洲老牌强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文化基础和深层根源。当然,宗庆后未必深究过美国的实用主义学说,但在实践层面,两者一致。例如,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这与宗庆后不谋而合。

“专制”与“开明”

宗庆后的超级实用主义给娃哈哈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宗庆后最被诟病的是他的“专制”“独裁”。对此,他并不否认。他说:“说我在娃哈哈大权独揽我承认,而且我认为这个做得对。你去看看中国现在能成功的大企业,我觉得都有一个强势的领导者,都是大权独揽而且专制的,我认为中国现阶段要搞好企业,必须专制而且开明。”应该说,宗庆后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在“专制”的同时如何做到“开明”呢?他还说,企业家就是要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那么,怎么来保障呢?这些问题,考验着宗庆后的领导智慧。

在中国企业界,宗庆后是“不做战略”的代表人物。他多次说过,娃哈哈一直在为生存而战斗,他一般只会考虑当下,不会考虑五年、十年以后的事,娃哈哈没有战略。也许在他看来,做战略规划这种事属于“务虚”,不但浪费时间精力,还不一定管用。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在商业范式没有大的变化时是可行的,而且往往更实用。但是,今天已经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商业范式革命随时都可能发生。强大的商业帝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野蛮人”所颠覆,甚至不知道他们将来自何方。中国的乐凯、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的摩托罗拉等等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没有更超前的预判,难免出现“临时抱佛脚”的情况。

由于对长期战略的忽略,娃哈哈在人才梯队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俗话说“百年树人”。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未来,效果只能在未来慢慢体现,而且企业要忍受亲手栽培的人才跳槽而去之痛(极端的例子是通用电气为世界500强培养了100多位CEO)。因此,人才培养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不“实用”,因为投入大,产出不确定。娃哈哈不是代加工企业,而是要靠品牌打天下,因此人才仍是未来致胜的关键。可是,宗庆后这样的意志强人很难复制。有记者曾问宗馥莉: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什么?回答是“等于零”。这也基本上是娃哈哈员工和外界的共同看法,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娃哈哈未来的担忧。

重塑中的娃哈哈……

有些人批评宗庆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这种看法有些表面化。其实,宗庆后拒绝的都是他看来不实用、不适合的东西。他曾说,他做事的原则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怎么有利于娃哈哈的发展就怎么办。他时时刻刻保持着对市场变化的警觉,不敢心生惰性,更不会画地为牢。一旦察觉情况有变,或者发现更有效的方案时,他会勇于创新。娃哈哈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型,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2014年一场峰会上,宗庆后公开批评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曾引起非议。实际上,他并不是反对互联网和电商,“我一直反对的是互联网大规模烧钱买流量,把实体经济辛苦的成果贱卖,扰乱了实体经济的市场价格。”如果考虑到娃哈哈产品重量大附加值小的基本属性,他的烦恼不难理解。但是,娃哈哈在2017年9月与阿里巴巴牵手共同推出了共享服务信用亭,在2018年12月上线“哈宝游乐园”试水社交电商,2019年后进一步在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产品推广。2020年3月24日,杭州娃哈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4月2日,娃哈哈宏振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这表明,宗庆后要在电商上发猛力了。

过去娃哈哈一直没有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原因在于宗庆后认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并未形成,职业道德也有待提高,分权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他说的是实情,也完全符合他的思维逻辑。不过,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对于集权的成败利钝,宗庆后早已了然于胸。实际上,2018年以来他已经多次公开谈道:娃哈哈在搞制度设计,流程改造,实行岗位责任制,分级授权,让下属做到权责结合,自己逐步退居二线,希望从人治转为制度管理。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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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苦难,蹉跎于时代洪流,又崛起于改革大潮,宗庆后的一生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也是那一代企业家的缩影。

文|中外管理杂志

曾经三次问鼎中国首富的浙商领袖、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在2月25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生于苦难,蹉跎于时代洪流,又崛起于改革大潮,宗庆后的一生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也是那一代企业家的缩影。在此,我们重温他的经营管理智慧,以此缅怀!

经营企业还是要靠天赋,靠经验的,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往往并不见效。我认为,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特别在中国市场上,那就是:诗人的想象力、科学家的敏锐、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创业:钟情“大众品牌”

生于1980年代前后的人,很多都会记得娃哈哈营养口服液曾经的火爆日子。那也是娃哈哈打响的第一炮。当时我们尽管条件比较差,但技术还是非常好的,还得过国家星火二等奖。价格也便宜,5块钱一盒,并不暴利。

关于品牌,我的想法一向和别人不太一样。我喜欢大众化品牌,认为应该制造消费者觉得物廉价美的产品。如果产品价格很高,但只能少数人消费,也不能算什么名牌。现在的名牌服装实际上也有很多都在中国制造,过度地追捧高价名牌实际上是人类的虚荣心理造成的。

1990年代,娃哈哈由保健品业转战饮料业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保健品的销售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感觉市场比较乱,国家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个短期内火爆起来的新市场,相应的开发审批手续也很麻烦。风险比较大,我觉得接着做下去可能会碰到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当时的消费水平和现在还不一样,保健品消费量也不是很大,毕竟是有钱人才会买。所以,娃哈哈最后选择进入了消费量比较大的大众饮料行业。

这么多年过去,情况不同了。最大的变化是产品的多元化。老百姓在追求更高的享受。以前可口可乐换了口味,消费者都不同意,现在呢?——不换就没人要了。

管理就是“管”和“理”

和技术方面一样,在管理上,娃哈哈也更多依赖“自创”。

娃哈哈一直都是推行集权管理方式的。长期下来,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了。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大的失误,员工们都比较信任我。不过,在高度集中背后,我们其实也早就开始了分级授权管理,只是分级授权的权力大小不同而已。毕竟,我们现在也是信息化管理,能控制得住。

我们也一直没有空降兵。其实以前也尝试过,来自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的空降兵都招过。但事实证明能力也不行,而且总跟我们的企业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当然以后也不一定一直不招,主要还是看能不能用。

在我看来,管理就是“管”和“理”,要把整个流程理顺,并按要求去管。当然,先管再理还是先理再管,要看自己的具体情况。我现在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市场,还有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引进,和以前相比,也没什么变化。

我感觉我们管理学界崇洋媚外非常严重。而事实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聪明。当然,西方研究企业管理起步比较早,有可学之处,但不能硬套。西方人的思维都比较死板,中国人则比较灵活,碰到同样的问题,中国人走不过去时就绕过去,而按西方人的思维,就退回来了。当然,西方的理论也不是要完全拒绝,但引进以后要用中国文化给改造一下。

诗人+科学家+哲学家+战略家

当年我们在与达能合资的时候坚持保持娃哈哈品牌,并坚持不让达能干预具体的管理。根据同样的原理,在娃哈哈和达能在印尼合作办的厂里,我们就完全不参与管理,只在技术上给予支持。因为在那里,我们对市场并不十分了解。

不过,将来娃哈哈的国际化路径不一定效仿这个。今后做国际化,可能还是以我们为主的。

世界变化太快了,对企业领导者来说也不可能总按老的套路去出牌。但我认为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特别在中国市场上,那就是:诗人的想像力、科学家的敏锐眼光、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我们的饮料,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食品兑出来的,这就需要有想像力:什么和什么配合在一起口味会更好;而要了解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就需要眼光敏锐,可能比别人要快半步;哲学家的头脑也很重要,必须判断所做的事情是否符合规律:如果是,即使现在有困难,将来也能成;战略家的本领:有些可能局部的现象只是暂时的,如果不能从战略高度看问题的话,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拿旧品种低价竞争,拿新产品创造利润

这么多年来,刻骨铭心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都没有“最”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91年兼并罐头厂的时候,员工从100多个马上变成2000多个,当时我们的口服液确实供不应求,但要满足2000多人的生产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开发了第二个产品,就是娃哈哈果奶。当时市场刚打开,竞争对手就找来执法部门说我们不合格,用另外产品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产品,制造了大量舆论,一下子消费者就不敢买了。当时罐头厂可以说还人心不稳,马上变的没活干了,压力非常大。这次风波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来我们据理力争,才扳回来。

这是第一次遭遇大的危机。后来,这样的事情比较多,都习惯了。我的心态应该还是比较好的,日子也过得蛮有滋味。中国企业的历史都还不长,现在活的最好的企业也就活了几十年,到最后还能活多久我看也是个未知数。现在多数企业都存在很大的危机,吹牛的多。

经常有人问我:娃哈哈的挑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没有”。我们的产品品种也多,具有整体优势。简单说,就是:拿旧品种进行低价竞争,拿新产品创造利润。

我偶尔也去上个香,测个字,并不是说有宿命感,只是找个心理安慰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奋斗。

宗庆后:强势的另一面

宗庆后确实拥有独到的商业眼光以及缜密的心机。

1987年,当他带领两名退休教师、靠14万借款创办娃哈哈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之后不久,就想到了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申请“娃哈哈”品牌注册。更令人称奇的是,为了防御其他企业注册相近商标,宗庆后还想到一招,他同时注册了“娃娃哈”、“哈娃娃”、“哈哈娃”等三个“防御性商标”。

到1995年,娃哈哈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一亿元。

然而在1996年,这个强人在与达能的合资中,“居然”同意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娃哈哈与达能合资的公司(后改为使用权转移)。对于滴水不漏的宗庆后而言,这似乎是个难以原谅的“过失”。

宗庆后何出此举?

其实早在1992年,宗庆后就开始着手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要对100%国有性质的娃哈哈集团“改制”,间接实现宗庆后及其创业团队对集团资产的所有权。但几年下来,多遭变数,致使与达能的合作,逐渐演变成为一条重要的通路。1996年2月29日,宗庆后答应了达能的商标转让条件,即后来让他无比懊恼的——中方要使用娃哈哈商标,必须经过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正是宗的这一让步促成了娃哈哈集团与达能的合作。但最初,在几家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中,娃哈哈与达能持股比例等同,均是49%。可不久后,由于达能接受了另外一家合作者百富勤公司的股权转让,增加了关键的2%股权,成了控股方。

当然,宗庆后也同样在这次合作伊始就做好了“防御性规章”。这就是他与达能著名的“约法四章”:品牌不变;董事长的位置不变;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不许辞退。由此不难看出,宗庆后其实还是预料到了百富勤退出、达能控股的结局。

但这个强人或许自信能够处置得当,因而义无反顾地在合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宗庆后果然凭借其在娃哈哈多年的威望、强硬的作风,一直牢牢地掌控着娃哈哈的控制权。他回顾说:“合资之后,达能曾向娃哈哈派驻了一个搞市场策划的、一个搞技术的,都被我赶走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懂中国市场,所以就不甘心听任达能摆布。”

1999年,宗庆后还和中方决策班子商量决定,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建立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到了2006年,这些非合资公司的总数发展到了61家,总资产达到56亿元,当年利润为10.4亿元。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非合资公司几乎堪称宗庆后大胆与强势的终极产物。

不知宗当时是否预料到,这一当时看来极其“智慧”的做法,会在日后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不得不承认,达能多年来一直无可奈何于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强势不无关系。这种强势和自信的确使娃哈哈突飞猛进。

超乎人们想像的是:拥有两万多名员工的娃哈哈,居然连个“副总”都没有。宗庆后曾表示:“在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总经理,没有副总经理。因为搞企业与打仗一样,机会来了,要快速反应,及时决策。没有强势领导就做不成事情。”

在市场开拓方面,宗庆后强烈地“相信自己来自市场的第一感觉”,他觉得自己具有相关的天分。

1998年,“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在娃哈哈90%员工反对的情况下面市。在此之前,已经有7家所谓的“中国可乐”倒在与“两乐”(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相争的战场上。

但宗成功了。依靠错位竞争及强大的分销网络,和宗氏独创的联销体模式(代理商交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承诺一定数量的年度销量。作为回报,厂商把该区域的商品代理权交给该经销商并且支付超出银行“数倍”的保证金利息,将娃哈哈的自身利益与经销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2006年年底,非常可乐在中国碳酸饮料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提升到16%~17%,而在二、三线城市的占有率更达30%左右!

2005年推出“营养快线”,成为宗庆后的另一妙笔。仅仅一年时间,营养快线就实现了400%以上的增长,销售收入26个亿。

不断的成功显然强烈支持了宗庆后的自信。

他曾坦然表示:娃哈哈的企业文化是“家文化”,忠诚和团结是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回顾上马非常可乐曾遭遇员工的强烈反对时,宗甚至说:“我认为基本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长期下来,他们(员工)也都比较习惯,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大的失误,他们都比较信任我。”

但强势给宗庆后带来的,显然并不都是好处。

既然不设副总,宗庆后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一年至少200天在外出差”是典型的宗氏生活方式。他对企业的掌控度,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他否认了“买卷手纸、买把笤帚都要自己签字”的坊间传言,但他也曾证实:自己曾为购置一台电动车而签过字。

而因为宗对市场感觉的依赖,一旦感觉有误时,企业就不得不掏出一笔学费。上马童装的失误,即折射出强人当家的另一面。

2002年5月,娃哈哈投资数亿元打造童装品牌。但后来,宗庆后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我们这项决策有些失误,虽然童装的需求量大,但儿童的身体长得很快,真正买品牌童装的人还不太多。而且这个市场的发展有个过程。”

宗庆后的“超级实用主义管理哲学” 用30余年塑造的7个“娃哈哈性格”

宗庆后自身性格的一大特点是极为朴实、实在,两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一次,一位著名企业家到杭州想拜会宗庆后,他的答复是:“有什么事?如果没什么事就不用见了。”有一年春节之际,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邀请宗庆后参加聚会,他出人意料地婉拒了,因为他认为与其参加这样的活动还不如在家陪陪家人……

下面,我们看看宗庆后30余年来给企业塑造的“娃哈哈性格”。

管用

宗庆后的一大杰作,是创立了娃哈哈“联销体”。这一销售渠道模式,犹如人体的血管系统遍布全身,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乡村院落。甚至有人在西藏那曲发现,地上除了牦牛粪,就是印有王力宏头像的娃哈哈塑料瓶。宗庆后因此被业界尊称为“织网大师”。宗庆后在成本控制上卡得很严,但如果认为他抠门,那就错了。他追求的是投入产出比。

“联销体”中经销商的年度净利润率达到5%-6%左右(包括返利),远高于宝洁、可口可乐的1.5%-2%。将成千上万经销商捆绑成利益共同体,是“联销体”成功的关键。

此外,“联销体”实行“款到发货”,一举解决了让无数企业头痛不已的回款难题。由此看到,宗庆后设计的“联销体”模式是多么管用。这一创新获得了“中国管理学院奖”,还被美国哈佛商学院引用为中国渠道新案例。

效率

宗庆后做事不但追求功用,而且追求最高的效率。宗庆后说:“搞企业与打仗一样,机会来了,要快速反应、及时决策。”可口可乐中国区总裁曾经这样感慨:“我们其他都可以比娃哈哈更优秀,但市场决策的速度无法与娃哈哈相比。”

3万人规模的娃哈哈做到了“请示不隔夜”,决策效率可见一斑。宗庆后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娃哈哈在20多年前就采用了扁平化结构。整个集团只有四级:总经理——部级——科级——员工。为了减少层次(也为了杜绝小团体和办公室政治),宗庆后独出心裁地不设副总经理和总监。娃哈哈的产供销、人财物统统集权于只有区区20多人的“总经办”。

娃哈哈没有董事会或决策委员会之类的,决策由宗庆后独自做出。同时,他还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直接管理人数。10多个部长、40多个省区经理、近100个子公司总经理(生产厂长)直接向他汇报。在他那里,没有所谓的管理幅度限制。他凭借每年365天、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时间突破了极限,创造了奇迹。

经验

宗庆后不相信咨询公司。他说:“很多调查报告都是不真实的,还不如我自己的直觉判断准确。”在娃哈哈历史上,仅有一次请了一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做过战略。宗庆后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用”。娃哈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来自宗庆后对农村的亲身经历。

“我在农村整整生活了15年,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我对农村市场的了解,不是那些整天研究数据的办公室白领所能理解的。”他说。但是,经验会过时,直觉会迟钝,对此,宗庆后当然不会不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除了每天必看大量的报表和相关信息之外,还采取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暴走,体验现场,获取一手资料。他常年奔走于全国各地,访问经销商、零售商、消费者,观察自己和对手产品的铺市、陈列等。他说:“如果你不经常跑市场,你也不会产生对市场的敏感度。活力和洞察力,都是用脚板子跑出来的。”

适合

宗庆后从不追逐时髦的管理方法,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娃哈哈曾经与达能合作过。期间,宗庆后觉得西方那一套在中国“没有什么优势,反尔耽误决策”,贻误战机。1998年他曾向达能建议响应国家号召进军中国西部,但达能一听到“对口支援”这类词汇,觉得类似于公益,肯定不赚钱,于是断然拒绝。宗庆后认识到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中国这里的事情,自己怎么反而去请教他们呢?从此以后,宗庆后在管理上更注重“适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别人那里成功的方法,拿过来未必好用。他对理论化、学院式的管理学基本不感兴趣,就是这个原因。

适应

娃哈哈产品之所以能够在村镇至三线城市的广大区域占据很大优势,得益于宗庆后对这些地区消费心理的精准把握。

诀窍之一是产品物美价廉,性价比高。因为欠发达地区是价格敏感型消费占主导,娃哈哈AD钙奶,纯净水、茶饮料等,价格都比主要竞争对手便宜了10%-20%,自然成为农村居民的首选。

诀窍之二是竭力在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能够打动当地消费者。如:纯净水的红色视觉,非常可乐的加糖口味,宣传口号上的简单明了等。不过,如果认为当然娃哈哈只会打价格战,只会生产“廉价的、土气的、农村人用的”产品,那就错了。宗庆后是因地制宜。针对一二线大城市,娃哈哈推出营养快线、爽歪歪等一大批产品,档次、售价都不低。

简明

宗庆后接受过很多采访,但说话不多,也没有华丽的辞藻或豪言壮语。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不过,宗庆后将这个“缺点”转化成了优点——语言简单明了、一语中的,常常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宗庆后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凝聚小家、发展大家、报效国家”。简单而顺口的12个字就将内涵深刻的娃哈哈的“家文化”自己的终极追求展示出来了。广告语“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多么生活化的口号,一下就被市场记住和接受了。后来的“营养快线”“ 爽歪歪”也与“娃哈哈”一样,很有销售力。他们的产品名称和广告语不追求什么广告金奖,而是追求植入人们头脑。这一点很像宝洁。

稳健

娃哈哈的跟进策略业内知名,八宝粥、果汁饮料、绿茶等产品都属于典型的跟进型产品。这种办法能节省前期大量消费者教育的费用,减少市场风险,提高新产品成功率。在跟进中创新,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又差异化创新,一箭双雕。这完全符合宗庆后稳健发展的原则。

娃哈哈的一系列打法,都是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进行。“小步快跑”“领先半步”战略都是这一原则下的产物。宗庆后谈道:曾经多少次遇到有人找他们做房地产或者别的事,但都被拒绝了。娃哈哈虽曾几次试水相关多元化,但都是小规模,不曾动摇以饮料为主业的专业化发展战略。史玉柱曾说上新项目作风险评估时,如果失败的损失达到总资产的1/3就会放弃。但在宗庆后这里,这个上限肯定不是1/3,甚至连1/10都不到。宗庆后说:“坚持谨慎的滚动发展,坚决不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坚决不做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情”。娃哈哈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市?宗庆后说,用资本的钱,心里没底。在现今全球抗疫经济“停摆”之际,娃哈哈丰厚的家底足以使其“高枕无忧”,让无数企业羡慕不已。

“超级实用主义”的来源在哪里?

从上看到宗庆后在企业管理中的显著特点:直面现实、直击核心、“一剑封喉”、一切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为最高评判标准,没有“花架子”,最大限度地消除甚至消灭不确定性。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2018年12月,宗庆后获得“影响改革开放进程的企业领袖”。在颁奖典礼上,宗庆后念起一封信——《致一直在奋斗的人们》,其中说道:“为这个世界本身的进步和建设提供意见,提供建设性的思维模式和建设性的处世方案,这才是企业家带给这个世界的最大感动,亦同时是一个人的存世价值。”这说明,在管理哲学上,他一定在用心为之。

30多年来,宗庆后遵循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生产制造、渠道配送、市场推广、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成本,从而在行业中做到了成本领先。在快消品行业中,“物美价廉的产品永远是第一位的。”宗庆后抓住关键不放,打造了娃哈哈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绝对优势让竞争对手无不发怵。娃哈哈从来不怕价格战,即使产品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10%-30%,并且以不弱于对手的广告投放,仍可以获取10%-20%的净利润率。在快消品行业,这无疑是个奇迹。成本优势筑起了难以逾越的护城河,因而娃哈哈在软饮料行业长期稳居中国老大,也跻身世界前几名。

如果追溯历史,设身处地,我们就不难理解宗庆后为何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曾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过太多苦,经受过太多磨难。”因家庭成分“偏高”,从有记忆时起他就受社会歧视,还因此被师范学校拒之门外。16岁的宗庆后就开启了谋生之旅,修汽车、爆炒米、卖红薯、下绍兴农场干农活、进校办工厂搞推销,风里来雨里去,岁月蹉跎。直到42岁他才获得一个承包机会,从蹬三轮送校簿、冰棍开始,一分一厘地积累,将娃哈哈打造成行业翘楚。因此,他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和成果,只能胜不能败。娃哈哈不仅是他的事业,而且是他的生命。“娃哈哈是我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明。”他曾这样深情地说。因此,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这艘大船,避开一切暗礁浅滩,劈波斩浪,驶向远方的“新大陆”。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发源于美国,体现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成为美国精神的代表。从美国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就可清晰地看见实用主义烙印。这是历史短暂的美国在20世纪超越诸多欧洲老牌强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文化基础和深层根源。当然,宗庆后未必深究过美国的实用主义学说,但在实践层面,两者一致。例如,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这与宗庆后不谋而合。

“专制”与“开明”

宗庆后的超级实用主义给娃哈哈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宗庆后最被诟病的是他的“专制”“独裁”。对此,他并不否认。他说:“说我在娃哈哈大权独揽我承认,而且我认为这个做得对。你去看看中国现在能成功的大企业,我觉得都有一个强势的领导者,都是大权独揽而且专制的,我认为中国现阶段要搞好企业,必须专制而且开明。”应该说,宗庆后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在“专制”的同时如何做到“开明”呢?他还说,企业家就是要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那么,怎么来保障呢?这些问题,考验着宗庆后的领导智慧。

在中国企业界,宗庆后是“不做战略”的代表人物。他多次说过,娃哈哈一直在为生存而战斗,他一般只会考虑当下,不会考虑五年、十年以后的事,娃哈哈没有战略。也许在他看来,做战略规划这种事属于“务虚”,不但浪费时间精力,还不一定管用。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在商业范式没有大的变化时是可行的,而且往往更实用。但是,今天已经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商业范式革命随时都可能发生。强大的商业帝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野蛮人”所颠覆,甚至不知道他们将来自何方。中国的乐凯、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的摩托罗拉等等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没有更超前的预判,难免出现“临时抱佛脚”的情况。

由于对长期战略的忽略,娃哈哈在人才梯队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俗话说“百年树人”。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未来,效果只能在未来慢慢体现,而且企业要忍受亲手栽培的人才跳槽而去之痛(极端的例子是通用电气为世界500强培养了100多位CEO)。因此,人才培养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不“实用”,因为投入大,产出不确定。娃哈哈不是代加工企业,而是要靠品牌打天下,因此人才仍是未来致胜的关键。可是,宗庆后这样的意志强人很难复制。有记者曾问宗馥莉: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什么?回答是“等于零”。这也基本上是娃哈哈员工和外界的共同看法,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娃哈哈未来的担忧。

重塑中的娃哈哈……

有些人批评宗庆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这种看法有些表面化。其实,宗庆后拒绝的都是他看来不实用、不适合的东西。他曾说,他做事的原则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怎么有利于娃哈哈的发展就怎么办。他时时刻刻保持着对市场变化的警觉,不敢心生惰性,更不会画地为牢。一旦察觉情况有变,或者发现更有效的方案时,他会勇于创新。娃哈哈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型,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2014年一场峰会上,宗庆后公开批评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曾引起非议。实际上,他并不是反对互联网和电商,“我一直反对的是互联网大规模烧钱买流量,把实体经济辛苦的成果贱卖,扰乱了实体经济的市场价格。”如果考虑到娃哈哈产品重量大附加值小的基本属性,他的烦恼不难理解。但是,娃哈哈在2017年9月与阿里巴巴牵手共同推出了共享服务信用亭,在2018年12月上线“哈宝游乐园”试水社交电商,2019年后进一步在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产品推广。2020年3月24日,杭州娃哈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4月2日,娃哈哈宏振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这表明,宗庆后要在电商上发猛力了。

过去娃哈哈一直没有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原因在于宗庆后认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并未形成,职业道德也有待提高,分权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他说的是实情,也完全符合他的思维逻辑。不过,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对于集权的成败利钝,宗庆后早已了然于胸。实际上,2018年以来他已经多次公开谈道:娃哈哈在搞制度设计,流程改造,实行岗位责任制,分级授权,让下属做到权责结合,自己逐步退居二线,希望从人治转为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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