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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当前家庭教育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家庭教育观的扭曲。”
2月25日下午，在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问向实验室、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家庭养育环境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发表了上述观点。
在他看来，过去的家庭教育完全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属物，课程、作业、考试问题都外溢到家庭环境里，“我们已经彻底陷入升学主义的陷阱”，导致家庭教育丧失其独立性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大数据可以更好地佐证这一观点。上述研讨会发布的《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下称《蓝皮书》），基于34万全国各地家长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养育环境进行分析比较。
《蓝皮书》显示，受访家长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即认知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但情绪与行为却无法跟上。
75%受访家长认同拥抱等肢体语言表达对孩子的爱，65%家长赞同应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但在情绪和行为上，80%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表现感到焦虑，60%的家长时刻担忧孩子出现意外，45%的家长经常过分插手孩子做的事。
相较母亲，焦虑问题在受访父亲中更为普遍，比例高达七成，且男孩家长更为焦虑，对孩子的行为干涉最普遍。
就不同学段而言，初中生父母最焦虑，比例达64%，其他学段为58%。初中生父母干涉孩子行为最多，受访者占比过半。小升初阶段，出现心理问题孩子的比例从10%上升到20%。
《蓝皮书》调查显示，小学阶段，家庭教育可为孩子身心健康打下基础。初中阶段，家庭教育对孩子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最大，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而家庭教育在高中阶段的保护作用明显减弱。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显而易见，并多有政策支撑。当下的问题是缺乏实证研究以及据此的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尤为重要。”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研讨会上称。
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内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对象。
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首次提出“家庭教育概念”；202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整整70年的时间里，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力图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当前中国的家庭教育焦虑已成为常态，家庭教育问题为何如此难解？痛点到底在哪里？
除了家庭教育观扭曲外，张志勇还提到其它三重危机：家庭教育的主体角色——父母的缺位，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
此外，还有家庭教育时间和空间的匮乏，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功能往学校转移，家庭陪伴时间让渡给学校，同样值得担忧。
“家校关系的友好性在降低，矛盾冲突在增加。”张志勇谈及近期热议的“课间十分钟的消失”时表示，学校苦于场地条件和校园伤害问题，而家长对校园伤害的容忍度太低，非友好的家校关系给学校教育带来极大压力。
“十年来家庭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包括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现，对学习方式的挑战，以及未来社会职业形态均有影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教育指出。
熊丙奇提到现实中的家庭教育呈现三大状态：一是更焦虑，隐形变异学科培训野蛮生长；二是更功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改革被功利教育观、成才观绑架；三是更复杂，家庭教育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但教育供给无法满足。
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给仍比较单一。政府制定的家庭教育政策大多是宏观指导、缺乏实地可操作性。在政府的带动影响下，社区及学校虽然积极开办了各种家庭教育相关活动，如讲座、报告、亲子活动、实践课程等内容，但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政府和学校之外，头部教育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对家庭教育有所布局。
早在2008年，新东方（NYSE：EDU）就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好未来（NYSE：TAL）也开放了家庭教育相关课程。还有部分企业在职业培训上寻找商业机会，提出“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服务，曾一度出现“家庭教育指导师达年薪50万”的宣传噱头。
但家庭教育业务在商业机构的宣传口径上大多带有“公益”性质，其商业化相对有限。
艾瑞咨询在《2020中国家庭教育行业研究报告》中提到其行业局限性，即家庭教育属于低频率、要求高、服务周期长的行业，消费行为不能随时发生。
同时，部分家庭教育企业管理水平落后，对加盟者审核不严格，导致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其行业供应链涉及品类繁多，小型企业难以为继，初期投入大，打不起价格战，难以发展扩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对界面教育表示，家庭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国家责任”和“社会协同”，并不排除一些专业机构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但如果机构采取过度营销、炒作焦虑，最后让家庭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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