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一家企业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成为荣休老员工，这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而如今的劳动者对跳槽的概念和高频既不陌生，也不排斥。从“干一辈子”变成了“三年一跳”，关于企业忠诚的观念是如何变化的？对公司的“忠诚”已经悄悄消失了吗？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卡丽·莱恩（Carrie M. Lane）常年关注美国的就业文化和劳资关系，她在著作《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中阐述这一观念的转变。她的研究对象恩里克自认为为雇主干得很卖力，但这在他自己眼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承诺，他将这种关系理解为“狗熊跳舞就是为了钱”。

在过去，忠诚一直是是美国雇佣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裁员的人坚信经济好转之后自己会重新就业，但裁员正变得愈发频繁而持久，一些公司效益很好却遵循新的“精简式”管理理念。最初被裁员浪潮席卷的是美国的蓝领工人，大多数被裁员的蓝领工作者既惊且怒，认为自己被公司背叛了。但他们的遭遇既未给白领阶层敲响警钟，也没有让他们做好准备，不少白领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责备蓝领邻居们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如今，失业浪潮涌向了他们。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节选）

撰文 | [美]卡丽·莱恩 翻译 | 李磊

跟2000—2003年间失业的很多科技人才一样，恩里克对裁员流程并不陌生。当时他只有32岁，之前已经被裁过一次，也见过几十个朋友和同事在类似的公司减员、倒闭和重组过程中遭到解雇。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恩里克还指望能“选定公司”，这个短语译自他的母语西班牙语，意思是终身就职于一家公司。经历过第一次裁员之后，他对忠诚的看法—无论是他自己的忠诚还是雇主的忠诚——变得复杂了许多。

大家都没什么忠诚可言了。我会对一家公司非常忠诚，如果公司对我不错，我就会对他们很忠诚。我真觉得这是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你想让我做点什么，就得付钱。情况在起变化——我必须做这些事，你也必须付给我钱。但如果别人也想让我做同样的事，而他们给的薪水更高，那我就会走人……我变了，不是原来那个我了。我对谁都不忠诚，只要价钱合适，我可以把灵魂卖给除魔鬼之外的任何人。

短短几句话，恩里克对自己的描述就从忠诚的员工变成了对待遇不错的公司忠诚，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将自己出卖给最高出价者的人。忠诚是他非常看重的品质，但他并不认为这属于一种被修正的（有人会说是被消解了的）劳资间的社会契约。当代的很多白领怀有恩里克这种对忠诚的矛盾心态，理查德·桑内特将其归因于现代就业形式的本质—它会腐蚀人的品性。不过恩里克并没有完全放弃忠诚，因为忠诚对他工作之外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他常说自己非常幸运，能有几个忠诚的老友，他们在他失业求职的过程中给了他不少支持。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实际上是大卫的教父母，他们做的好些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在［那家初创电信企业］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大卫的教父］失业了。我一直在跟他说：“加油［用一种鼓励的语气］。”我每周都要跟他谈两三次，跟他说：“你要坚持下去。”好了，风水轮流转，我也被炒了。我收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爱心包裹，［包装］上面都是喜气洋洋的笑脸，一打开，里面有些糖果之类的东西。我打开贺卡，里头有两张20美元。［贺卡］上面写着：“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顿饭，算我们请的，糖果是为了让你们的生活更甜蜜。”我是那种几乎不会哭的人，我流泪是因为有人真心在挂念和关心我。但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所以这种事一旦发生了，我就会真切感到生活里还是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的。

恩里克在自己长期的私人关系中很重视忠诚的因素，这与他宣称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就业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管怎样，恩里克对自己的工作质量确实极为自豪，和一些同事和客户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他离职很久以后仍然维持着这些关系。尽管恩里克自认为为雇主干得很卖力，但这在他眼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承诺。公司关心的是自身的最大利益，他也一样。如他所说：“我不会跟任何一家公司结婚。要是有人跟我说‘到这儿来，我们给你双倍薪水，或者（给你）加薪50%’，那我就去他那儿，你知道，狗熊跳舞就是为了钱。记住这一点。”

恩里克把自己比作一只跳舞的狗熊，由此也点明了将劳资关系构想成一种以爱或忠诚为支柱的关系有多么荒谬。狗熊可能会爱驯兽师，驯兽师可能也会回之以关爱，但当音乐响起，狗熊就得跳舞，不然它的下顿饭就没着落了。恩里克和他的同道们奉劝所有的美国工作者，要牢记每一份雇佣合同的基础都是以劳动换取金钱。

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忠诚对美国人而言都是雇佣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忠诚的员工会得到认可和奖励，工作者也都会寻找并留在那些承诺提供安稳的、家庭般的工作场所的公司。至少在理论上，那是个狗熊为金钱和爱而跳舞的时期。不过就像恩里克指出的，时代变了，而且改变时代的不是像他这样的雇员。

裁员一词曾经是指一个人暂时中断工作。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员工会被辞退，但他们也明白，一旦经济好转，他们便又能找到工作。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裁员在美国变得愈发频繁而持久，也更有可能出现在效益很好却遵循新的“精简式”管理理念的公司。个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动化、去工业化、经济周期以及成本削减（达成这个目标的办法通常就是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这类裁员最初影响的主要是蓝领工作者。在这几十年里，大多数被裁员的蓝领工作者既惊且怒，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埋头效力了多年的公司背叛了，他们原本是相信甚至热爱这些公司的。

凯瑟琳·达德利的《流水线的终结》（The End of the Line）、迪米特拉·杜卡斯（Dimitra Doukas）的《过劳》（Worked Over）、琼·纳什（June Nash）的《从小镇到高科技》（From Tank Town to High Tech）以及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都生动地呈现了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给个人及群体造成的创伤。然而就在裁员成为蓝领职业生活中可预见的（即便不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企业又发现了一群毫无戒心的新工作者，这些人的观念也需要它们来颠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领在美国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一直在稳步上升。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确认的最近四次经济衰退期分别为1981—1982年、1990—1991年、2001年、2007—2009年，白领工作者每一次受到影响的比例都比前一次更高。即使是介于这些动荡期之间的繁荣年代，白领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因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灵活的”——既容易招聘也容易解雇的劳动力（这一趋势受到了高科技公司的热烈欢迎）、海外廉价白领劳动力的利用价值，以及季报的财务压力。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白领工作者已经目睹过大范围裁员给蓝领工作者造成的痛苦，但当裁员浪潮向白领席卷而来之时，他们大多毫无防备。对那些因大规模裁员或关厂而失业的制造业工人，白领往往缺乏同情心。不少人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来责备刚失业的蓝领邻居们没能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比如，他们说汽车工人就是没有为应对后工业化的未来而进行自我提升的人，所以被淘汰是咎由自取。这些工人只是“跌到了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自然’水平”，而白领专业人士则是在其中提升到了自己的自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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