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日记和自传能帮助人们梳理内心，可是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吗？

作家伍尔夫、克瑙斯高与乌格雷西奇表现出对于自传体裁的不同理解。伍尔夫将自己形容为平庸肤浅的、时常追逐名利；克瑙斯高毫不掩饰自己的暴躁与执拗，拒绝为自己辩解；乌格雷西奇则将自传与相册相比，认为它们都是一种业余的艺术，然而以真诚为基础，能够超越专业艺术抵达人心。

反思自我与批判他人

伍尔夫自1915年开始写日记，记录一直持续到去世前四天。在日记中，她对于自身的反思与对他人的观察同时进行。比如她诚恳地反思， “私下里我性格乖戾，部分是因为我想守住自己的立场。”她称自己虚浮平庸，是个伪君子，对于身边人也充满批判精神，“我想写一写身边的人内心的卑鄙，并揭露人性的虚伪。事实上，人们之间几乎互不关心，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是病态的。”（1923）她将相识不留情面地称为“手染鲜血的乐善好施者，势利的知识分子”，有时候也惊叹，“男人的自大和自我中心令我惊诧。我结识的女士会做这些事吗？”（1928）

将创作的自我与日常的自我区分开来令她感到平静。她不止一次地提道，对作者来说，肉体仅仅是个驱壳而已，只有当她“注意力分散，性情多变，想要社交时”，她才是弗吉尼亚。

写作帮助她从个体生活中暂时摆脱，工作可以成为纠正自我迷恋的良药。伍尔夫对此很清醒，“我的梦境常常关于我自己。要想纠正这一点，摒弃那尖刻得可笑的小小个性，忘却名誉观念及一切，就得多读书，洞察世俗，勤于思考，更有条理地写作。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作填满生活，试着隐姓埋名。”（1927）

即使如此，写作仍然维系着弗吉尼亚想要追求名利的欲望，她想要被认可、拥有知名度、成为重要乃至伟大的作家，也持续地被这样的渴望折磨，“搜肠刮肚地在文章和评论中寻找自己的名字，大概是不光彩的。但我却经常这么做。”（1930）

更多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个人的生活被深深的悲剧感笼罩。“生活为什么充满了悲剧性？就好比深渊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往下看，一阵眩晕，不知怎样才能走到尽头。我写作时忧郁会减弱些，那为何不写得更勤快些呢？”（1920）生活中的快乐瞬间是稀缺的，很少能有人确切地指出生活中的快乐瞬间，或说出快乐的原因所在。她有点迷信地认为，“神灵们在制造快乐的同时必定也心存妒忌。”（1925）伍尔夫学会了以坚定对抗生命的多变与痛苦，“我现在很坚定了。我可以平静地经历一场情感角力，而在两年前，这甚至会让我生不如死。”（1925）

坚定的自我能够减轻性情多变，或者缓和痛苦的处境，在自传中承认这一点是意味丰富的。当代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在自传式小说《在春天》中也称，近年来他的自我意志更加坚定，因为他发现，人都将受困于某个具体情境，只能依据当时的状况来对待人生。他进一步推论道，“自欺欺人”是最人性化的特质，不是撒谎而是一种生存机制。

他在自传中详细地记录，妻子在怀小女儿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曾企图自杀。他意识到新生儿降临让整个家庭面临一场暴风雨，“在短时间里生育三个孩子，就好像在暴风雨中紧紧抱着桅杆一样刺激，”但建议妻子——应当作为成年人为自己负责。他拒绝了妻子的求救，对她说，“我无法真正帮到你。你必须自己摆脱一些东西，你要自救。我可以支持你，我可以在这里陪着你，但我帮不了你。这是你只能自己做。”克瑙斯高认为，妻子的病因是对自己不够负责、不够努力，情绪失控的时候总是听之任之；只要妻子持续得到关心和怜悯的回应，不负责任的病魔就会得到滋养。

克瑙斯高不仅拒绝了妻子的求助，也不想在自叙中为自己辩解。这大概并非因为他对妻子缺少同情，而更像是出自于对“坚定自我”的绝望式执着。在写给未出生女儿的信中，克瑙斯高说：“我们所有的感觉、需求和欲望，我们整个个体的心里构造，以及各种奇怪的角落和硬壳，一旦在幼年时固化，几乎不可能再解开。”

就像他认为拒绝抚慰妻子是在帮助她一样，他觉得人们需要被纠偏，大多数人极力掩饰痛苦的无所不在，这可能导致了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人们通常想要听到的是，“生活应该是光明的，生活应该是轻松的，生活应该是孩子们奔跑在海边的沙滩上，应该是在开学第一天微笑着站在照相机前，充满期待和激动的模样，”而这并非他认可的有关生命的真实。

业余艺术的痛楚

克罗地亚裔荷兰作家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确认了自白艺术中的天然痛楚，但这种痛苦不像克瑙斯高体悟的那般普遍存在，而是更多来自于记忆与记录的错乱，它们无法完美地合作。

无论是自传还是相册都属于业余艺术，在《无条件投降博物馆》里她写道，它们具有一种专业艺术作品无法触及的痛楚，因此可能遭受妒忌。一方面，“自传是一种严肃而伤感的艺术体裁。就仿佛在作者与读者的内心深处，天生就有这种类型的底层编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都顺从着美与真挚的节奏。”另一方面，记忆召唤出的怀旧感，也能够牵动不知名的伤感情绪。

她关注的一位艺术家擅长用平凡的生活垃圾制造艺术，他的作品《从不扔东西的人》可以看作一部多媒体日记和自传。一位匿名前苏联市民展现着自己由分门别类的器物和垃圾构成的生活，他采用了一个普通市民能胜任的方式来创作：制作家庭相册、拼贴画、收集明信片、邮票与火柴盒。这位艺术家的自传主题的音乐会让乌格雷西奇动容，舞台上收音机的声音响起，播放着典型的苏联电台节目：甜到发腻的情感、爱国主义的军歌、古典乐，当然还有天鹅湖，同时伴随着锅勺叉子的撞击声。这台怀念前苏联公社厨房的演出让她落泪，她惊讶泪水从何而来，因为这并非她的过去。或许来自对东欧共同创伤的记忆？她写道，性格形成期遭遇的创伤是不会被忘记的，有些人将这种感觉的唤起称为怀旧。 

结语：“获取意外之财”

从日记、自传或自传体小说里，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人们能否通过这些自叙寻找到作者的真我？读者有权力据此谴责伍尔夫的追逐名利之心和克瑙斯高的暴躁执拗吗？又是否可以稍微谴责一下他们不够完美的良心？

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将通过自传检测作者良心的读法称为“获取意外之财”。“检查自己的良心是很困难的，审查别人的良心则是无痛苦的，”在《非必要阅读》里，她写道，“（审查别人的良心）总是证实我们的一个信念，也即我们是更好的。因此大家都充分利用这笔意外之财，有人甚至指控这位伟大作家犯了一项使人松一口气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