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过去几年，我们目击了诸多性别事件，女性音量明显升高，“女性主义”一词也进入了日常生活。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困惑。正如界面文化的2023性别事件盘点所言，女性日益生活在不确定中，舆论场中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充满火药味。

在这样的语境下，英国哲学家埃米娅·斯里尼瓦桑的《性权利》出现得恰逢其时。在书中，她从“性”这一性别运动中最核心的存在出发，分析和思考了女性内部的种种分裂和矛盾：应该团结男性，还是说一句“我厌男”然后与之割席？应该立法废除性工作，还是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其中一个问题尤为关键：如今，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有所提升，性处境却愈加恶化，我们要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一矛盾？

斯里尼瓦桑认为，21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应该放弃“女性命运共同体”的隐喻，以及向国家权力与法律求助的惯性，它们不仅会遮蔽群体内处境最困难的女性，也阻碍了更激进的政治运动。真正有包容性的政治并不是一个共同体，也不是任何一个派别或一个“家”，它往往是矛盾暧昧的，既不舒服也不安全，却是激发想象力之所在。

在性骚扰与师生恋中，为什么“肯定同意”是不够的？

在反性骚扰运动中，一个来自男性的常见说法是，越来越多的指控有可能“错杀无辜、诬告好人”，也就是说，你要如何证明那名女性不是出于私人恩怨，给对方头上“泼脏水”呢？

去年被指控性骚扰的编剧史航就采取了这一策略。史航在今年1月发出最新回应，用微信聊天截图证明他与指控自己的女性小默是知情同意的恋爱关系，而社会的发声渠道“应该留给未被歪曲的事实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试图表达的是，像他这样无辜的男人正在受到恶毒、别有用心的女人的中伤。

对于性骚扰案中的男性辩解，斯里尼瓦桑首先认为，性侵者被诬告事件的发生概率极低（即使确实存在），却在公众想象中占据着重大位置。这种普遍的担忧来自男性对特权逐渐消失的焦虑。在西方语境下，随着公众越来越相信女性的发声，富有的白人男性担心法律会像此前对待贫穷的黑人男性那样对待他们。曾在业内拥有颇高话语权的史航，无疑也怀有相似的焦虑。

更重要的是，何为“未经歪曲的事实”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性骚扰或强奸案中，女方是否“肯定同意”地参与性活动是定案的关键，但是，如果关键不在于法律上的是与否，而关乎更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呢？如果法律根本不是解决性侵问题的工具呢？

由此，斯里尼瓦桑进入了一个颠覆性的场域。她提请我们注意，女性的“肯定同意”在父权制结构中经常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对于女性而言，由于一种“害怕对方觉得扫兴”的被内化的自我要求，她们即使不情愿也会做完全套性行为；而对男性而言，成功征服一个本不情愿上床的女性也是一种内化的要求。如果这一社会心理结构无法得到改变，性侵就永远无法被消除。

可惜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性侵运动中，将性侵者绳之以法似乎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被判处23年监禁，得到了推特上一片女性的欢呼庆祝，得到这一结果耗费了超乎寻常的巨大努力，而更多性侵惯犯甚至连业内制裁都不曾面临过。

另一个同样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师生恋。许多身处师生恋中的男性教师会强调双方都是自愿的，不涉及权力问题。斯里尼瓦桑指出，重要的并不是自愿与否，而是一种她称之为“强制异性恋”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女学生对于（男）老师的欣赏往往会被引导向对于老师本人的情欲渴望——你一定是想拥有他，而不是想成为他；与之相反的是，男学生对男教授的欣赏则会被引导向一种成为他并取而代之的成长渴望。于是，所有希望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女性，都必须首先跨过这个阻碍，不断诘问自己：“我到底是想成为老师，还是想跟老师睡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女性追求知识权力的脚步就已经远远落后于男性了，即使坐在同一间教室，教育的好处也总是无法平等地分配给男性和女性。

为何在女性主义中，“被压迫的共同体”是不够的？

法律无法解决的性别议题还有卖淫和色情片。女性主义者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亘古的难题：我们应该立法废除一切性工作，还是致力于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应该禁止色情片，还是任由其发展？

在象征层面，卖淫和出演色情片无疑是父权制下女性境况的浓缩，理应被取缔；可是在实践中，打击性犯罪从来就没有根除过卖淫，反而会让性工作者的处境更差。斯里尼瓦桑在《性权利》中指出，“只要女性需要钱来付账单、养孩子，只要性工作比现有的替代选择更好，只要女性的从属地位被色情化，就会有卖淫存在。”

此中原因不难理解：法律是一种由男性制造、为男性服务的制度，它往往会成为攻击女性或性少数群体的幌子。比如，2018年在反卖淫女性主义者的要求下，西班牙法院宣布一个性工作者工会的章程无效，理由是性工作不是工作。其结果是，那些几乎全部由男性经营的“绅士俱乐部”毫发无损，而不想为男性工作的妓女就无法享有任何劳动保护，还经常被警察以模糊的理由罚款。

立法反对色情也是同样。在一些依赖用户上传盗版内容的网站，规定删除盗版资料反而会加速用户上传更多资料，这一成本由女性从业者承担——在加利福尼亚最大的色情产业中心，女性色情演员们每4-6个月就需要晋级，去从事更高薪的硬核性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基本的生存。201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禁止某些色情片的法律，结果被禁的都是一些在主流观点看来“离经叛道”、实际上表达女性欲望的行为。最后，清单里留下的都是老派直男印象中的“好”色情片。如此一来，厌女的色情生产系统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最重要的是，试图一切依靠法律决定，往往让统治者有理由对更深层的种族、阶级、财富分化问题熟视无睹，而最容易受到犯罪打击的正是那些深陷贫困的人以及有色人种。

斯里尼瓦桑认为，主流女性主义者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那些希望制裁性犯罪的女性主义者本身并不从事性工作，而成了律师、银行家和学者。她们如今的重点变成了确保女性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平等，比如同工同酬、反对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在职场中反对性骚扰，并将这部分压迫视为“女性共同体的压迫”——哪怕造成大多数女性苦难的原因其实更为基本，比如缺乏住房、医疗保健和体面的工作。

将女性归结为一个扁平的“共同体”，就等于无视了交叉性，无视了处于权力困境末端的女性。这里的“交叉性”不仅仅意味着对种族、阶级、性认同等的充分关注，它更是一种实践力量：

交叉性的核心洞见是，所有只关注群体内部成员的解放运动——只关注女性的女性主义运动、只关注有色人种的反种族歧视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能最好地服务于那些群体内部受压迫程度最轻的成员。只处理“纯粹”的父权制压迫的女性主义，最终会反过来产生一种同化政治，致力于为最富裕的女性争取权利。

斯里尼瓦桑为读者提供了一类触目惊心的案例：当强奸犯或家暴者被捕入狱后，受牵连的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她们需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2012年，在印度一起强奸案中，受害者乔蒂·辛格作为一名高种姓、受过教育的女性在死后被拔升为“印度女儿”，而因强奸乔蒂被判死刑的一名低种姓男人的妻子问道：“那我的孩子吃什么？我也是一个女人啊。”

斯里尼瓦桑失望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者们关注的还是改变社会秩序，她们要求普及儿童照料、财富再分配、家务劳动的工资，以及生产资料的民主所有权。但是这种要求很快让位于“监狱女性主义”与“反歧视范式”，女性主义者也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中，难以产生真正激进的力量。

在伦理层面重思“激女”

如果说在上述讨论中斯里尼瓦桑的立场还比较坚决，那么接下来，她开始走向一个“矛盾暧昧之地”，并希望女性主义者们拥有更多伦理层面的思考。

仍以“保护性工作者”还是“废除性工作”的两难为例，她认为，任何在改善当前人们生活与为了更好的未来之间的选择，我们都必须选择前者。2019年，德国政府资助了一种“免下车妓院”，顾客可以开车进入提供性服务的的停车棚。然而，许多女性主义者只看到了象征着男女不平等的停车棚，却忽视了棚子里那个为了安全起见、让妓女及时逃离的侧门，也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一种想让世界对特定女性群体变得更宜居的冲动”。

对本篇文章的读者来说，更为切近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色情作品？它到底是父权制度的工具，还是女性得以解放的阵地？虽然我们都知道色情片里充斥着折磨、强奸的厌女场景，但是许多女性仍然会对此感到性兴奋，那么她们应该被批判吗？

围绕这一问题，上世纪60-8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两个尖锐对立的派别，“反性”派认为性是一种父权建构，唯有彻底不与男性接触的分离主义、禁欲主义才能解放女性。“支持性”的观点则认为，女性应该有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

这样的争执对国内女性来说也并不陌生。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贯彻分离主义的“激女”群体，她们秉持“6B4T”、“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理念，试图与男性彻底割席。她们也对还未脱美役、仍在和男人谈恋爱的女性抱有一边倒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许多以往愿意团结男性阵营的女性主义者们，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事件时，也纷纷困惑于男性是否还是值得信任的盟友。

斯里尼瓦桑的回答是这样的，作为大前提，色情片无疑是一种生产父权意识形态的机器，它强化着女性作为“次等公民”的从属地位，而现实中的异性恋经常会参照和复制色情片中的样子，在此体制下，女性的欲望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女人说她很享受在色情业工作，享受收费跟男人做爱或者穿细高跟鞋，并认为这些是属于她的女性实践，那么我们也应该信任她。这种相信是一种伦理主张——只有这样，女性主义才不会重新变回道德威权，才不会像分离主义女性主义者或部分“激女”那样，支配它本该解放的主体。

伦理（ethics）与道德规范（morality）是不同的。正如福柯所言，前者的范围比后者更为宽广。道德是超越个人的律令，而伦理是对于社会规范或律令的个人反应，这些反应经常是游移不定的。福柯从而论证道，自由不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变换的过程。正是在与诸多权力的交涉中，人的欲望和性格得以形成。

很多时候，伦理的主张和女性对于废除父权制的主张是彼此矛盾的，种族主义、残疾歧视、恐同恐跨经常会在“个人选择”的幌子下潜入卧室。斯里尼瓦桑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她借朋友之口感叹道：“要想出一种办法告诉人们改变他们的欲望，但又不采用道德说教的方式，真他妈的难啊！”

不过，她还是在最后留下了一个稍显光明的尾巴，这也可以看做是对福柯的回应：“性偏好可以改变，也确实在改变。欲望可能令我们惊喜，将我们引向一个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或者引向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会对之萌生欲望或爱意的人。”

尾声：让想象力和警惕性并存

纵观《性权利》全书，斯里尼瓦桑的心声或许可以用以下这段话概括：

一种值得我们拥有的女性主义必须想办法来避免罪与罚的旧模式机械地重演，每一次都只有转瞬即逝的满足与可预见的代价。一种值得我们拥有的女性权主义必须期待女人能做得比过去的男人更好：不只是更公平，还要更有想象力。

事实上，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在这样做了。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家西尔维娅·费代里奇认为，家务劳动应该被职业化和工作化，她想象的是一个女性有权通过拒绝家务、迫使资本重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未来。提出赛博格女性主义的唐娜·哈拉维，从黑人女性小说中得到启发并提出，女性主义者应该打造一种“部分的结盟”，珍惜暧昧性和亲近性，抛弃同一的幻想——这也回应了斯里尼瓦桑对于共同体的批评。

与此同时，斯里尼瓦桑也充满警惕地强调，在还未收获成功之前，我们很难知道哪些要求真正具有摧毁统治制度的革命性，哪些只是缓解症状、确保制度的改良主义。毕竟，比如家务劳动工资可能进一步巩固女性作为家庭内部劳动者的角色，将女性比喻为赛博格也可能会让女性沦为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要在战略和情感上，放弃以往深深依恋的思维方式，并转身追随处于权力困境的女性，再“看看会发生什么，继续策划下一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