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3月13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8期上，北大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当前市场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即“国进民退”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他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国企贷款占比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因为外力冲击放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可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仍然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国家。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将近100%。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发展非常快，占比从“基本没有”到2008年提高到将近75%。产权理论者认为，民营企业效率高，国有企业效率低，因此，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国退民进”。

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伴随着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民营经济比重下降，产权理论者认为，民营经济占比下滑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民营经济占比下降是因为受到了政策的压制——因为中央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同时，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的占比也在不断下滑，这使得产权理论者更加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是政府的政策导向造成的。

林毅夫说，这些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从数据指标来看也能获得支持。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国企贷款比重上升（或者说民营企业占比下滑），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他解释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增长普遍放缓，绝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至今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国际贸易增速比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得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出口部门，也就是民营企业的优势所在，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了就业、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意愿。

“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当然必须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去做一些启动投资、稳定经济的作用。”林毅夫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的4万亿政策，在大规模的政府投入下，我国高速公路里程从2008年的6万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9万公里，到2022年增加到17.7万公里；高速铁路里程从2008年的1000多公里提高到现在的超过45000公里，占全世界的70%以上。此外，4G、5G等基础通信设施也是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

“这些大的项目当然是国有企业做，而且又是关系到基础设施，更是会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做这些项目当然要跟银行贷款，所以（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占比）增长。这基本上都是因为经济下滑，民营企业受到影响，然后（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所做的措施。”林毅夫说。

他强调，这些措施也利好民营企业。“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逆周期的措施，那民营企业的比重就会高一点，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可能民营企业会比现在更难过，原因是做这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等，那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生产的部门，给民营企业创造了需求。”

“我们要把这个澄清，我们的政策同样还是‘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发改委设了一个民营企业局，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来支持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支持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我想对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有帮助。”他说。

林毅夫指出，就今年而言，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美国经济2024年增长2.1%，欧元区和日本分别长0.9%。

“在这种状况下，我想今年的外部环境、出口环境同样会不好，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和就业也会受到抑制。”他说，因此，无论是恢复民企信心还是针对整个外部经济的下滑，我们仍要继续采取一些逆周期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从而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

他还指出，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多的优势”、“有大国市场的优势”、“有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另外，我们85%还是传统产业，还有后来者优势，并且我们有非常好的通信基础设施，有很好的数字经济基础，还可以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样的话，产业技术升级的空间就非常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整个国际经济都处于下滑周期、疲软周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中国还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机会最多的国家。”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