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对于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坊间有两种虽不一致却不冲突的评价。一种声音认为，赫伯特创造出了复杂瑰丽的科幻世界：生态环保、中东战争、LSD药物与超验体验，这些都经由厄崔迪家族的星际旅行被糅合在一起。《科幻界漫游指南》指出，当许多六十年代的美国作家还在产出过目即忘的硬科幻作品，《沙丘》犹如枯竭气候中盛开的鲜花，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
另一种声音指向叙事的保守和陈旧。主角保罗·厄崔迪跟着家族空降到一个异国沙漠星球，被当地人视为救世主，成功带领众人推翻了哈克南人的统治，成为了传说中的“李桑·阿尔-盖布”。而由于《沙丘》在地缘政治上跟现实有颇多相似之处，小说受阿拉伯穆斯林启发塑造而成的弗雷曼人形象，也常常被指责为浪漫化的东方主义，他们总是要靠一个白人弥赛亚来拯救自己。
丹尼斯·维伦纽瓦的电影《沙丘2》近来备受赞誉，却基本与剧情无关，而往往是因其极致的IMAX视觉效果、堪比时装走秀的美学设计。对他的采访也基本由此展开，比如如何在自然沙漠中还原真实的光线、拍出真实的风景。这位导演想必会同意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看法——当传统的叙事范式走向终结，电影可以提供的是一种“纯粹的光学和声音情境”；电影不再用来表现已经被解码的现实，而是击中一个总是模棱两可的现实，伟大的电影就是要通过视听元素来表达那“不可言说之物”。
对《沙丘2》的评论也更适合放在这一路线上加以检视：在对原著的忠实遵循之外，维伦纽瓦的“纯粹情境”到底为观众带来了什么？壮观的视听设计与丰富的感官体验是否能够遮掩故事的冗长和空洞？
01 《沙丘2》：忠实于并局限于原著，以及“公然不感兴趣”
让我们从赫伯特的原著说起。事实上，认为《沙丘》是“白人弥赛亚太空歌剧”未免过于简化，也忽视了作者做出的诸多努力。正如《卫报》评价的那样，每部奇幻作品都反映了其诞生的时代，《指环王》讲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战创伤，《权力的游戏》是一部充满创业精神的新自由主义童话，《沙丘》则是典型的“水瓶座时代”作品，它关注环境危机、人类的潜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的可能。赫伯特作为一个不信任中央集权、自力更生的独立撰稿人，特别希望在创作中实践乌托邦愿景。1960年，他还被介绍给著名的禅宗思想家艾伦·沃茨，两人曾在一艘船屋旁深入交谈，这也帮助赫伯特把《沙丘》从单纯的冒险故事转变为对时间性、个人身份局限性的探索。
时间性是理解《沙丘》的钥匙。在小说中，主角保罗经常做预知梦，在梦里看到未来犹如“风中飘荡的纱巾”充满无数可能，然而随着剧情深入，保罗发现这些可能性都指向一个结局，也就是无法避免的圣战。圣战其实早已在历史上发生过——名为“思维机器”的AI与人类爆发过大战，史称“巴特勒圣战”，战争摧毁了人类的文明和技术，此后的帝国政府不再允许制造思维机器。这也是为什么《沙丘》中的人物只能使用冷兵器，而科技的发展重点变成了用香料提升人的内在精神。
著作《沙丘与哲学：心灵、单子细胞与穆阿迪布》一语中的地指出：循环往复的历史与开放式的时间之间的冲突，正是《沙丘》的核心。由此，我们不难读到赫伯特的某种焦灼和挣扎，他想要在作品中带来新的时间意识，让保罗作为全知全能的先知同时出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却因为人类想象力固有的局限，以及对历史教训的体悟而没能做到。也由于原著中赫伯特对于宗教执迷、历史循环往复的悲观态度，在电影《沙丘2》里，即使赞达亚扮演的契妮“人间清醒”地提醒众人，所谓先知只是政府的统治手段，也显得格外势单力薄。
于是，保罗这一角色的悲剧性，就不仅仅是作为宇宙的救世主、却无法阻止千万人流血死亡的痛楚，更是作为一名人类，想要超脱于历史循环而不得其法的无奈。这种无奈也体现在生态意识中，保罗对弗雷曼人做出保证，他会设计一个生态系统，把沙漠变成有流动水源、物产丰富的绿洲。但是赫伯特本人却对这个梦想怀着复杂的心情，在20世纪60年代，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爆炸》成为畅销书，书中提出，为了避免人口增长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应当推崇生育控制和自力更生运动，而赫伯特担忧这会侵蚀他所珍视的个人主义精神。
那么，维伦纽瓦的电影是否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应？仅从叙事层面来说，很显然没有，维伦纽瓦对小说做出了忠实于情节的改编，也自然无法超出原作的思考范围。只不过有趣的是，维伦纽瓦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了与赫伯特相似的、对于时间的焦灼感。而为了超越或至少消除这种焦灼，他选择极端放大影院中的视听元素、为观众带来沉浸体验。正如导演在近期采访中提到的：“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希望尽可能地隐身，尽力保留书中的诗意、氛围、色彩、气味。”
这样的情动体验的确可以带给人一种与日常时间截然不同的时间性。正如布莱恩·马苏米在《虚拟的寓言》一书中指出的，如果说情感（emotion）是主体的、可被辨认并命名的，那么情动（affect）就是还没来得及被辨认的“失落的半秒”，这半秒属于潜能的领域，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弭、过去直接向未来敞开，但是还不存在“现在”——因为一切都太快了，“现在”还来不及发生。随后，主体的意志才开始出现、被限定，进入线性的情感和行动。当观众听到杰西卡夫人震慑人心的“音言”，看着哈克南主星在红外摄像机下呈现出的黑白色调的决斗场面，或听着耳畔沙漠的风声，无可名状的情动体验都如影随形。
维伦纽瓦在这方面可谓做到了完美。可是，潜能毕竟只是潜能，关键是潜能把观众带向了何处。其结果是，对于视听的绝对倚重，也让《沙丘2》原原本本继承了原著中的保守内核，甚至忽视了原作中值得进一步发掘的部分，最终流于一种空洞和虚无。
读过赫伯特小说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其魅力之一在于通过大量对话交流，构建了微妙多变的政治氛围，无论是正直的保罗还是阴险的哈克南人，他们都对权力有着马基雅维利式的敏感，经常从对方的表情和用词中洞察更深层的含义，然后在犹豫不决中做出相应的行动。然而对维伦纽瓦来说，纯粹的图像和声音才是电影的力量，他本人也抱怨过电视剧般的琐碎对话会破坏电影的体验。虽然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介，可人物对话的减少也使得人物的思维过程和心理活动被大大简化，比如，小说中的杰西卡要与恐惧、忧虑以及对儿子保罗的爱和敬畏作斗争，而在电影《沙丘2》中，她更像是美丽而符号性的“圣母”，心无杂念，只让儿子成为传说中的先知。
更重要的是，原作故事充满诱惑和分歧，在数十年间引发着不间断的学术讨论，这些也在影片中消失了。比如，赫伯特会在章节前摘录伊勒琅公主的作品，其中记录着保罗的生平、帝国的历史和政治，以此来构建一个可信的世界，仿佛整本书都回荡着伊勒琅公主的声音。而在《沙丘2》中，公主作为角色之一出镜，她用录音机写作的画面仅作为几格镜头，碎片化地出现在了电影里。
书中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也被转移到了弗里曼人身上，并被模糊了种族特征。英美文学学者约瑟·德利迪（Yosr Dridi）看到，虽然《沙丘》原著是东方主义的，但是它至少出于一种真正理解对方的愿望，小说也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构成了沙漠星球居民的身份和精神，维伦纽瓦的东方主义则不同，他对这些知识“公然表示不感兴趣”。
02 《银翼杀手2049》《降临》：超越血统与线性时间
事实上，维伦纽瓦的导演策略以及在想象层面的失败，在他的作品《银翼杀手2049》（2017）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2049》的前作也就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中，复制人与人类几乎相同、难以分辨，电影也用大量诗意的表达确保了内在的模糊性。相比之下，《2049》一目了然，复制人被明确定义为“生物工程人类”。在这个新故事里，原作中的瑞秋和戴克生下了一个孩子，此后瑞秋死于分娩、戴克活了下来并躲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破旧酒店里。主角K一度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孩子，最终发现自己只是复制人，于是他牺牲了生命，让戴克和他真正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最后，故事以K落寞悲伤地躺在雪中结束了。
《人类世作为电影景观：<银翼杀手2049>中的时间、物质与种族》一文认为，《2049》重新引入了线性、渐进的时间性，把机械人即将获得的解放演绎成了合法、平等的家庭团聚，从而，人类血统中父子（女）传承秩序没有被动摇，反而被加固了。“这个故事起到了一种抹杀的作用，其中的未来只是对过去的投射，那是一个人类不曾受到污染的时代。”
前文提到，赫伯特的《沙丘》原著没能成功引入开放的时间性，而此中原因与维伦纽瓦的《2049》如出一辙：《沙丘》中一个备受诟病的设定是，即使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中的女性们都冷静强大、充满魅力和智慧，她们拯救人类的方式却还是通过缜密的优生学计划，生出一个基因完美的男性继承人。对血脉出身如此看重，无怪乎赫伯特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但是正如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的，能够带来认识论乃至本体论动荡的，反而是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纠缠：“机械人作为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非法后代，对自己的出身极不忠诚。毕竟，他们的父亲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只有真正意识到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机械界限的消弭，维伦纽瓦试图在他的电影中呈现出的情动体验，才具有它应有的变革力量。不然，其结果就会像加拿大政冶哲学家布来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虚拟的寓言》中所说的：半实现的行动和表达像海上波浪一样出现，然后，大部分立刻返回显性意识的大海，再也寻找不见了。
维伦纽瓦的另一前作《降临》（2016）也与《沙丘》共享了同样的主题，然而这部改编自特德·姜的科幻小说却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启发，在母性、语言和时间性上，它都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在电影中，语言学家路易斯通过接触外星生命“七肢桶”、学习外星语言，获得了超越线性时间的感知，从而得知了未来丈夫会离开自己、女儿将早早死去的宿命。路易斯与《沙丘》中的保罗同样能够预知未来，也同样面临“当你已经知晓结局，该如何说服自己活下去”这一议题。
在《沙丘》中，姐妹会虽然重视生育的作用，生育却只是维系统治的手段，她们也十分看重“追求主宰还是毁灭”的对立，老圣母经常急切地警告杰西卡，如果关键血脉没能得到挽救，那就会演变成全面战争，保罗就这样被不情不愿地当上了救世主。而《降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放弃了自由意志与选择的故事。维伦纽瓦曾在The Verge的采访中提到，故事的关键不是路易斯是否选择生下孩子，而是她“别无选择”：“即使她知道这一点，那要如何让自己拥有生下孩子的喜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更有力量的想法。”
也正是这种别无选择的被动状态，打开了另一种时间意识。姐妹会成员经常急急忙忙、谋划布局，老圣母在《沙丘2》中有句台词就是：“我们从不希望，我们计划”（We don't hope. We plan.），她们的理念与《降临》中负责调查外星人的军队更为接近——路易斯被聘请去破解七肢桶语言之谜后，也经常被军队催促“我们没有时间了，要尽快得到答案”，路易斯则希望耐心地与七肢桶交流。她也更愿意承担接触陌生事物的风险，在所有人都穿着防护服、害怕被外星人污染时，她会脱下防护服和七肢桶交流，在被动中让关系性本身浮现出来。
多伦多大学文学教授娜奥蜜·摩根斯坦（Naomi Morgenstern）认为，路易斯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反霸权的时间性等待，也是对根深蒂固的阳刚主体性的挑战。她也引用女性主义作家玛吉·尼尔森的话提出，这体现了一种更加符合女性怀孕的伦理观，母亲的怀孕经历总是未知、无法控制的：“如此深刻奇特、狂野和变革性的体验，怎么能表现出终极的一致性呢？”这一番话，或许比任何“末日救世主计划”都更能提供想象力的启示。
参考资料：
《沙丘》[美] 弗兰克·赫伯特 著 潘振华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2-1
《虚拟的寓言》 Brian Massumi 著 严蓓雯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2
Dune And Philosophy: Minds, Monads and Muadi'dib, Edited by Kevin S. Decker, Wiley Blackwell, 2023
“Gift or Weapon? Reproductive Decision, the Phenomenology of Pregnancy, and Alien Language in Denis Villeneuve's Arrival”Naomi Morgenstern. Camera Obscura (2023) 38 (1 (112)): 103–131.
“The Anthropocene as Cinematic View: Time, Matter, and Race in Blade Runner 2049” Domietta Torlasco. Camera Obscura (2022) 37 (3 (111)): 87–113.
“De-orientalizing Dune Storyworld-Building Between Frank Herbert’s Novel and Denis Villeneuve’s Film” Yosr Dridi
https://www.theverge.com/2016 /12/21/14035620/arrival-denis-villeneuve-interview
https://deadline.com/2024/02/denis-villeneuve-movies-corrupted-by-tv-123583878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03/dune-50-years-on-science-fiction-novel-world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