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是中国文学和戏剧发展史上重要一员，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一生充满波折，在他的逝世纪念日，让我们以一篇小文回顾他的人生轨迹。

受母亲影响爱上戏剧

夏衍，本名沈乃熙，字端轩，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沈学诗，是一个不第秀才，因为当时没有考中举人，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医道颇好。夏衍三岁时，父亲突然中风去世，留下家中兄妹六人由母亲一人抚养。或许是由于母亲爱看戏，夏衍从小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依靠姑母与舅父的资助，夏衍读完了小学，后来又因家境的困窘，还瞒着母亲到染坊当过一阵学徒。

1919年，受五四运动激发，夏衍与同学一道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并以笔名“沈宰白”发表文章。1920年到1927年间，夏衍为寻找救国的出路，到日本留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爱狄更斯和屠格涅夫，也爱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透过他们的作品，夏衍看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是无情的揭露，更有深切的同情。

后来，夏衍在回顾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变化时曾说：“那时候我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份，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发电机旁，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一个暑假过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感到厌倦……” 

1928年后，夏衍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他始终保持着每天译两千字的习惯。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里，夏衍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约二十多种，字数达五百多万字，其中以苏俄文学作品居多。

夏衍与电影

每每论及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作家，继田汉、曹禺之后，夏衍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他为五四以来的中国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作艺术风格。

他的作品素来喜欢关注大时代里普通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精神悲欢，借此来揭示细枝末节背后的社会大命题。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几件历史大事中，一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五四运动、大革命、抗日战争，他几乎场场不落。

《狂流》——中国左翼电影的卷首语，上映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在20世纪末的电影还在彷徨与社会诟病和无病呻吟时，1933年《狂流》的出现使整个电影业耳目一新，直视阶级、贫富矛盾与冲突，注重传统戏剧性与电影视觉性的结合，率先拉开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序幕。《狂流》第一次用胶片去描绘农村的天灾人祸，舆论将其认定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绝非偶然。这是夏衍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虽然不乏严谨和质朴的风格，但字里行间却仍显露着十足的锐气，一如熔岩在地下奔突的悲愤，同报告文学《包身工》中的深刻控诉有共通之处。《狂流》的创作，不仅摆脱了二十年分场幕式的草创形态，而且在情节结构、场景转换的规范中，强调动作和细节的视觉化，景别及长度的准确，赋予了电影文学特定的形式感。电影中关于爱情的部分，夏衍试图以黑暗现实吞噬青春情爱，借此深入到更多不同的社会层面中。而在描写王三爹、素贞等人时，电影又突破了同情不行、宣泄苦难的层次，将农民群体的反抗意识和斗争性充分表现出来，似乎在告诉着当时的人们，他们既不是懦弱呻吟、手足无措的难民，亦不是肆无忌惮的暴徒，而是一直处于等待之中，等待先进组织召唤，等待思想的觉醒。

1936年创作报告文学《包身工》的同年，夏衍又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秋瑾传》等，均取得不错的社会反响。虽说这些作品只能算是夏衍的试笔之作，在剧作思想和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在选材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都带有夏衍自己独特的风格，加之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机的严峻阶段，这些剧作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都颇受好评。

次年，夏衍又发表剧本《上海屋檐下》，它通过几个家庭的矛盾，利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反映了上海小市民社会的人生。对此，早就有评论家指出：“戏剧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夏衍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近年来，文学作品的改编愈发常见，而夏衍改编的作品中也不乏出色之作，如众人熟知的《林家铺子》。该作品改编于1958年，当时正处于整风时期，夏衍正是想通过这部电影作品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动态，尤其是那些无法把控自我命运的改造中的工商业者。剧本改编后，林老板的性格更复杂，内心世界更丰富，故事中的那个江南小镇政治气氛也更加浓郁了。虽然这样的改动带有一些倾向性，但却并没有与原著相冲突，相反，却使主题更鲜明。

总体来说，夏衍的改编时属于“忠实原著派”的，他一直深信，真正好的改编作品，应尽量忠实于原作，此外还要熟悉原著的创作意图、描绘的历史社会状态、风土人情。夏衍在改编《林家铺子》时曾说：“我只在开头的时候加了一段旁白，其他情节、人物和冲突等都力求忠实于原著。”剧本在视像化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描摹动作，突出运动感，同时不忘描写外部冲突引发的内心反应。

夏衍的电影观一直是通俗的、大众的，从电影的社会功能入手，面向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多年的创作，他一直在尝试缩小观众审美欣赏上的差距，在不同的层次上寻求某些共同点，力争做到“雅俗共赏”。艺术上更是深入浅出，追求朴素的美感，表现出其对素材很高的驾驭能力。

文革8年的牢狱之灾

文革开始后，1966年12月4日一个寒冷的凌晨，夏衍从家中被抓走关押了起来，开始了8年零7个月的“牢狱之灾”。里面的日子要比游街、批斗更难过，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拳打脚踢，他的锁骨被打断过，腿骨最终也被踢断了，眼睛几近失明，胃肠又大出血……

夏衍的后人了解到，1969年2月，夏衍从鬼门关走了一道又回来了，“全身的皮都脱掉，重新换过了”，像跟阎王爷那儿打了一个招呼似的。他是个文人，但有着从政的经验，同时还有着新闻记者的敏感，嗅出了1971年“林彪事件”后时局的变化。他用烧过的火柴头，在黄草纸上写下“不白之冤”四个字，悄悄从会见桌下塞给女儿沈宁。

好在家中的一切让他宽慰，妻儿无恙，还添丁进口地有了第三代。这十年间他总是被强迫着回忆自己的一生，反复的“认罪”。“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查，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了三四次……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几年折磨下来，“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从1972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反思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功过是非，他渐入了“佳境”。一如孙女沈芸曾感慨的：“1975年，我的祖父夏衍从地狱回到了人间，那一年，他刚好七十五岁。”

1978年，78岁的夏衍恢复工作，他的思想已经回到了民主与科学的原点，在复出后的头三年，每一次公开讲话都集中在“思想解放”和“文艺民主”上。“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一定要经过群众审定，而不能由少数人决定”。“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定义或者概念，是框不住文艺创作的。”

“不要把艺术上的问题，一定强调成政治上的问题，凡是暂时不能分清的，先按艺术问题处理”，“我们再也不能用‘大批判’的方式来进行像某些外国人说的‘整肃’。”

1983年，电影《太阳与人》（剧本名为《苦恋》）遭到批评，夏衍坚持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查禁该片，更反对再用大批判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文艺讨论。

1980年代中后期，夏衍针对“文化虚无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肯定陈凯歌的《黄土地》，“片子是好的，导演花了功夫，摄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认为它的方向不对……这个西北陕甘宁一带的落后，的确是事实。但你真要写这个东西，就要使人看到，这个落后的东西必将过去，新的东西必将起来，这是我们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

1994年岁末，王蒙去医院看望夏衍。他看起来十分疲劳，王蒙稍作问候便准备起身告辞。

“我有一个担心……”夏衍忽然缓缓开口。

王蒙侧耳静听。

“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他们懂得市场吗？如果不懂，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

1995年2月6日，夏衍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