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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航敏谈财政体制改革:从权、钱、绩的博弈转化为责、事、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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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航敏谈财政体制改革:从权、钱、绩的博弈转化为责、事、效的追求

广东省财政学会秘书长许航敏指出,当前实践中,以资金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是诸多财政问题的重要根源。

2023年4月30日,广东珠海,濠江两岸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风光。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珍

广东省财政学会秘书长许航敏日前表示,财政主体应转变思路,从权、钱、绩的博弈转化为责、事、效的追求,通过以责任约束权力、 以事务界定资金、以效果规定绩效的方式,提升财政体制的整体效能,从体制层面上解决支出膨胀、资金浪费和政府债务等财政顽疾。

4月20日,许航敏在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和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论坛2024年第3期上指出,构建系统完备的财政体制框架与有效运行机制是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当前实践中,以资金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是诸多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

他指出,目前财政体制不够健全,部分要素缺失,导致体制要素过于关注事权与资金的关系,使得事和钱成为了博弈资金的手段和工具。此外,财政体制要素的不健全和不系统性导致了体制要素之间的割裂和冲突,分权、分税、分利、分事等关系往往呈现对立态势,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权责不匹配、事钱不相适应、绩效不相称等问题,上下级政府间也因此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

“权大责小,钱多事少,绩高效低,表现为重权轻责、塞责;重钱避事,敷衍了事;重绩,轻效偏效。这些是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体制上没有形成一个互相牵制、互相平衡、互相协调的制度基础。”许航敏说。

以广东为例,他表示,尽管广东在分税制改革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近年来在财政体制运行方面也遇到了诸多困难。去年广东实施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方案,实际运行结果难达改革初衷

针对这些问题,许航敏认为需更加关注体制框架的时效性和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现行的财政体制过于强调分权分事分税,缺少合的理念和手段,弱化了政府间应有的共治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形成合力,没有合力就无法形成国家治理各主体间共治落脚点和基准点。

在改革方向上,许航敏提出,财政体制框架应将上下、内外、权责、事钱、绩效等对立统一的关系进行协调组合,形成结构完整、有机联系且相互支撑的财政体制格局,从而发挥财政体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他特别强调了财政体制的整体性效能,并建议转移支付应作为对财政体制运行的调剂补缺手段,而非与其他财政体制要素等同对待。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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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航敏谈财政体制改革:从权、钱、绩的博弈转化为责、事、效的追求

广东省财政学会秘书长许航敏指出,当前实践中,以资金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是诸多财政问题的重要根源。

2023年4月30日,广东珠海,濠江两岸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风光。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珍

广东省财政学会秘书长许航敏日前表示,财政主体应转变思路,从权、钱、绩的博弈转化为责、事、效的追求,通过以责任约束权力、 以事务界定资金、以效果规定绩效的方式,提升财政体制的整体效能,从体制层面上解决支出膨胀、资金浪费和政府债务等财政顽疾。

4月20日,许航敏在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和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论坛2024年第3期上指出,构建系统完备的财政体制框架与有效运行机制是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当前实践中,以资金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是诸多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

他指出,目前财政体制不够健全,部分要素缺失,导致体制要素过于关注事权与资金的关系,使得事和钱成为了博弈资金的手段和工具。此外,财政体制要素的不健全和不系统性导致了体制要素之间的割裂和冲突,分权、分税、分利、分事等关系往往呈现对立态势,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权责不匹配、事钱不相适应、绩效不相称等问题,上下级政府间也因此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

“权大责小,钱多事少,绩高效低,表现为重权轻责、塞责;重钱避事,敷衍了事;重绩,轻效偏效。这些是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体制上没有形成一个互相牵制、互相平衡、互相协调的制度基础。”许航敏说。

以广东为例,他表示,尽管广东在分税制改革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近年来在财政体制运行方面也遇到了诸多困难。去年广东实施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方案,实际运行结果难达改革初衷

针对这些问题,许航敏认为需更加关注体制框架的时效性和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现行的财政体制过于强调分权分事分税,缺少合的理念和手段,弱化了政府间应有的共治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形成合力,没有合力就无法形成国家治理各主体间共治落脚点和基准点。

在改革方向上,许航敏提出,财政体制框架应将上下、内外、权责、事钱、绩效等对立统一的关系进行协调组合,形成结构完整、有机联系且相互支撑的财政体制格局,从而发挥财政体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他特别强调了财政体制的整体性效能,并建议转移支付应作为对财政体制运行的调剂补缺手段,而非与其他财政体制要素等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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