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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安全管理丑闻持续发酵,多年来监管只是“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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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安全管理丑闻持续发酵,多年来监管只是“摆设”

波音内部有1000多名工程师被授权作为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代表进行独立监督,但他们的工作往往受到波音的干扰。

2024年1月23日,美国波特兰,阿拉斯加航空公司N704AL 737 Max 9型飞机停在维修机库。来源:人民视觉

界面新闻记者 | 陈升龙

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接连被曝出安全生产弊病,政府监管机构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可靠性也持续受到质疑。国会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单独的航空安全立法。

迄今为止,至少已有10名波音“吹哨人”站出来指证前雇主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不少人还遭到事后报复,甚至有一名前安全质量管理经理在出庭作证之前离奇死亡。

根据航空航天专业雇员协会的公开声明,2022年,两名波音安全工程师在监督777和787机型的电路安装时,依据FAA的适航批准指导,坚持要求重新评估工程计算,但遭到管理人员强烈反对,理由是那样做会耗费资金并导致生产延迟。

经过六个月的拉锯,最终在协会的介入下,波音不得不重新分析工程计算。然而到了2023年年中,这两名工程师的主管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评定为“负面”,导致他们的薪水和晋升都受到影响,甚至面临被裁的风险。其后一名工程师辞职,另一名则在内部汇报系统中对雇主的报复行为进行投诉。而波音的反馈是,他所反映的“报复”不符合法律定义,因此不予受理,并拒绝调整考核结果。

按照更新的法律规定,波音内部有1000多名工程师被授权作为FAA的代表进行独立监督,管理层不得出于成本和制造进度的理由干扰其工作。对于该工程师提出的指控,FAA要求波音进行监测、报告和调查,并向FAA提交结果。

波音向FAA提交的报告结论是,工程师的监督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航空航天专业雇员协会已于2024年4月18日向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查看该报告。波音则回应正“评估相关要求”,相关文件是内部保密文件,一般不向第三方提供。FAA委托的一个独立小组于今年2月发布报告,证实波音安全管理系统在不同层级的员工中造成混乱。一些前雇员认为这样的报告来得太迟。

尽管大小事故不断上演,但作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的波音总能轻松通过监管和审查。与此同时,公众也不断质疑FAA对这家公司的监管过于宽松,默许后者“自检自查”。早在2008年9月,波音就发现777客机上安装的紧固件不符合FAA安全标准,但直到两年后才彻底解决问题。

2018年和2019年,两架737 Max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坠毁导致346人罹难。该机型于2017年3月通过FAA的审定,随即投入商业运营。2020年的国会调查结论显示,技术设计缺陷、对飞行员反应的错误假设,以及波音和FAA的管理失误,是导致上述两起空难的原因。

参众两院于是在2020年12月制定《航空器审定、安全和责任法》,其中就包括要求FAA改变将安全监督委托给波音的做法。同时FAA也承诺将严格监控波音飞机的质量。但批评者指出,3年多过去了,相关改革的执行效果微乎其微。

上周,参议院罕见针对波音的生产和管理问题同时召开两场听证会。前述两起空难的遇难者家属、波音和FAA的前雇员等悉数到场。议员们担心,作为负责民用航空管理的联邦交通部下属机构,FAA在解决波音安全文化和质量控制流程方面做得还不够。

航空安全基金会执行董事、前波音公司经理Ed Pierson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里FAA的标准一直在下降,似乎忘了自己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公众安全,联邦交通部也没有充分参与对FAA的监督。听证会过后,多名参议员表态要针对FAA官员召开听证会,以调查其监督能力,并继续填补权力漏洞。

多名波音和FAA的前雇员指出,波音在1997年与麦道合并时就埋下了祸根,后者因其削减成本和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臭名昭著。麦道前首席执行官(CEO)Harry Stonecipher于2003年担任波音CEO,他在任期间轻视工程专业知识,打压经验丰富的员工,并授权管理人员大力削减成本,将盈利能力和股价凌驾于乘客安全之上。

与此同时,在行业说客的影响下,多年来FAA采取“委托监管”做法。他们相信这些大型企业比政府更了解自身业务,永远不会因为担心声誉受损而制造劣质飞机。在2018年737 Max空难发生之前,波音的大部分监管工作都是内部部门进行的。

非政府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波音为游说国会和联邦机构至少投入了6700万美元,过去10年,波音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还向联邦选举活动砸了2500多万美元。

与其他大企业一样,波音和联邦政府高层之间长期存在一扇“旋转门”。当年波音与麦道合并,美国政府持鼓励态度,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楼希望承包商之间进行更多的整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任命波音高管帕特里克·沙纳汉为国防部长,但后者很快因涉嫌利用其职权为前雇主进行宣传而离开五角大楼。不久之后,波音又任命特朗普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为董事会成员。

《秃鹰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格蕾斯·布莱克利指出,问题的解决在于如何做决策,以及明确为谁的利益服务。唯一的办法是让普通人参与决策,而不仅仅是官僚和贪婪的高管。如果勇敢的波音“吹哨人”在内部拥有更大权力,737 Max的研发结果将会大不相同。

一个月前,波音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宣布在2024年年底辞去CEO职务。他是波音过去28年里第5任CEO。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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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大规模裁员的一部分,波音将在美裁员超2500人
  • 中国国航12月起将开通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直飞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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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内部有1000多名工程师被授权作为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代表进行独立监督,但他们的工作往往受到波音的干扰。

2024年1月23日,美国波特兰,阿拉斯加航空公司N704AL 737 Max 9型飞机停在维修机库。来源:人民视觉

界面新闻记者 | 陈升龙

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接连被曝出安全生产弊病,政府监管机构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可靠性也持续受到质疑。国会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单独的航空安全立法。

迄今为止,至少已有10名波音“吹哨人”站出来指证前雇主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不少人还遭到事后报复,甚至有一名前安全质量管理经理在出庭作证之前离奇死亡。

根据航空航天专业雇员协会的公开声明,2022年,两名波音安全工程师在监督777和787机型的电路安装时,依据FAA的适航批准指导,坚持要求重新评估工程计算,但遭到管理人员强烈反对,理由是那样做会耗费资金并导致生产延迟。

经过六个月的拉锯,最终在协会的介入下,波音不得不重新分析工程计算。然而到了2023年年中,这两名工程师的主管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评定为“负面”,导致他们的薪水和晋升都受到影响,甚至面临被裁的风险。其后一名工程师辞职,另一名则在内部汇报系统中对雇主的报复行为进行投诉。而波音的反馈是,他所反映的“报复”不符合法律定义,因此不予受理,并拒绝调整考核结果。

按照更新的法律规定,波音内部有1000多名工程师被授权作为FAA的代表进行独立监督,管理层不得出于成本和制造进度的理由干扰其工作。对于该工程师提出的指控,FAA要求波音进行监测、报告和调查,并向FAA提交结果。

波音向FAA提交的报告结论是,工程师的监督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航空航天专业雇员协会已于2024年4月18日向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查看该报告。波音则回应正“评估相关要求”,相关文件是内部保密文件,一般不向第三方提供。FAA委托的一个独立小组于今年2月发布报告,证实波音安全管理系统在不同层级的员工中造成混乱。一些前雇员认为这样的报告来得太迟。

尽管大小事故不断上演,但作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的波音总能轻松通过监管和审查。与此同时,公众也不断质疑FAA对这家公司的监管过于宽松,默许后者“自检自查”。早在2008年9月,波音就发现777客机上安装的紧固件不符合FAA安全标准,但直到两年后才彻底解决问题。

2018年和2019年,两架737 Max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坠毁导致346人罹难。该机型于2017年3月通过FAA的审定,随即投入商业运营。2020年的国会调查结论显示,技术设计缺陷、对飞行员反应的错误假设,以及波音和FAA的管理失误,是导致上述两起空难的原因。

参众两院于是在2020年12月制定《航空器审定、安全和责任法》,其中就包括要求FAA改变将安全监督委托给波音的做法。同时FAA也承诺将严格监控波音飞机的质量。但批评者指出,3年多过去了,相关改革的执行效果微乎其微。

上周,参议院罕见针对波音的生产和管理问题同时召开两场听证会。前述两起空难的遇难者家属、波音和FAA的前雇员等悉数到场。议员们担心,作为负责民用航空管理的联邦交通部下属机构,FAA在解决波音安全文化和质量控制流程方面做得还不够。

航空安全基金会执行董事、前波音公司经理Ed Pierson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里FAA的标准一直在下降,似乎忘了自己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公众安全,联邦交通部也没有充分参与对FAA的监督。听证会过后,多名参议员表态要针对FAA官员召开听证会,以调查其监督能力,并继续填补权力漏洞。

多名波音和FAA的前雇员指出,波音在1997年与麦道合并时就埋下了祸根,后者因其削减成本和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臭名昭著。麦道前首席执行官(CEO)Harry Stonecipher于2003年担任波音CEO,他在任期间轻视工程专业知识,打压经验丰富的员工,并授权管理人员大力削减成本,将盈利能力和股价凌驾于乘客安全之上。

与此同时,在行业说客的影响下,多年来FAA采取“委托监管”做法。他们相信这些大型企业比政府更了解自身业务,永远不会因为担心声誉受损而制造劣质飞机。在2018年737 Max空难发生之前,波音的大部分监管工作都是内部部门进行的。

非政府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波音为游说国会和联邦机构至少投入了6700万美元,过去10年,波音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还向联邦选举活动砸了2500多万美元。

与其他大企业一样,波音和联邦政府高层之间长期存在一扇“旋转门”。当年波音与麦道合并,美国政府持鼓励态度,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楼希望承包商之间进行更多的整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任命波音高管帕特里克·沙纳汉为国防部长,但后者很快因涉嫌利用其职权为前雇主进行宣传而离开五角大楼。不久之后,波音又任命特朗普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为董事会成员。

《秃鹰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格蕾斯·布莱克利指出,问题的解决在于如何做决策,以及明确为谁的利益服务。唯一的办法是让普通人参与决策,而不仅仅是官僚和贪婪的高管。如果勇敢的波音“吹哨人”在内部拥有更大权力,737 Max的研发结果将会大不相同。

一个月前,波音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宣布在2024年年底辞去CEO职务。他是波音过去28年里第5任CEO。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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