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执行院长郭凯近日表示，欧美等国所指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的复杂议题。

4月22日，郭凯在CF40举办的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指出，他并不认同美国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及其所列举的问题。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比如，美国学者称，因为“中国冲击”，美国制造业丢掉了200万个工作岗位。郭凯说，制造业就业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多个因素，自动化和生产率的提高是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关键因素，而与中国贸易的关系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制造业就业都在下降，这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外，即使没有中国的竞争，低端制造业也不会留在美国，而是会转移到其他低成本国家，如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因此，将制造业就业下降归咎于中国是不合理的。

郭凯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超过10%，地位举足轻重。过去两年，以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顺差每年高达1.8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和新冠疫情前相比翻了一倍。中国取得巨大顺差的同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逆差，而鉴于制造业对各国的重要性，产能过剩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中国是用一种火箭速度在增长，我们制造业顺差在过去这些年，特别是疫情这几年，一下升到全球GDP比重的2%，这是美国在战后制造业顺差占全球GDP比重的水平。”他说。

他提到，回顾历史，日本和德国在其鼎盛时期，制造业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也未超过1%。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制造业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2%，但随后就下降至0.5%，再后来基本就是逆差状态。

“别人对中国制造业高度担心，因为你制造业规模这么大，你还对别人有这么大的顺差，而且你基本上对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顺差，这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政治问题。”郭凯说。

他指出，在美国，政客们往往利用“中国冲击波”、产能过剩问题作为选举筹码。今年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的言论，可以发现他针对特定产业的表态颇有意思。在密歇根州，他声称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采取高关税措施；在宾夕法尼亚州，他又提出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尽管中国尚未向美国出口一辆电动汽车，对美钢铁的出口量也微乎其微，但这些议题仍被用作选举筹码。原因在于，这些州的特定产业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拜登需要借此争取选民支持。

“作为政治家，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必须得面对这样的认知现实，否则他们没法赢得选举。”郭凯说。

他强调，在理解美国的这种叙事与政治动机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其正确与否，这种社会认知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虽然中国加入WTO对美国某些人群确实产生了影响，但获益的人群远多于受损人群。然而，由于受损人群相对集中，他们的声音往往更加响亮和直接，导致了一种观感上的不对称性。相比之下，获益人群分散在各个领域和行业，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因此，在选举等政治场合中，受损人群的观点更容易被放大和强调。

回到中国国内来看，郭凯表示，近年来，由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投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带来了产能的迅速扩张和出口的增长。然而，这种快速增长也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对于产能过剩问题，郭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首先，增加内需是缓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通过扩大国内市场，提高消费水平，可以有效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同时也有利于分散出口风险。

其次，调整产能输出方式也是必要的。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产能合作和共享，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还可以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

此外，郭凯还强调了政策协调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各国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制造业的挑战。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可以促进全球制造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