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丽江老君山，是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三江并流”的核心区。这里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多民族、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并存的地区。

这里也是自然保护与生存发展冲突最为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在老君山的河源村，世代生活着460多户人家，包括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和汉族等民族。根据河源村委会2010年的统计数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650元。除了耕种经济回报较低的洋芋、白芸豆、玉米以及蔓茎，砍树卖钱成为河源人简单自然的选择。禁伐前，砍伐木材的收入在村民的总收入中大约占了70%。

2010年9月，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社会发展部(以下简称三生)进入河源村，陆续开始在老君山地区的5个行政村实施一系列“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

项目总监邓仪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生态最为脆弱、社会冲突频发的贫困区，从社会层面入手，通过服务促进社区自主治理，自主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

五年过去了，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变化逐渐显现。邓仪的团队在扎根当地5年后，开始走出来，与更多人分享，寻求支持的力量。

▌砍树与火拼的“公地悲剧”

“我不砍，就会被别人砍掉，而我保护的话，我也不相信这片森林能够留给自己的子孙。那我凭什么要保护？”

三十年前，各路人马曾蜂拥进入老君山原始森林，大肆砍伐。外村人的进攻和掠夺，也激励了本村人加快抢伐的速度，村民一天赶几十匹骡子上山，锯下木料，拉去市场销售。

社区之间抢夺资源的冲突开始升级，为此发生的大小械斗事件不断，社会秩序混乱。

某次，两村几百号人拿着砍刀和猎枪在山头火拼，赶来调解的副县长向天空开了两枪示警，事后被撤职，理由是“拿枪口对着人民群众”。从此，盗伐林木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出来管的人越来越少。

到1998年国家实行禁伐政策时，原本繁茂的森林已退化成了稀稀疏疏的次生林，水土流失严重。禁伐政策也无法真正杜绝砍伐，森林资源濒临枯竭。

邓仪二十多年前因环保发展并重的“草海模式”闻名，也因此反思环保NGO“给钱，做项目，走人”的模式。

在内蒙古阿拉善，村民因为政府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从贺兰山腹地迁至山角一片叫做“腰坝”的绿洲，邓仪曾和SEE项目团队吃住在村里，组织村民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设计、修建沙石路、防洪坝、垃圾池；建村寨银行、舍饲养殖，铺设节水管灌渠道。邓仪还在贵州毕节古胜村升级实验，开路，引水，建村寨银行，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大大提高。

在河源村，邓仪和三生团队重新出发，他相信自己是外力，要通过支持性服务帮助村民内生式发展。

▌一场社区环保实验

“次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源于社会问题，要解决此类环境问题必先解决社会问题。”

靠什么才能将一盘散沙的村民重新“捏合”成一个人人需要，又人人受益的共同体？邓仪认为，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培育”和“建设”的内在变革过程，关键在于能否激活村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自发地组织起来。

第一次面对村民时，邓仪直接把项目款拍在所有人面前。“这里有一笔钱，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怎么分，要做什么，你们自己说了算。”

村民目瞪口呆，既说不出来，也不敢相信。于是，第一笔钱用来让村民代表出去看，学习别人的经验。14个村组，每组选出一个代表，组成考察团。代表要诚实，把看到听到的记录下来，回来后讲给村民。如果讲不清楚，就得自己把钱补上。

代表们去了贵州贫困村古胜村，那里村民的年收入600多元，石漠化十分严重。国家强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管制无效，村民与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但后来在项目的促进下，村民却自发实现了全面保护，还发展了生态产业。

这一下激起了河源村民代表们的兴趣，他们耐下性子来听，古胜村民如何组织起来，集体修路，制定封山规则，建立村寨银行以及发展生态产业。河源村民开始相信，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来保护山林，同时享有保护下来的成果。

▲ 村民讨论。

▌项目PK大会，农民自己作主

“那么穷的地方，没树没水的，他们都把山保护下来了。我们山上有虫草、菌子、药材，全都是宝。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外出回来后，村民李玉坤写了一篇近4000字的心得体会，他打算把古胜村的“村寨银行”搬来。村寨银行由村民自愿入股，每户拿出等额资金凑出一笔钱，三生项目团队以1:1的比例配入公益资金，共同组成本金。银行由村民自己运行和管理，成为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系统。

李玉坤还发挥创造性，把村寨银行和封山护林捆绑到了一起，要加入银行，就得承担生态保护区内的保护义务，一旦违反，自己出资的1000元就得没收，并且3年内不得从村寨银行贷款。而如果盗伐者没有加入村寨银行，则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

李玉坤召集他所在的新房组开会。他的提议首先需要本组人全体通过，才能向三生申报，然后与其他组的项目共同PK，最终选出6个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他讲完，村民们首先是沉默。他知道，大家心存疑虑。过去曾有人来推销化肥，村民们把钱交上去，结果化肥没见着，钱也被卷跑了。于是，他又讲了一遍，这时有人站起来问，有人不还钱怎么办？大家纷纷附和。李玉坤说，这笔钱，家家有份，一户人不还就得罪了其余29户，大家一起去追，一定能追回来。这样的会议开了好几次，组内终于达成了共识。

▲ 村民召集的会议。

14个组向三生共提交了20个项目，有人要修路，有人要养蜂，有人要发展沼气……14个组的村民代表加村委会干部组成评委，现场给每个项目打分，不靠谱的废掉，优胜者拿钱。三生、县乡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论证团不投票，但有质疑权，由此影响拥有投票权的各组代表们。此后，河源村每年都依照此程序进行一次项目竞争大会。

如今，资助项目的评选和竞争越来越多，手握资源的资助方给申请者打分，决定谁可以获得资助。而老君山的村民已经学会了共同商议要发展什么项目，并自己制定了规则。

▌是发展不是扶贫——“钱能永久地使用下去！”

“我们缺失的不只是经济和金钱，而是在获得钱的过程中缺乏权利意识和组织意识，缺乏产生制度的秩序和维护制度的习惯，也缺乏社区的信任基础。”

村寨银行通过老百姓用钱的需求杠杆，撬动他们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让他们遵守制度，培养契约精神。农民户户都有等同的权利，无论村长还是贫困户，每人都是公平的一票，参加的人，必须出一半的钱。整个管理制度由村民自己制定，没有固定模式，而是基于不同社区的文化、资源和能力来制定和执行。所有人表决同意后，银行才能实施。

新房组想出的一个执行办法是，银行的欠款户将得到其他所有股东上门讨债的待遇。这并非强制，但不参加讨债者必须出100元/天误工费，直接从入股资金里扣除。想砍又想贷款的人，被断了财路。

2011年5月，老君山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成立，在村寨银行的基础上，搭建了生态农林产品销售平台。

新房组的5户成立了养殖野蜂股份制合作社。养蜂需要杜绝农药，村民为此开了25次会议。三生请来专家讲解农药危害，村民开始讨论利弊，自己计算经济成本。最后通过的《新房组农药禁用制度》中有一条：“对违反农药禁用制度的村民，全村其他村民将不参加该户的红白喜事”。

▲ 《新房组农药禁用制度》。

项目启动初期，村寨银行资助尚处于起步阶段，村民栽培的经济作物初期产量较低，个别家庭依然不得不通过盗伐山林来补贴教育等家庭支出。为此，项目的资助方——日本企业优科豪马橡胶有限公司于2012年开启了“生态助学”计划，向参与环保的村民家庭发放“生态助学基金”，鼓励村民自觉巩固已有的生态保护成果。

至今，老君山的项目村共建立了25个村寨银行，合126.5万元，累计有650户村民加入并受益。村民自己管理项目，一分钱当成三分钱来花，项目资金成长为支撑社区自我持续发展的公共资源。抽样调查显示，村寨银行资金年收益率近62%。

这场实验的收获，除了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收入，还有现代的社区公共管理经验，一套适用性较高的“环境与经济同步”内生性发展路径。

实践逻辑的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内部变化，乡村信用体系重建，公共管理系统的建设，奠定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 “还款处”。

▌“一个企业一个村”——企业社会责任参与模式

“企业与村庄的关系，不会随着三年合作期的结束而结束，作为企业定向资助的村庄，在实现自我造血的前提下，将成为企业永久的社会责任地。重建乡村，也是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优科豪马公司是老君山项目长期的合作方，从2011开始共计投入210万元。这家日本企业每年都有高管和员工代表深入社区项目地，和村民一起聊天，见证企业参与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企业也通过采购合作社的生态产品，给予项目后期支持。

在项目已退出河源村后，2015年，优科豪马又资助老君山区域的黎光村开启项目。

这是企业参与社区发展的一种深度实践：摒弃形式简单的扶贫，没有来自外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尊重当地文化，尊重自主选择。企业和公益组织一起，以更专业的服务支持，参与社区由内而外的变化。以看似少的干预，呈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这需要更大的智慧。

在地处山区、民族问题复杂、经济基础薄弱的老君山获得成功的实践经验，能否推广？长期扎根当地，“比当地政府还要了解村民”，既少干预，又给予持续支持，这对公益组织来说绝非易事。如此开展项目的机构在全国少之又少，三生团队想在更多地方试试。

这场5年的实践，被总结成“一个企业一个村”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企业和乡村可以通过为期三年的一对一互动，形成稳定的支持与合作关系。项目希望在更多社区开展实验，引入更多企业共同参与。

▌社会企业的尝试

“我们也是创业，学习企业做生意，把生态产品卖出去，这是我们的弱项。”

随着项目逐渐从河源村扩展到更多行政村，老君山的村民们不再砍树了。他们通过村规民约，捆绑权利与责任，自主建立了自然保护地，实现了契约化、制度性的有效管护。“内生式”发展理念也促进了农民意识改变和能力提升，重新整合了社区关系。

最后一步，如何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增加收入，提升经济能力，拓展市场空间？李玉坤三年前就说：现在保护是保护起来了，保护了以后还要发展嘛。

项目启动了“绿色产业升级计划”，经过村民的讨论，确定了蜂蜜产业、天麻产业及玛卡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确立了野蜂驯化养殖、药材仿野生种植股份制项目。

2012年11月，共35户村民入股河源合作社天麻分社7.6万元。天麻是中药材，种植环境和技术要求较高，三生请来专业技术员培训指导村民。第一年收成不算理想，但也全部销售，实现了保本。

2015年11月，丰收季来临，四亩地产出七千斤天麻，远远超出预期。

▲ 天麻分社的村民聚在一起整理收获。

丰收后的销售也是挑战。今年也是药材玛卡的丰收年，村民熬过种植过程中资金、管理、疾病等困难后，又为寻找买家发愁。村民股份合作社力量仍然弱小，面临市场风险。

2015年11月23日，项目团队和农民合作社共同发起成立了“玉龙县大地有生农民生态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注册为企业，合作社成员共出资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联合社主要承担产品推广、市场销售、反哺社区建设的功能。村民合作社和项目中心自愿认购股份，社会人士也可以入股。

在“社会公益组织＋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这个共同体里面，公益组织作为服务一方，如何在与农民合作社的联合中，促进生态产业的良性发展，并规范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过程中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标准，加强组织间的合作能力，从而共同应对市场挑战，还需要持续实验和探索，并接受时间的考验。

一直扎在老君山里的项目团队也开了淘宝和微店，和很多公益组织一起申请资助项目。他们还不太适应，担心传播会导致简单化，损失真实的价值认同。但他们同样期待，“让项目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支持我们”。

找到那个平衡点，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