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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从“企业战士”到“育儿酷男”,日本男性正经历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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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从“企业战士”到“育儿酷男”,日本男性正经历身份危机

退休后,他们被形容为“粘在鞋上的湿树叶”,跟在早已陌生的妻子身边。

当地时间202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在品川火车站人行道上,通勤者带着口罩在高峰时段步履匆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蔡星卓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女性正回归职场。

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68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74%。2022年,25至39岁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80%。与此同时,日本的结婚率不容乐观:2022年,日本每1000名居民平均有4.1对新人结婚,这个数字不到1970年的一半(平均千人有10对)。日本结婚率总体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结婚率在2019年略有上升后,又回到了下降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男女关系也正发生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男性被认为正在失去他们的权力,处于危机之中”。与女性角色的转变略有不同,日本男性身份的认同似乎更为根深蒂固,即他们仍是家庭经济的支柱,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企业战士”或“公司动物”:根深蒂固的传统角色

传统意义上日本的男女性别分工——“工薪族丈夫和家庭主妇”,是日本典型的性别角色,这样的分工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过到如今,昭和时代形成的制度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两性分工意识依然存在。

《经济学人》的报道提到,在日本典型性别角色形成的战后时期,同一时间段内,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因经济停滞和劳动力短缺而进入职场,许多西方国家开始打破“工薪族丈夫和家庭主妇”这种僵化的角色定位。相比之下,日本则试图通过延长男性工作时间来克服危机,并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经济”。社会学家田中利幸表示,西方国家经历了性别关系的“转型期”,而日本却错过了改变的机会。

与此同时,学者Keichi Kumagai在自己2012年发表的研究中提到,战后日本的特点是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日本男性通常受雇于大公司,工作时间长,通勤距离远。被称为“企业战士”(corporate warriors)的男人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场所和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家人分离。男人全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有些人甚至劳累至死,而女性则独自负责生育和家务。因此,工作场所是一个明显的男性化场所,日本男性通常在这里构建他们的日常经历,实际上几乎是男性身份和地位的唯一来源。

2023年3月8日,日本福冈,在联合国指定的国际妇女节,人们在游行呼吁性别平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个对日本男性工薪族的称呼是“公司动物”(company animals)。一篇学者Tomoko Hidaka2006年的研究收集了39位贯穿三代的日本工薪族男性的生活史,年龄最大的是70多岁,最年轻的是20多岁。研究发现,在成长过程中,参与者在家庭、学校和邻里环境中基于年龄和性别的“等级”中,自我价值不断地得到确认。与此同时,传统的性别分工在三代人中得以延续。虽然参与者认为自己是“企业战士”或精英男性员工,而非“公司动物”,但研究者发现,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日本上班族在反思自己的经历时,既表现出了“企业战士”的一面,也表现出了“公司动物”的一面。

《经济学人》报道称,东京精益求精组织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日本男性因在工作场合必须表现得像个“男人”而感到尴尬。日本是七国集团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

另外,Keichi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急剧增加,这对年轻男性的打击尤其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按照现有的男性性别规范让自己成为养家糊口的人。也因此,Keichi认为,非正规工作安排和雇佣关系的激增,使许多日本男性经历了向下的职业流动、地位和社会权力的丧失。

角色矛盾与未来忧虑

20世纪末,日本《性别平等社会基本法》的通过和《平等就业机会法》的修订等,扩大了流动青年男性的就业范围,增加了女性的晋升机会,并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一些感到被剥夺了工作和地位权利的沮丧的日本年轻男性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性别平等运动。但性别规范没有改变,日本男性仍然被期望承担养家糊口的首要角色。这也使日本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概”发生了变化,在年轻群体中产生了如“食草男”等群体。

2019年5月5日,日本京都 ,站台上一对正在等车的父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0年,为了解决日本的低出生率、劳动力短缺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育儿酷男”(ikumen)的概念开始被政府鼓励。学者Benedikt Brüning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这个概念其实是将工作和父亲的角色结合了起来,而政府对它的鼓励也旨在增加父亲在家中对养育子女的参与度。学者们研究了“ikumen现象”,认为日本的“男子气概”和父亲身份正在发生变化。

不过,新身份依旧叠加在旧身份之上——学者Gershoni Gad Hai认为,“育儿酷男”让日本男性被描绘成“工薪族”角色的升级版,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日本传统的性别男性观念,只是给男性增加了另一层责任。BBC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些日本男性会抱怨“ikumen病”,因为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中满足高期望而疲惫不堪——即使他们个人持有更进步的观点,他们仍然担心,一个尽职的父亲如果花时间离开办公室,可能会被不理解新政策的老派老板惩罚。

另外,被鼓励投入工作,让日本男性担忧自己的未来。比如,退休的“工作狂”男性被称为“湿落叶族”(nureochibazoku),因为他们没有爱好或朋友,就像粘在鞋上的湿树叶一样跟在妻子身边。甚至,有些退休男性的妻子会患上“退休丈夫综合征”(RHS),这可以被视作由特定社会条件产生的疾病,在像日本这样具有传统性别角色的社会中尤其普遍。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长大的女性(婴儿潮一代女性),承载了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角色,她们的丈夫可能是工薪族或白领,凌晨就离开家,回来只是为了睡觉。当丈夫临近退休年龄时,妻子逐渐意识到她将被推入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男人的永久陪伴中。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妻子开始生病,表现出抑郁和身体疾病的迹象。据报道,日本约有60%的老年女性患有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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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从“企业战士”到“育儿酷男”,日本男性正经历身份危机

退休后,他们被形容为“粘在鞋上的湿树叶”,跟在早已陌生的妻子身边。

当地时间202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在品川火车站人行道上,通勤者带着口罩在高峰时段步履匆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蔡星卓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女性正回归职场。

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68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74%。2022年,25至39岁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80%。与此同时,日本的结婚率不容乐观:2022年,日本每1000名居民平均有4.1对新人结婚,这个数字不到1970年的一半(平均千人有10对)。日本结婚率总体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结婚率在2019年略有上升后,又回到了下降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男女关系也正发生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男性被认为正在失去他们的权力,处于危机之中”。与女性角色的转变略有不同,日本男性身份的认同似乎更为根深蒂固,即他们仍是家庭经济的支柱,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企业战士”或“公司动物”:根深蒂固的传统角色

传统意义上日本的男女性别分工——“工薪族丈夫和家庭主妇”,是日本典型的性别角色,这样的分工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过到如今,昭和时代形成的制度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两性分工意识依然存在。

《经济学人》的报道提到,在日本典型性别角色形成的战后时期,同一时间段内,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因经济停滞和劳动力短缺而进入职场,许多西方国家开始打破“工薪族丈夫和家庭主妇”这种僵化的角色定位。相比之下,日本则试图通过延长男性工作时间来克服危机,并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经济”。社会学家田中利幸表示,西方国家经历了性别关系的“转型期”,而日本却错过了改变的机会。

与此同时,学者Keichi Kumagai在自己2012年发表的研究中提到,战后日本的特点是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日本男性通常受雇于大公司,工作时间长,通勤距离远。被称为“企业战士”(corporate warriors)的男人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场所和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家人分离。男人全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有些人甚至劳累至死,而女性则独自负责生育和家务。因此,工作场所是一个明显的男性化场所,日本男性通常在这里构建他们的日常经历,实际上几乎是男性身份和地位的唯一来源。

2023年3月8日,日本福冈,在联合国指定的国际妇女节,人们在游行呼吁性别平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个对日本男性工薪族的称呼是“公司动物”(company animals)。一篇学者Tomoko Hidaka2006年的研究收集了39位贯穿三代的日本工薪族男性的生活史,年龄最大的是70多岁,最年轻的是20多岁。研究发现,在成长过程中,参与者在家庭、学校和邻里环境中基于年龄和性别的“等级”中,自我价值不断地得到确认。与此同时,传统的性别分工在三代人中得以延续。虽然参与者认为自己是“企业战士”或精英男性员工,而非“公司动物”,但研究者发现,至少在这项研究中,日本上班族在反思自己的经历时,既表现出了“企业战士”的一面,也表现出了“公司动物”的一面。

《经济学人》报道称,东京精益求精组织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日本男性因在工作场合必须表现得像个“男人”而感到尴尬。日本是七国集团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

另外,Keichi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急剧增加,这对年轻男性的打击尤其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按照现有的男性性别规范让自己成为养家糊口的人。也因此,Keichi认为,非正规工作安排和雇佣关系的激增,使许多日本男性经历了向下的职业流动、地位和社会权力的丧失。

角色矛盾与未来忧虑

20世纪末,日本《性别平等社会基本法》的通过和《平等就业机会法》的修订等,扩大了流动青年男性的就业范围,增加了女性的晋升机会,并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一些感到被剥夺了工作和地位权利的沮丧的日本年轻男性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性别平等运动。但性别规范没有改变,日本男性仍然被期望承担养家糊口的首要角色。这也使日本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概”发生了变化,在年轻群体中产生了如“食草男”等群体。

2019年5月5日,日本京都 ,站台上一对正在等车的父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0年,为了解决日本的低出生率、劳动力短缺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育儿酷男”(ikumen)的概念开始被政府鼓励。学者Benedikt Brüning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这个概念其实是将工作和父亲的角色结合了起来,而政府对它的鼓励也旨在增加父亲在家中对养育子女的参与度。学者们研究了“ikumen现象”,认为日本的“男子气概”和父亲身份正在发生变化。

不过,新身份依旧叠加在旧身份之上——学者Gershoni Gad Hai认为,“育儿酷男”让日本男性被描绘成“工薪族”角色的升级版,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日本传统的性别男性观念,只是给男性增加了另一层责任。BBC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些日本男性会抱怨“ikumen病”,因为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中满足高期望而疲惫不堪——即使他们个人持有更进步的观点,他们仍然担心,一个尽职的父亲如果花时间离开办公室,可能会被不理解新政策的老派老板惩罚。

另外,被鼓励投入工作,让日本男性担忧自己的未来。比如,退休的“工作狂”男性被称为“湿落叶族”(nureochibazoku),因为他们没有爱好或朋友,就像粘在鞋上的湿树叶一样跟在妻子身边。甚至,有些退休男性的妻子会患上“退休丈夫综合征”(RHS),这可以被视作由特定社会条件产生的疾病,在像日本这样具有传统性别角色的社会中尤其普遍。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长大的女性(婴儿潮一代女性),承载了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角色,她们的丈夫可能是工薪族或白领,凌晨就离开家,回来只是为了睡觉。当丈夫临近退休年龄时,妻子逐渐意识到她将被推入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男人的永久陪伴中。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妻子开始生病,表现出抑郁和身体疾病的迹象。据报道,日本约有60%的老年女性患有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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