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家需要增强战略定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二法门在于修好自己的这一颗心。

心学主张“满大街都是圣人”，除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遍教化，阳明先生对商人群体，有没有针对性的指导？在商品经济渐趋发展的明代，商人阶层如何受到了心学的影响？

与孔孟崇仁尚义的原始儒家相比，宋明新儒家承接了“义利之辨”的传统，强调对商人的道德劝诫，如“富而好仁”、“取之有道”；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重商”学说。特别是阳明的家乡浙江，宋代以后有温州的永嘉学派和金华的永康学派。而到了明代，对商人群体的精神价值和社会角色，王阳明先生提出了新的肯定评价。

王阳明画像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社会出现了一股“士商合流”的趋势。当时人口急剧增多，科举名额没有相应增加，产生了大量落第的士子；因仕途无望，这些读书人纷纷下海经商。“儒商”一词，也由此发端。

这股“下海潮”带来了两个现象，一是，身处商场的读书人，保留了士人的作风和喜好，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了商道，即“儒贾”。二是，这些“儒贾”，以经商所得，更加注重培养子弟读书。这些商人子弟，再由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加上联姻等形成的宗族关系。原先“士”和“商”的边界，逐步融合，成了一体。

民间讲学运动，在宋代已经很发达，到明代更是达到极盛。有学者曾经指出，宋代讲学以朱熹为代表，主要面向士大夫（读书人），而明代讲学，以阳明为代表，施教对象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特别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手工业和商人群体。

阳明弟子中出身商人的代表，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他青年时做过私盐贩子。王艮以“百姓日用即为道”，门下更多“贩夫走卒”之徒，如陶匠韩贞和商人林讷等人。心学的传播，让更多的“商”获得了建立“士”之功业的信心。

《士与中国文化》

《节方庵公墓表》一文，是王阳明先生给江苏昆山的一位商人所写的墓志铭，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文写于阳明去世前三年，因此是他晚年的成熟思想。这位墓主方麟，原本是个举子，入赘商人家庭后放弃科举；经商之余积极承担地方公益，并培养两个儿子读书成为官员，因此被视为地方贤达。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王阳明全集-节方庵公墓表》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四大阶层，被称为“四民”。农业经济时代，政府历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社会文化也有轻商、贱商的传统；因此“四民”的顺序，反映了他们在社会地位和认同上的性质差别。

《三言》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阳明先生明确指出，商人和士农的职业不同，但在实践中所遵循的“道”是相同的，朝向的目标都是“尽心”，（这个词出自《孟子》，按阳明的意思，就是充分回归心的本体，良知即是心的本体）本着“良知”而行，本质是一样的。就“有益于生人之道”而言，工商在“利器”、“通货”方面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与士、农阶层的苦心和艰辛，同样应该受到尊重。这个观点，后来被黄宗羲发展为“工商皆本”的思想。

这一点打破了中国文化由来已久的价值观歧视，对商人群体给予了高度认同。因此，著名学者余英时称这篇文章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

“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

针对全社会的功利之习，阳明先生提出，“士”的私欲与功利，和“商”的逐利倾向，本质上没有区别。有些人表面上是“士”，其实是个商人；有些“商”，在经商反而保有“士”的操守。

“（士）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工商）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先生认为，本以悟道、传道为己任的读书人，一旦怀有功利之心而沽名钓誉，以虚文惑乱人心，对社会福祉来说，危害更大。

《王阳明出身靖乱录》

另一方面，在古代，很多读书人面对读书与生计常常面临两难。

就儒家伦理来说，在成为圣人之前，普通人要承担“仰事俯育”的责任，即上要侍奉父母，下要养活妻儿。用现代的话来说，类似于“财务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两者如何平衡。

阳明先生有个名叫傅凤的学生，“志在养亲而苦于贫。”为了能奉养父母以尽孝道，刻苦读书希望能考取功名；但苦读身染重病，几乎不治。最后只得告病归家，放弃读书。

《传习录》中记载，阳明的弟子两次问起，元代大儒许衡提出的“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观点。

先生曰：“但言学者治生上，仅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 ——《全集-传习录拾遗》

“治生”，就是养家糊口，“先务”，指首要的事情；“讲学”就是传道。上面这段话中，阳明对学生说，读书人当以传道为先，否则只是功利之心。而商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前提是“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这就是说，如果注意修心，虽天天与利益往来，商人也可成圣、成贤。

在《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中，阳明阐明了“拔本塞源”之论，其中也提到“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皆有是学”，就是“心学纯明”。

说到这里，想起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关于“士魂商才”的说法。“士魂”，即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孟子的“尽心”，阳明的“调停心体”。

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的稻盛和夫，以“提升心性”为经营宗旨，所以被誉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

从广义来说，企业家是商人群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因此企业家也是商人，商人不一定都是企业家，其中的差别，限于语境、角度而有不同。总体上说，企业家这个词，带有更强烈的精神特质，通俗来说，更有创新意识、更有社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