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为人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红色革命”影像|界面新闻

如果是初次瞥见题图的这幅照片，可能不少朋友会以为是大陆的六七十年代吧。但再仔细看看，或许会发现孩子们的装束似有不同。事实上，这是老摄影家蒙敏生拍摄的1968年的香港：在一次左派活动中，懵懵懂懂的儿童被组织起来唱“语录歌”。

蒙敏生，香港左派摄影师，一辈子籍籍无名，所拍照片尘封近半个世纪，直到2006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凭借“革命与浪漫”组照，一举夺得年度摄影师金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不只有一般媒体报道中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亦有普通的底层大众以及为大陆“红色革命”所激荡的左派。而蒙敏生正是凭借相机记录了这少为人知的一面。今天微信，分享其中涉及“红色革命”的部分影像，对比彼时大陆“革命”影像，意味复杂。

“人在天堂，很难理解地狱。蒙敏生先生的作品就在两者间观望。凭一心热血和有点幼稚的憧憬，碰出些创意的火花。”（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摄影家刘博智语）

世易时移，今日香港，面貌自然又有不同。

香港的另一面

文 | 颜文斗

图 | 蒙敏生

蒙敏生祖籍广州，于1919年出生于上海，青年时代即移民谋生于香港。1950年代，他曾短暂在电影厂工作，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摄影活动。后来，与人合作经营类似于必胜客的饮食店，也曾作普通的公司雇员，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业余摄影者，他是香港的无产者，一个劳碌的谋生者，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的趋向。他是香港的“左派”，粤语称为“左仔”。

什么是香港的“左派”？这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述准确的。我想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或者说他们感召于一个崇高的理想；在行动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激进的政治狂热等等。以蒙先生为例，1949年中国大陆刚解放，他从香港回大陆省亲，在罗湖桥瞰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就热泪盈眶，进而失声痛哭地跨过罗湖桥。这时，他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

1968年蒙敏生在摄影棚里摆出了自己所心仪的“矿工”造型，由此可见其政治倾向。

谋生，殖民统治下的谋生，对蒙先生的作为、立场，我仿佛一下子解开了对他的许多疑问，甚至对其“左派”行为的质疑。我想，一个谋生者更容易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并坚定地呼吸在这个群体里。香港的历史包含了太多的国耻家恨，去国之后更爱国，香港“左派”的思想基础应该更多的是殖民统治下被激发的爱国主义，他们也为无产阶级“大革命”狂热过，但我相信这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爱国主义表达和组织起来的机会。此“左派”非彼“左派”。

1970年，蒙敏生在广州

真正的左派总是前卫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一个强烈地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感召的人，不会仅仅满足记录革命和底层痛苦，于是他的摄影中出现一大批先锋的置景主观作品，其内容、水准则令人震惊。他的很多作品是非实际地革命的演绎和想象，这种“拟革命”令作品更具艺术性，于后世更有思考和针砭的意义，同时为我们观察大陆的“革命”和当时的摄影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香港的思想环境、物质支撑，为蒙敏生提供了创造这些作品的基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禁锢地、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趣味来拍。在摄影棚里搞“革命”的造型摄影，要弄出布景，找到模特，在谋生中挤出时间，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事，可见“革命”的热情很高。但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革命充满了游戏感。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置身于正在大陆发生的那场运动，没有切肤之痛，和大革文化命是疏离的，而正是这段疏离造就了这部分作品。虽然他们也卷入了这场群体性的癫狂，但实质上，“革命”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社会理想的一个契机，一个借以表达理想的事件，一个对社会进行批判的道具。

——节选自颜文斗《走近蒙敏生》一文，个别词语有处理

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大角嘴金山酒楼。蒙敏生在此参加并拍摄女服工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举行的餐叙活动。酒楼的披挂，一如内地。

1968年国庆前，港九摄影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大联欢。一边表演节目，一边聚餐，精神和物质的双会餐——香港左派的生存状态和大陆的“革命”大相径庭。

1968年10月1日，香港中环，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室外会场。舞台和布景位于中国银行的的正门，两个巨大的石狮子不可移动，所以成为布景的一个部分，把守在舞台两边。“革命”期间，香港中国银行是香港左派活动的一个基础。

1968年10月1日，香港中环，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侧立面上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宣传画。巨幅的画面覆盖了整个立面，巨大得以致需要镜头朝上仰拍。

1969年2月17日，港九报贩旅行团在新界鹿颈村野炊。蒙敏生曾对其儿子谈起，香港左派聚会也吃忆苦餐，问吃什么，他说：“肥猪肉煮白菜。”不知此时锅里煮的是不是这种菜。

1969年2月18日，香港长洲岛。正月初二，门上贴有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而且是仿毛泽东手迹，虽然并不像。《清平乐》的词牌和春节的氛围还是有点适应的，不知是否有意或潜意识选了这一首。

1965年10月，蒙敏生在广州观看国庆节游行。游行队伍中有声援非洲人民革命的造型。他回到香港后找了两个到过非洲的中国远洋公司船员，将他们装扮一番，在摄影棚里拍摄了这张照片。我们姑且称这张作品为《非洲人民的觉醒》。这张作品是“革命”之前创作的，这也说明蒙敏生在“革命”中期的“拟革命”创作是非常个人和原动的。

约1968年，蒙敏生在香港摄影棚中的《学毛著》置景造型摄影。香港左派和正发生在大陆的灾难是疏离的，对那场灾难并无切肤之痛，由本图演员的衣装和精神状态可见一斑。

约1968年，蒙敏生在香港摄影棚中布景拍摄的“革命”造型——《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约1969年，蒙敏生在香港创作的置景造型摄影——《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图中的塑料桶、塑料绳在当时的大陆是非常罕见的，在香港则已经是普通的物件。其实，香港的工业起飞，塑胶工业本是一大门类。

约1969年前后，蒙敏生在香港创作的置景造型摄影——《越南南方抗美游击队员》。枪上面摊开了一本画报，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剧照。这本画报增加了作品的戏剧性和信息的丰富性。

“革命”期间，香港左派组织在香港元朗农村游行。前景左侧有一个人挥舞着红宝书，迎面有一个人挥舞着红宝书，迎面而来的游行队伍则是一派欢天喜地。这个场景显然有刻意安排的意味。香港左派活动多弥漫着游戏感或戏剧感。

这也是摆拍的香港左派组织“搞革命”的情景，画面上的孩子为了不挡着正面的毛主席像而躺在草地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故作严肃的和喜笑颜开的，画面上都有。笑着的青年抱着一个大“囍”字，他们在报什么喜呢？大家都在为资本家打工，喜从何来？画面上营造出的“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大陆“革命”的戏仿，但是他们为本阶层而诉求的动机却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