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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上海富有交叉和混杂的时间感,恰恰是这一点给予创作者以丰富的空间,在昨日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论坛中,作家陈丹燕谈及,“这个城市(上海)的时间线非常奇怪,它走向前方的时候,是在后退;回顾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在展望将来。它是个镜像的城市。”而这是有利于创作的,她说,“因为当你看到历史是单一的、无穷无尽往既定的方向走的时候,是不能创作的。”
对此,2023年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得主、《梅的白天和黑夜》(2023)导演罗冬回应道:生活在上海,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是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的高楼,可是只要走到小巷子里坐上十分钟,跟随着路人走进餐厅、公园和常去的角落,就能发现故事在慢慢地展开,“寻常人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是围绕城市的,《梅》中的宜家就是因为位于地铁交汇处,变成了聚会的地方。”罗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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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电影节执行官卡梅隆·贝利被《梅》打动,因为他也有类似的体会:城市中人们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人们总需要了解他人,或者常常会在喧闹的人群中感觉孤独,“中国导演王家卫就以展现城市中的孤独感著称,这是一种有力的情感。”
与会嘉宾还谈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像历史与记忆。令陈丹燕印象最深的影片是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1987)。电影改编自在上海出生的英国作家J.G巴拉德的作品。巴拉德出生于上海番禺路(恰好在活动现场上海影城附近),他在上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上海的历程,因此写下这部作品。写《外滩:影像与传奇》时,陈丹燕曾采访过斯皮尔伯格的中国副导演江海洋,“他们拍摄日本入侵中国、出云号进入上海整个过程,江海洋在场用大喇叭叫群众演员,让他们从外白渡桥逃难进入外滩。”《太阳帝国》强烈地影响了陈丹燕,它提供了准确的地理位置,“出云号从扬子江码头进入上海,难民潮通过外白渡桥朝延安东路跑,拍摄的角度是从和平饭店的顶楼开始。”由此,她不仅可以想象得出1937年的上海,也看到了1987年的上海。写作的夜晚,那些历史场景纷纷恢复,不同的时空又“混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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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丹燕不同,罗冬最初的印象就是电影拍摄现场。十四岁某天放学路上,他碰见了导演关锦鹏正在拍摄《阮玲玉》(1991)。十多年后,他与关锦鹏合作拍摄了以上海作为背景的电影《长恨歌》(2005)。他注意到不同电影都有将上海作为未来世界的想象,比如《碟中谍3》(2006)和《她》(2013)都在上海取景。他的电影《梅》亦展现了上海的未来性与过去性是如何交织的,“影片中有无人驾驶、自动转弯的地铁,好像是《她》里想象的未来世界,但是影片主角又是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人,他们属于平行的另一个时空。 ”
上海以外,还有其他城市。艺术家杨福东的《雍雀》亦体现了城市空间与影像的互动关系。3月至7月,《雍雀》每晚在中国香港地区M+博物馆外立面大屏幕上播放。这块屏幕长约110m,高约70m,屏幕上的影片成为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杨福东说,存在于公共建筑设施之上的影片,不再是标准的有声电影,而是成为了公共电影,它的公共性就在于,”城市的海水声、马路的嘈杂声都成为了电影的背景声,但是电影不强求观众去看。比如在雨天晚上七点播放,有人静静地坐摆渡,正好看到了它,也许当时心情不佳,但所有的情绪都代入了此时此刻的叙事。匆忙的生活中,总有一部影片在静静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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