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当很多肉体集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很近的时候，是否会带来什么精神上、情感上、心理上的改变？”在昨日举行的《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一书新书分享会上，本书作者、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肖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看到，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

群众的出现和五四运动及整个激进的20年代有着深刻关联。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既希望能够忘我地融入集体，又想要保存具有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群众》一书试图处理的，就是知识分子关于个体和群众关系的深刻焦虑。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群众、个体与大众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肖铁在本书中处理的年代。

关于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张力，也体现在当下社交网络或舆论中“这届群众不行”的声音里。那么，群众是谁？“这届群众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群众”是乌合之众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准聘副教授袁先欣认为，今天讨论“群众”时，人们常常会想到“乌合之众”，意指人会在群体当中失去自我。但现代中国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表述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恰恰是说中国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又一个的个体。

事实上，现代和群众、和群众形成的肉体的感觉息息相关。以1928年朱自清的《哪里走》一文为例，他这样写道：

“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

袁先欣谈到，中国一向人口众多，可是好像从来没有一个空间让人感到中国原来有这么多人，群众的现实意象出现了之后，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也随之涌现。从五四前后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讨论非常多样。西方的群众心理学认为，群众声音的表达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操纵的，“可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政治家，群众已经表达出来我们的声音——我们不要放弃青岛，我们不要签凡尔赛条约。”

袁先欣说，五四的时代是群众力量逐渐兴起的时代，这时候，大家的梦想并非形成乌合的大众，而是在思考能不能既有自我、又有群众。五四之后重要的哲学家朱谦之看到，群众身上有一种情绪性的动能，可以转换成正面的、革命性的力量。也有人会觉得这一力量很难为我所用。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却把培养群众比作“养猴子”，“真正能养猴子的人，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念申也提及，面对同样的群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邓中夏认为，他们要到群众中去，要去开夜校，给工人上课，“是一种启蒙性的工作……形成了中共后来群众路线最早的实践。”

知识分子对于群众能产生什么作用持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都是在“真实的、惨烈的、跟身体极其相关的经验性体验之中逐渐发明出来的，不是纯粹是靠构想想象出来的”，宋念申说。

对当时的作家来说，如何书写个人融入群众的过程、如何书写个体与十字街头的群众相遇的场面，是一个重要主题。袁先欣谈到，“十字街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意象之一，“到底要退守在我自己的书斋当中，还是走到十字街头去。”但是“十字街头”依然存在空间上的限制，它必须在城市当中，而且一定程度上得是现代城市。因此，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朱自清到了上海，才能够感觉到工人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的肉体上的冲击。

在袁先欣看来，中国的群众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脉络，跟典型的现代工业及其所形成的现代政治直接关联的群众是其中一脉，在中国主要城市之外，还存在着分散的群众，即广大的、农村的、少数民族的、边疆的、区域的群众。她由此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民间。

如何理解“这届群众不行”

宋念申谈到，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在美国教书，同事们一片哀嚎。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很多声音都认为“这届老百姓不行”，这些人都是民粹主义，特别容易被特朗普迷惑。但他的一位做美国史研究的同事却认为，不应该责怪老百姓，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支持民主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对工人、少数族裔给予了支持，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如今这些人却在给特朗普投票。“民主党后来变成了如此精英化、金融化的团体，你把这些人抛弃了，怪谁？”

由此，宋念申反思了整个美国进步主义的传统。他谈到，在1968年由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分子共同发起的抗议运动中，激进的学生让他想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也要上山下乡、和工人农民打成一块儿”，而且他们的身体接触“真的是肉体意义上的”，“认为应该去找工人结婚，跟他们性交”。这样的气氛形成了一代政治精英，他们认为政策要照顾更为广泛的底层群体。“里根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崛起，左翼和金融集团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宋念申的同事认为，不要去埋怨这些人为什么投票支持特朗普，而是要去审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使得本来应该支持你的群众离开了自己？

宋念申说，在舆论中我们常看到有人说“这届群众不行”，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会导致说话者以为自己跟群众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高档的，我有更高尚、高超的人道主义精神，群众都是庸众”，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体会群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走向右翼民粹。

袁先欣也谈到，《群众》一书中提出了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一定程度上映射的也是个人和大众的二元对立。20世纪初期那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融入群众，是因为他们可以调整自己。他们认为改造自己本身，也是在改造群众。“鲁迅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从启蒙群众——即讲群众有多么病弱——转而变成了知识分子批判。”到30年代，鲁迅左翼运动的展开，并非是去上海杨浦区告诉工人他们没有文化、还不够现代，反而他大量文化场域的言论和实践是在知识分子的内部进行的。“20世纪群众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每个人如何通过自我批判来改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