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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读史】“日本的商鞅”江藤新平:一个被枭首示众的维新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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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读史】“日本的商鞅”江藤新平:一个被枭首示众的维新功臣

在江藤新平死后,照相馆的商人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人们对于这位因叛乱而被处决的维新功臣还算是比较宽容的。

1874年,日本各地张贴着这样的通缉令——

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左颊有黑痣,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曾几何时,江藤新平是日本政府的高官,备受尊崇。谁能够想到,现在他却成为全国通缉的要犯。一些人还积极寻找,希望借机请功邀赏。

和其他明治维新功臣一样,江藤新平出身下层武士,很早就从事反对德川幕府的尊王攘夷活动。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江藤新平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

其时日本刚刚脱离封建割据状态,法制极不统一,新政府要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就要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江藤新平雷厉风行地摧毁原有的司法制度,破旧立新。他实施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他对于充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国民法典情有独钟,积极推动民法编纂。他甚至说,“误译亦不妨,惟需速译”。

作为一个激进改革派,江藤新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日本新司法体系的基础。不过对于江藤新平的躁急倔强个性,时人颇有非议。

当时在政府就职的涩泽荣一说,江藤新平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试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一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1873年,明治政府围绕是否“征韩”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使下级武士生活陷于困境,不满日益增加。作为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一起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而大久保利通等人则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改革内政,不应仓促发动战争。

结果是反对征韩派胜利,主张征韩论的高官们纷纷辞职。板垣退助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西乡隆盛回乡隐居,江藤新平也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但是这位政治家不能忘情于政治,而是以在野之身担任“征韩党”领袖。

“征韩党”是一个由失意的武士们组成的政治团体,指责对朝鲜的软弱外交,主张立即征韩。和这些不得志的武士们交往,使得政治上失败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江藤新平就在家乡揭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旗帜。

1874年2月4日,江藤首先抢劫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结集了3000多名士族,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江藤新平出师的主要名义是,恢复旧的朝议制度,发扬皇威。

东京得到佐贺叛乱的消息,立即出兵进行镇压。江藤新平原来以为,西乡隆盛会起兵呼应,一举改变大局。但是,西乡隆盛拒绝协作,江藤新平陷入孤立。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力量薄弱的叛军很快就全面溃败,不久投降。

江藤新平乘船从海上出逃,来到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他原想依靠西乡隆盛东山再起,但是他与西乡隆盛几乎谈了一整天,西乡隆盛不为所动。江藤又渡海来到四国寻求帮助,无人肯施以援手,只能失望地离开。

此时通缉令已经遍布各地,江藤新平只能晓行夜宿,但还是被一位村长认出,将他扣留,向官府报告。就这样,江藤新平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为不能实现侵略朝鲜的志向而悲叹,“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后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1874年4月13日,被捕仅仅一周之后,41岁的江藤新平被以叛乱罪处以枭首之刑,当晚执行,首级被挂在市街上示众。据说江藤新平临刑时从容自若,视死如归,吟咏绝命诗二首。其一曰:“我今为国死,死不负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有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江藤新平之墓

不过,江藤新平的故事并未结束。在他死后,照相馆的商人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东京的报纸评论说,“两氏因叛乱受诛,当然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是国家重臣,不能因起用或失败而轻易议论,难道要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像摆在一起看吗?如果那样,似乎是为了侮辱国家,这到底是侮辱谁呢?”一位律师也提出非议,“我国法曹之前辈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残酷的刑罚,这是拥护人权上的大课题。”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广泛流传祈求江藤新平的亡灵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见光明。因此参拜者蜂拥而来,川流不息。商人还在附近开设糕饼店和水果店,热闹非凡。后来政府贴出布告,禁止参拜。

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在19世纪末成为亚洲强国,人们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看待那些命运不同的维新功臣们。1911年,江藤被处死38年之后,日本议会给江藤新平平反,取消了罪名,追赠正四位。

对于江藤新平,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评论很到位。他在《日本论》一书中这样说,“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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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读史】“日本的商鞅”江藤新平:一个被枭首示众的维新功臣

在江藤新平死后,照相馆的商人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人们对于这位因叛乱而被处决的维新功臣还算是比较宽容的。

1874年,日本各地张贴着这样的通缉令——

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左颊有黑痣,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曾几何时,江藤新平是日本政府的高官,备受尊崇。谁能够想到,现在他却成为全国通缉的要犯。一些人还积极寻找,希望借机请功邀赏。

和其他明治维新功臣一样,江藤新平出身下层武士,很早就从事反对德川幕府的尊王攘夷活动。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江藤新平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

其时日本刚刚脱离封建割据状态,法制极不统一,新政府要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就要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江藤新平雷厉风行地摧毁原有的司法制度,破旧立新。他实施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他对于充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国民法典情有独钟,积极推动民法编纂。他甚至说,“误译亦不妨,惟需速译”。

作为一个激进改革派,江藤新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日本新司法体系的基础。不过对于江藤新平的躁急倔强个性,时人颇有非议。

当时在政府就职的涩泽荣一说,江藤新平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试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一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1873年,明治政府围绕是否“征韩”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使下级武士生活陷于困境,不满日益增加。作为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一起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而大久保利通等人则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改革内政,不应仓促发动战争。

结果是反对征韩派胜利,主张征韩论的高官们纷纷辞职。板垣退助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西乡隆盛回乡隐居,江藤新平也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但是这位政治家不能忘情于政治,而是以在野之身担任“征韩党”领袖。

“征韩党”是一个由失意的武士们组成的政治团体,指责对朝鲜的软弱外交,主张立即征韩。和这些不得志的武士们交往,使得政治上失败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江藤新平就在家乡揭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旗帜。

1874年2月4日,江藤首先抢劫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结集了3000多名士族,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江藤新平出师的主要名义是,恢复旧的朝议制度,发扬皇威。

东京得到佐贺叛乱的消息,立即出兵进行镇压。江藤新平原来以为,西乡隆盛会起兵呼应,一举改变大局。但是,西乡隆盛拒绝协作,江藤新平陷入孤立。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力量薄弱的叛军很快就全面溃败,不久投降。

江藤新平乘船从海上出逃,来到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他原想依靠西乡隆盛东山再起,但是他与西乡隆盛几乎谈了一整天,西乡隆盛不为所动。江藤又渡海来到四国寻求帮助,无人肯施以援手,只能失望地离开。

此时通缉令已经遍布各地,江藤新平只能晓行夜宿,但还是被一位村长认出,将他扣留,向官府报告。就这样,江藤新平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为不能实现侵略朝鲜的志向而悲叹,“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后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1874年4月13日,被捕仅仅一周之后,41岁的江藤新平被以叛乱罪处以枭首之刑,当晚执行,首级被挂在市街上示众。据说江藤新平临刑时从容自若,视死如归,吟咏绝命诗二首。其一曰:“我今为国死,死不负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有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江藤新平之墓

不过,江藤新平的故事并未结束。在他死后,照相馆的商人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东京的报纸评论说,“两氏因叛乱受诛,当然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是国家重臣,不能因起用或失败而轻易议论,难道要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像摆在一起看吗?如果那样,似乎是为了侮辱国家,这到底是侮辱谁呢?”一位律师也提出非议,“我国法曹之前辈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残酷的刑罚,这是拥护人权上的大课题。”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广泛流传祈求江藤新平的亡灵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见光明。因此参拜者蜂拥而来,川流不息。商人还在附近开设糕饼店和水果店,热闹非凡。后来政府贴出布告,禁止参拜。

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在19世纪末成为亚洲强国,人们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看待那些命运不同的维新功臣们。1911年,江藤被处死38年之后,日本议会给江藤新平平反,取消了罪名,追赠正四位。

对于江藤新平,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评论很到位。他在《日本论》一书中这样说,“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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