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媚俗、抒情是理解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关键词，可是，它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收录了昆德拉私人词典的《不解之词》日前引入中文版。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这部词典，了解这些贯穿昆德拉创作的词汇的意义。 

昆德拉选入的八十九个词汇包括粗俗、丑陋、媚俗与抒情。粗俗，是人的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面，粗俗的区域位于人的下半身，粗俗就是让灵魂屈辱地接受下半身和自然需求的统治。丑陋是一种美学判断，也富有道德意味，无法被“可怕”和“不堪忍受”替代，因为丑陋在现代社会是无处不在并具有压迫感的。

媚俗的意义更为复杂。昆德拉笔下的媚俗源自奥地利小说赫尔曼·布洛赫1950年发表的演讲和书籍《关于Kitsch的几点看法》。Kitsch一词最初出自德语，最早多作形容词出现，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布洛赫认为，kitsch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关，此时大规模生产取代了限于精英的贵族艺术。布洛赫扩大了kitsch的词性，也发明了媚俗者的概念。布洛赫之后，昆德拉将这个词从审美范围扩大：媚俗可以用来评审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诸如艺术、政治与情感等。

媚俗，是放弃清醒的认识，也拒绝面对人类的状况。糟糕的是，媚俗让悲惨变得容易接受。媚俗者需要在美化过的谎言之镜中自我观察，并带有一种激动的满足感对镜自我认同。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为了让各种观念结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取悦大多数人，“媚俗就是将已接收的观念用美与激动的言语表达，赢得了对自身、对自认为且感受到的庸俗之物感动的泪水，”昆德拉写道。

媚俗的体现包括生育，因为生育是对人类永生的媚俗式表达。在小说《告别圆舞曲》中，昆德拉通过角色之口，列出了不生育的种种理由，并称生育昭示了对生命绝对认同的概念，“有孩子，显示出对人的绝对认同。如果我有一个孩子，就仿佛我在说，我出生了，尝到了人生的滋味，发现人生是美好的，值得重复。”这大概也能解释昆德拉为何终生未育。

理解昆德拉所说的媚俗，需要对抒情有更深的认识。三十岁时昆德拉放弃了诗歌，转而选择散文。日后他回忆说，这不仅是一种文体的转化，而是世界观的转型：他决心背叛抒情诗，对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保持怀疑的态度。从此以后，重要的不再是运用自身的文学才能服务于某种事业，而是通过小说认清陈词滥调和伪装的真相。对于抒情，昆德拉如此解释，抒情是一种沉醉，人总是为了更好地和这个世界搅合在一起而沉醉。

昆德拉将青春与抒情视为同构之物，这不仅意味着青年人更容易冲动、更受抒情吸引，也指向了抒情和青春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抒情年代，就是青春时代。抒情态度是每个人的可能性之一，是人类存在的根本范畴之一，这种态度有可能出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它在我身上，也在你们身上。有可能，它在所有时代、所有体制中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

抒情与青春的主题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玩笑》中就有体现。在这部发表于1968年的小说里，昆德拉勾勒出青年人的悲剧：他们被投入成人的世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昆德拉反思“青春”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以及青春抒情意味的愚蠢、自我陶醉及误解重重，“愚蠢的抒情年代里，每个人在自己眼中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因而他无法关注自身至外地谜团，其他人只不过是些活动的镜子，透过镜中的影像，人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烦恼、自己的价值。”就像传记《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所评述的，昆德拉在青春抒情的废墟上建构自己的作品，用反讽摧毁青年时代的抒情幻想。 

反讽，是昆德拉开出的对抒情的解药之一。1985年，昆德拉在一次访问中讲述，20世纪中欧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罗伯特·穆齐尔对他的影响，在于对抒情幻想的怀疑和反讽，因其揭示了进步的幻想、希望的媚俗以及西方的衰落。小说本质上就是讽刺的艺术，小说的真理是隐藏起来的、不说出来的，与人们总是寻找的善恶分明的简单化形象完全对立。

小说展现了人类事物根本的模糊性，而重要人物总是模糊的——艾玛·包法利让人难以容忍，还是令人感动？维特敏感高贵或是自以为是、多愁善感？出于同样的理由，昆德拉反对将作品简化为思想的做法，“我对这个被铺天盖地的思想掩盖而对作品本身漠然的时代感到绝望……对一部小说的意识形态化的阅读，与对显示本身的意识形态化的简化一样，都是简单化、低俗化、扁平化。”强调艺术的特殊性，并不是要从现实中逃逸，而是与那些将人与艺术“残疾化”的简化力量进行对抗。

除了艺术的“残疾化”，昆德拉还洞穿了现代生活的“制服化”。所谓“制服化”，就是人们需要具有统一的形式才有现实的感觉。他指出，最先对这个现实有所警觉的是作家卡夫卡。土地测量员K寻找的不是博爱或人文主义，而是对于统一的形式的需求。仿佛缺少职员的制服，K就不能确认跟现实的接触。这个情况在今日更加常见了：

“昨天，人们还能在多元形式中，在对制服的逃避之中，看到一种理想、一个机会、一种胜利，明天，失去制服将代表一种绝对的不幸，一种被摈弃于人类之外的处境。”

昆德拉写道，卡夫卡之后，依靠计量和规划生活的制度化进程大大前进了。更加糟糕的是，当它变得普遍、日常、无所不在时，人们就再也无法识别它了：人们陶醉于形式统一化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