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下周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对于下一步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界面新闻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董昀。他表示，概括起来说，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坚持一个根本遵循，处理好三个重大关系。

董昀指出，“一个根本遵循”是指坚持党中央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三个重大关系”是指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要充分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从而使宏观经济治理的决策、施策与评估过程能够超越部门局限，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董昀说。

他还表示，除了增强经济稳定性和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从而提高人民福祉之外，宏观经济治理还要守住民生底线，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贡献。首先要将稳就业放在宏观调控的优先位置，其次要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社会托底功能，守住基本民生、基层运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和传统的“宏观调控”相比，“宏观经济治理”有哪些特点，和“宏观调控”有哪些不同之处？

董昀：“宏观调控”的提法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当中各类工具的特性与功能，关注这些工具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一个“调”字，突出了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长期取向，从而与微观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适应。一个“控”字，强调在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还应使用包括直接的行政手段在内的多种政策工具，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管理。这既体现了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中国特色，也增强了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相较之下，“宏观经济治理”的提法则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表明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实践探索，已由问题导向、以打造多样化的“工具箱”为主线的早期阶段，转向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以构建完善的制度结构为主线的新阶段。

界面新闻：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治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有哪些难点？

董昀：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也应充分认识到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的挑战。

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换言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突出表现为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加。在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实施宏观经济治理，必须从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系统把握各类冲击因素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潜力提升、产出缺口缩小、通胀率稳定和风险可控等多重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从而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

从国内视角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前宏观经济治理面对的主要困难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从需求侧看，曾经支撑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发展速度放缓，盈利能力下降，这些产业的投资和信贷扩张速度相应放缓，总需求随之收缩。从供给侧看，当传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时，高端制造业和高水平服务业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仍相对不足，供给体系的结构和质量未能完全适应需求的变化，从而导致增长动能不足。

界面新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董昀：概括起来说，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坚持一个根本遵循，处理好三个重大关系。

首先，要把坚持党中央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长期坚持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要充分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从而使宏观经济治理的决策、施策与评估过程能够超越部门局限，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

第二，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宏观调控更多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的话，那么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治理则应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在调控中辩证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高水平宏观调控促进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统筹发展和安全。长期以来，“安全”与威胁、风险、控制等概念相关联，被划入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战略研究的领地，与经济问题少有交集。但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地缘冲突、经济停滞和社会矛盾之间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发展与安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将安全维度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宏观经济治理时做到统筹协调、平衡把握，坚持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把握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四，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要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本遵循，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不是由政府控制一切，也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或政府干预程度最小化，而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顺畅的反馈、协调和互动机制，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界面新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共同富裕提供体制保障？

董昀：除了增强经济稳定性和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从而提高人民福祉之外，宏观经济治理还要守住民生底线，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首先要将稳就业放在宏观调控的优先位置。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归根到底是为了稳就业、保民生。劳动力市场信号既反映民生状况，也是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刻画。我们要把城镇调查失业率、就业增长情况等就业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依据，把就业优先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根据自然失业率、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确定宏观调控的取向、力度和节奏。一旦调查失业率过高，就应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和就业政策工具来减少周期性失业。同时要运用结构性政策工具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其次要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社会托底功能，守住基本民生、基层运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要注重发挥宏观调控在保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中的关键作用，将政策发力点前移至个人、家庭和经营主体。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运用降息手段减少居民与企业的债务负担，同时运用财政资金补贴困难企业以及中低收入群体。这些着眼于社会托底的政策既可避免企业大规模倒闭，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从供给侧激发创新活力；又可为低收入群体纾困，增强其信心，稳定其预期，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

界面新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两大重要支柱，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协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董昀：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现政策体系高效协同的枢纽环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一是加强财政部与央行在国债管理中的协调配合，促进国债市场发育，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债管理制度。在财政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同时，中央银行可以进入二级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扩大购买国债规模，降低国债利息成本，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

二是积极稳妥完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在提高国库现金管理的效率的同时，创造多种工具提高库款的收益，进而兼顾满足日常财政支出需求、保证国库现金存量的合理收益、避免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产生冲突等三大目标。

三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重大风险处置中的协调配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挥好政府作用。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处理好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关系，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互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四是加强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联动，为结构调整提供可持续资金支持。要重视发挥结构性工具和政策性金融作用，综合运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以及相关的央行再贷款工具，加大资金定向投放力度，直达经营主体，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同向而行。

界面新闻：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助推器，如何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赋能？

董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需要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支持。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动态效果，兼顾短期内的宏观稳定与中长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政策衔接，保持政策连续性。这就意味着在宏观经济治理中要有跨周期思维，调控措施要兼顾经济稳定性增强与增长质量提升。

首先，要发挥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在跨周期调节中的战略指引作用。要在规划编制、实施和评估过程中做好预期管理、加强与市场沟通、凝聚社会共识，从而提高宏观调控的艺术性，形成良好投资预期和稳定消费预期，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战略指引。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将短期内的扩大内需效应与中长期内增加有效供给效应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稳定经济增速，又要通过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研究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条件。此外，还要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促进中长期发展着眼，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不要一次性把子弹打光，避免形成新的过剩产能和不良资产，有效防范重大财政金融风险。

第三，货币政策也要关注人口、技术和制度等中长期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要保持货币供给量、社会融资总量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匹配，通过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使得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不追求高于现有潜在增长率的V型反转，避免寅吃卯粮，防止未来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同时，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助力科技金融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