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十二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英语译者黄灿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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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灿然约在香港鰂鱼涌地铁站出口的一间星巴克见面，再往前走不到五百米，就是他曾经工作了25年的《大公报》所在地。

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标，关于北角、维港、茶餐厅与出租车司机，作为诗人的他几乎写遍了此处的一砖一瓦。咖啡店的玻璃墙外，不时走过三两个熟面孔，都是他的旧时同事。向他问起，“你同事知道你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罢了，这样才能干好自己的活。”他调侃，以前办公室的干活用的书堆积如山，从来不会不见一本，他习惯将翻译称为“干活”，报馆的夜班工作，收工已是凌晨，他常常在工位上稍作休息，喝杯咖啡，干一两个小时活再回家。

1990年，黄灿然考入大公报任国际新闻翻译。没有做文学编辑，也没做专职作家，这份工作中接触的广，社会、时政、时装、医疗都有涉猎，至少翻译了一千五百万字的稿件。对他而言，新闻翻译如同一个基地，通过高强度的英文阅读，训练快速理解的能力与敏感度。“虽然工作和生活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却只占我百分之五的脑力，相反，诗歌和文学翻译用了我百分之五的时间，却占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脑力。”他说，离开办公室一分钟，他就能把工作的内容给忘了。

三年前，做纹身师的女儿建议他离开香港发展事业，加上公司环境的变动，黄灿然辞了职，卖了刚装修没多久的房子移居深圳洞背村。他写过诗赞美这一片海边的山村，“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一边听巴赫的组曲/一边做校对。在从一个音轨 / 过渡到另一个音轨的间歇/我听到楼上小男孩跟母亲说话的声音──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纯粹的音乐。(《间歇》)”，还是三句不离干活。

有年轻作家羡慕他现在“隐居渔村，潜心写作”，黄灿然却说大隐隐于世，在香港的日子才是真的隐居，在深圳与邻居、诗友往来得更多，顶多只能算是小隐。

20岁才接触到英文并为之入迷

“学历无所谓，重要的还是理解，我一辈子都没使用过我的文凭。”不同于那些学院派出身的译者，黄灿然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新闻专业，这是他的最高学历。

在此之前，黄灿然在泉州山村长大，过着虽然清贫，但与青山绿水为伴的日子。那是个高山的村子，四面环山，他小时候便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去邻村读小学，再到镇上念中学。1978年，黄灿然跟随两位姐姐移居香港，和那些同属移民的大陆亲友们一样，进入制造业，开始去制衣厂做工，这一年他15岁。

他的工作是给牛仔衣打枣，属于一学就会的那类活，有一次他的大拇指被整颗钉穿过，就去医院做了手术。

尽管作为工人表现的不错，但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又不认识任何作家或者同样喜欢文学的人，为了排解青春期的孤独与彷徨，几乎所有的工余时间，黄灿然都花在了看书上。每到周末就去旺角逛书店，他看遍了市面上所有的书籍与报章杂志。从《大公报》上萧乾的连载《未带地图的旅人》，到《信报》对福柯、德里达等等新潮理论的介绍，从《读书》杂志的创刊号，再到陈冠中的第一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还有种种的音乐周刊、电影周刊，他一网打尽，没有错过分毫，彼时的大陆，新文学以来作品尚未开放，而香港已有书社翻印那一时期的文学名著，虽然粗糙简陋并不清晰，但保留了原来的板式，他也一一买来照读不误，颇有几分怀旧味道。

从没接触过英语的他，20岁靠念夜校入门，同学换了一拨又一波，他的迷恋却一发不可收拾，在《我的衣食父母》一文中他写道：“奇迹发生了，从夜校第一堂课起，我便对英文入迷，就像当初念第一个中文字就对汉语入迷一样。大陆中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概念联想法，例如农村、城市、农民、工人；而香港小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读音和拼写联想法，例如 cake，cat，car，bar，bag， bay，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学会了用这种方法来背单词。”

两年间学完了香港六年的英文课本，黄灿然在尖沙咀买了本叶芝诗选。叶芝的诗，以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是颇有难度的。他买下书，算作对自己一个承诺：努力自修英文，务求看得懂叶芝和其他英语作家的作品。

书店里放在叶芝的旁边，是一本卡瓦菲斯诗集，他常常流连在书架前翻阅，犹豫不决买还是不买，持续了一年多。那时的黄灿然刚开始写诗两三年，对自己英文水平也没底，所以反复思考，卡瓦菲斯算不算一个好的诗人。多年后，他成为了把卡瓦菲斯介绍进入中国的译者，他早已认识到卡瓦菲斯是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之一，“他是不可模仿的，即使是通过翻译也仍能感受到，他那种略带怀疑若即若离同时又平静如清晨的淡泊的月光的语调，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984年，黄灿然考入暨南大学。9月开学，他立刻认识了高他一届的沈宏非，加盟了他所创办的红土诗社，10月开始写诗发表作品，投身创作。

到了大三大四，基于兴趣，也因为所欣赏的那些新文学诗人都身兼翻译家的身份——穆旦的翻译大气有系统，在四十年代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还坚持对技巧的追求；冯至里程碑式的《十四行集》，让少年时代的他领略了诗歌语言的奇妙，他的翻译少而精，译的里尔克、歌德和海涅一直是最好的；王佐良则不仅广，更保持着高水准与品味。在这些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黄灿然自己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他用来开刀的第一本书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在外文书店买了英译本，借助辞典，不知不觉间就开始了翻译工作。在此过程中，黄灿然意识到三联书店《新英汉词典》的一些缺憾，于是找来郑易里《英华大词典》做补充，后来又加入陆谷孙的《英汉大辞典》，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我有甚么值得张扬的自我为是，那就是，我对各种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者，常怀感激之情”。

第一次译诗失败了，“我的诗龄只有一年多，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一切皆浅。由于想像力不够，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胡猜、简化、曲解；又由于我英语理解力不够，我也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英译。”好在这也是最后一次失败。

“一个人对一个帝国”的气魄

在大公报工作的二十几年间，他遵循一套稳固的时间表。中午过后起床，到楼下的茶餐厅吃饭，做会儿文学翻译的校对工作，然后到写字楼返工，在深夜里接受并翻译从地球另一端发出的通讯稿。下班回家看书翻译到早晨，正职之余，业余的文学翻译将他“看得紧紧的”，枯燥的作息可谓一目了然。而他的诗集《奇迹集》就是那段时间写下的。

他说，“新闻翻译最初几年的训练和实践，对我的文学翻译十分重要。那个量非常大，对于理解力和翻译技巧的提高都有莫大裨益。”

黄灿然接触普希金是在1988年。在他喜欢上普希金之前半年，他还在朋友面前大骂普希金。这对他是个重大教训，从此他为自己立下原则：勿随便对自己不喜欢的经典作家信口雌黄。因为不喜欢可能只是“尚未喜欢上”。普希金的诗歌让他深受感动，“普希金是第一位我有系统地阅读的大诗人，他所有诗歌作品，长诗、短诗、童话诗，我全部细读，全部喜欢，他在我心中确立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

也在是八十年代末，黄灿然读到了布罗茨基的中译诗，让他印象较深的是吴笛译的《黑马》，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黑色的穹窿也比它的四脚明亮。/它无法与黑暗溶为一体//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他还从图书馆借到了散文集《小于一》的原版，但他那时的英文水平还不足以完全消化这样的书。最初他并太喜欢布罗茨基，“感觉他蛮傲慢的，这种最初不喜欢然后很爱的例子在我文学生活中常常出现”。

布罗茨基成为黄灿然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作家之一，他顺着线索去读布罗茨基崇拜的人，如奥登、卡瓦菲斯和拉金等诗人。他认为，布罗茨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物”，不同凡响，有着种“一个人对一个帝国”的气魄。

黄灿然只翻译自己喜欢欣赏的作品，这些年他还翻译了里尔克、聂鲁达、米沃什、曼德尔施塔姆、巴列霍、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等诗人。对于“诗歌恰好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一流传甚广的看法，他说，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那就是“好诗是可以在翻译中保存下来的”。黄灿然认为，诗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本民族语言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于无法在另一种语言里重现，尤其是音韵。比如哈代、叶芝、奥登、弗罗斯特、拉金都是不可译或很难译的，译了丧失太多。另一种则涉及的是人类的感受力，可以在另一种语言里重现，如“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之类的语言，这类型的诗人有惠特曼、艾略特、毕晓普、阿什伯利，以及卡瓦菲斯、萨巴、布莱希等人，他们的东西译过来，哪怕是转译，好东西都能保存在译文里。

所以，这两类型的诗经过翻译后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已经觉得中译的拉金不错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原文的拉金还要好两三倍。如果你说艾略特中译也很好了，那我可以说，原文略为好些，但不会好过一倍。”

他早年翻译过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后来出版社找上门来，请他译桑塔格同系列中那些难度低的小说、专辑、琐碎的日记体，黄灿然的态度是“给多少钱也不干”，他坚持要求自己的作品是高端的、凝练的，他有他的讲究。此外，他还翻译了桑塔格的《论摄影》《同时》《重点所在》和《关于他人的痛苦》等一系列作品，黄灿然认为桑塔格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即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敢于冒犯大多数民众。

每天文学翻译的稿费还不够买一包烟，即使名家如他，稿费标准也只有千字60至80，而他一天只翻几百字，反复打磨。在他看来，享乐很容易变成为乐所享，要发挥所长，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早已确定自己后半生都是要用来服务别人的，不再为自己考虑。而我服务别人的方式就是做翻译。但翻译稿费之低实在是不能提的。文学翻译越多，越认真，就越穷，常常要写点报纸文章补贴。基本上，我做翻译甚至比写诗还惨，写诗就是不赚钱而已，而且实际用的时间很少，翻译占去大量时间，实际上变成赔本。”

“如果没有定力，可能早就崩溃了”

初搬到深圳的时候，黄灿然精力主要在写诗上，间或做些《小于一》和曼德尔施塔姆的后期工作，几个月后才再度投身翻译。

黄灿然着迷于布罗茨基的文体与“书体”，还有那近于中立的语调，《小于一》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散文集，售出七万册，创下销量奇迹。他在译后记中他写，“这本书的翻译头头尾尾耗时两年，其间译者经历了离婚、父亲逝世、卖房子、搬家，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再从香港迁居深圳等人生重大变故，仿佛译者也必须以实际行动对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是翻译和漫长的校对工作帮助我度过了这些原应是艰难的时刻。”

埋首书堆的日子，他的工作量相当巨大，手头加起来一千三百页的希尼诗文集刚刚交稿，家中翻烂了七八套辞典，长期保持着google在线，他又开启了新的工作，今年计划出版五六本书。

“干活”的时候，黄灿然有他的节奏，喜欢在翻译大部头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小书。去年他母亲生病四个月，在回港照料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他翻译费伦盖堤的诗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轻松完成，把它看作休息。译完比希尼文论更难的诗选，他形容“像下地狱一样”，再翻译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诗集，行文如徘句一样短小，又多为景物和感悟，他一个星期就译出，连在火车上都拿着手机翻译，完全停不下来。“相对下地狱，简直是舒服得上天堂，如果没有这一周的调剂，我可能要花两个星期都不能调整过来”。

他说其他的工种或许存在着天才，而翻译没有，需要经验与耐性 ，要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学徒期，它的盛年在40到60岁之间，译者35岁前能出版一部让后来的自己不感到汗颜的作品，已经是种幸运。

译者和读者之间最好的关系，黄灿然认为，是译者从原著中保留最好的东西，未必完全一样，但尽量原汁原味，读者信任译文，怀着新奇探索的心情去读，会发觉真的很好。就像时装品味、化妆品档次、食物味道一样，通过阅读，能让人提升自己，这当然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我清楚我要干的是什么，坚持十年二十年，坚持就是胜利，很多读者就会认可，他们有相同的感受，甚至正在影响别人，波澜不断扩大，就能影响文化圈与社会审美，我二三十年都是走的这样的路，就继续下去吧”，黄灿然如是说。

在新闻界干了二三十年，经手的文字已经远远超出一般读者一生的阅读量，黄灿然现在反而鲜少阅读报章杂志和小说，因为不想浪费工作的时间。“那说到底是一种消遣，小说能受到新媒体、电视电影的影响，能够翻拍成影视，而诗歌则不然”。他说，以前为了生计，写的文章多，现在他改变了想法，翻译之余尽量写诗就好，为了珍惜自己。

临别前，他再次强调保重身体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创作需要等待时机，而翻译是一项需要有长期规律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一时间拼命干，很容易搞坏自己。这些年来，他的计划表上永远有新书排着队，“如果没有定力，可能早就崩溃了”，他把自己形容成机器，每天都要启动，哪天油不够了，就面临停电停工。所以要确保营养、持之以恒，不要胡思乱想，翻译带来的生活节奏，也让他的创作得益。

访问结束，黄灿然说，原本想顺路去大公报探探旧同事，但想起手头的翻译还没做完，所以要去影印店印些文稿，“还有活要干”，他笑两声，转身消失在人潮中。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翻译家前辈是谁？

黄灿然：傅雷。虽然我可能在道路上与他不同，他要很中文的表达，我则完全相反。但他是很认真对待自己的译者，他早年翻译了很多东西，后来又推翻重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看出自己的缺点，再从头来过，这很了不起。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黄灿然：很少会有译者会说“我是直译派”，但我就是这样，我也不允许修改，把文字弄得好听一点。我不讨好读者，但也不能弄得我自己都读不懂，困难的地方稍微照顾一下，加一些注释。

界面文化：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

黄灿然：下一步就要翻译的是一个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我一直想从英译把它转译过来。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黄灿然：这是无可避免的，总归有一个错误率的问题，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有错，但就目前中国而言，我可以向读者担保我是在最好之列的，也是错误率最少的。再说，具备挑错资格的读者有多少？我都不敢评价人家的译作，这除了需要大量的阅读量，还要跟别人对比，甚至跟上一代的参照，要有容纳不同风格的宽容度，这都要花费很多的精力。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翻译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黄灿然：这是最不公平的一点，当你的书畅销，但是你没有版税，跟你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我把那些再版的样书都扔掉了。翻译《小于一》，出版社实在是不好意思了，给了我百分之一点几的版税，我已经多收四五万块了，所以我计划这两年把稿债还掉之后，下个阶段就计划慢慢转向公版，改为拿版税。

界面文化：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

黄灿然：稿酬怎样都不合理，唯一合理的就是版税。这是一种剥削，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留下最坏的东西，最终一定是要打破的。我干了二三十年翻译，也不会去计较钱，年收入几万块和几十万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这是一种公平的意义。没有版税，就变成人家的奴隶，我是愿意做奴隶的，但是你把我当成奴隶，那我就不高兴了。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黄灿然：不少出版社要求人名地名加注释，我认为互联网发达，这都没有必要了。 但是能把电子辞典与互联网结合运用的人不多，还是要靠经验。我不用翻译软件，只有确认有印象、已经大概知道的词才适用电子辞典。网络资料的好处是让研究变得方便，要判断一个新的词，找到几十个例子，再按照上下文推敲。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黄灿然：翻译相对来说不需要强调某种差别，但是去到某种程度，这些差别都意义不大，我还是干好自己的事情，不要管别人。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黄灿然：这不能胡乱创作，但还是要根据情况。至于何为外来？中国诗歌从陶渊明、王维、杜甫、苏东坡、白居易开始，他们受佛教影像，佛教从何而来？不还是翻译的，中华文明就是个杂交的产物，整部文学史，无论中外，基本上就是流亡、放逐、自我放逐、移位、失散、无家的历史。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引进来，并把它同化。

译作展示

《小于一》布罗茨基

黄灿然：这是我一直很喜欢，梦想要翻译的书，也是我第一本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买版权的书。布罗茨基是我成长过程中影响我最大的作家之一，我顺着他的线索，去读他崇拜的人，还有其他不在他的“系谱”里的伟大作家、经典作家。这本书的畅销，也反映了现在的诗歌环境不一样了，遇到互联网时代，它反而更繁荣，这也让我感到欣慰，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诗歌推广与外界潮流融合在了一起，而这些读者中的一部分人，就是我培养起来的。

《论摄影》 苏珊·桑塔格

黄灿然：这本书一直在再版重印，影响广泛，虽然跟诗歌与诗论不沾边，但还是很多人看，有志于摄影者更是人手一本。它不仅是一本论述摄影的经典著作，而且是一本论述广义上的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一部分原因是在现代社会里摄影影像无所不在，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不在于桑塔格得出什么结论，而在于她的论述过程和解剖方法。这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论述，一种冷静而锋利的解剖。

《卡瓦菲斯诗集》卡瓦菲斯

黄灿然：希腊是小国，希腊语是小语种，读者少，古希腊文学光芒四射，现代诗人要在这光芒的笼罩下脱颖而出，是更困难而非更容易。但他们个个脱颖而出，成为国际现代诗坛劲旅，其中卡瓦菲斯的影响力，只有叶芝和艾略特可匹比。 如今卡瓦菲斯已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之一，这本书同样对中国诗歌圈有比较大的影响。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25年。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译著有《里尔克诗选》《聂鲁达诗选》《卡瓦菲斯诗集》《巴列霍诗选》《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四十一首》《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等，《译文集《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现居深圳洞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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