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范俭
编者按：从汶川地震灾区，到新冠肆虐期的武汉……范俭多次在第一时间赶赴时代风暴的现场，他扛着摄像机，用平静而包容的镜头，触碰普通人内心的褶皱。他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其他作品还有《吾土》、《活着》、《两个星球》等。在近日出版的《人间明暗》一书中，范俭用笔，而不是镜头，记录下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交织。“写这本书，是为我所经历的时代留下由普通人的乐章构成的历史注脚。”该书记录了汶川地震后“失独”的再生育家庭、武汉疫情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诗人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生。以下摘自《被遗忘的春天》一节。
推轮椅的人
三月中旬的武汉，封城已近两个月，城市的夜晚和白天给人的感受有极大不同。白天，阳光照耀着一切事物，让人有一种踏踏实实的现实感。而晚上，尤其是深夜，灯火通明的街头杳无人迹，整座城市彻底安静下来，洒水车或消毒车偶尔经过，高压水柱冲刷着地面，打破了这宁静。这个时刻我会思考，城市究竟是什么？我现在所处的地方还是一座城市吗？抑或是另外的星球？
白天的工作结束后，我想在夜晚的城市漫游，也许可以拍到点什么，也许什么也拍不到——和白天有计划地工作不同，晚上我期待偶然和不可知。夜色下的武汉像一个垂危的生命体，也像干枯的城市标本，陈列在特殊的时空里。人是其中的血液，一旦不再流动，偶尔流出的就会很扎眼、很浓烈。
这种感受，是我某天晚上盲打误撞遇见一对父子后发现的。晚上十点多，我们从汉口开车回武昌驻地，开出去还没十分钟，我就看到路边有个人正推着一把轮椅过马路。轮椅上坐着一名老年男性，推轮椅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路面坑坑洼洼，男子推得吃力。街上只有他们两人，在这样的时空里显得很突兀。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人？我已习惯夜色里空无一人的街道，突然出现这两个人，让我很意外。社区都已封闭，夜晚管控更加严格，他们是怎么突破“封锁”的？他们要去哪里？这么晚要去做什么？
我让薛明停车，准备好摄影机，我先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下了车，看到两人正准备拐进一条黑漆漆的小路。我隔着马路叫住他们，告知我们是拍纪录片的，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是百步亭的。”男子回答我。他穿一件薄棉服，戴着眼镜，看了一眼轮椅上的老人。老人七十岁上下，戴一顶鸭舌帽，帽子下露出白发，手边放着一个绿色口袋。男子继续说：“我们要去医院插一个导尿管，不导尿就胀得不行啊。”
武汉的百步亭社区早已全国闻名，因为疫情初期，百步亭举办“万家宴”的新闻和疫情形势反差极大，震惊全国。百步亭社区范围很大，辖区有十几万居民，和由政府管理的传统社区不同，它是全国首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社区。
“不都是社区派车送你们就医吗？”就我所知，像杜进那样的尿毒症患者，每次去医院都是由社区派的专门的出租车来送。
“我们社区太大了，几十万人呢，白天有车，晚上没有。”眼镜男子看了看手表，“我都推了五十分钟了。”
穿过这条坑坑洼洼的巷子就是一家医院，眼镜男子推着老人，轮椅在满是碎石子的路上轧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坑太多的地方只能倒转轮椅拉着走，三百多米的路走了好几分钟。到了医院门口，大门紧闭，里面的大楼也隐没在黑暗中，只有两三扇窗户亮着微弱的灯光。
“他们不开门吗？”眼镜男子自言自语，走到门口的门卫值班室张望了一下，里面没开灯，“怎么没人呢？”
眼镜男子拿出手机打电话：“喂，麻烦开下门，看个急诊。”
电话那头的男人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我跟你讲，这里晚上不看病，你到别的地方去看吧。”
眼镜男子加重了语气：“我之前打电话问过的，你们有急诊啊，接电话的人叫我来的。”
“哪个叫你来的？”这时门卫室灯亮了，一个门卫拿手机隔着窗户和眼镜男子对话。他没穿防护服，没戴口罩，只戴了一个大号蓝色头套，看上去像外星人的帽子，这种防护级别让他不敢打开窗户说话，于是两人面对面隔着窗户用手机通话。
“急诊科叫我来的，他说可以看外科。”
门卫抬头看了一眼窗外轮椅中的老人：“好，我问问。”
眼镜男子念叨着：“让我来我才来的，推了这么远。”他叹了口气。门卫一边拨电话一边解释：“因为我们好多医生都病了，知道吧，不能看病了。”
他拨了一通电话，没有人确认接到过眼镜男子的电话，便戴上口罩，打开窗户，耐心跟眼镜男子解释：“我没法放你进来，病人需要做CT检查，我们内科做CT的现在已经停了，没有医生，他们也病了，住院了，知道吧。你只有白天再来看。”
“我们不需要做CT检查啊，只是上个导尿管。”眼镜男子诧异地说。门卫连连摆手，不容置疑地回答：“必须要做这个检查，病人到底有没有新冠病毒，我们不知道，必须检查。”
眼镜男子坚持着：“我们在社区里都隔离两个多月了。”
门卫有理有据：“我们要用我们的仪器说明你们的肺部没有问题才行。”
“隔离了两个月还不行吗？”
两人的语气此时都急躁起来，展现出武汉人特有的性格。
“我把你们搞进来了，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可能感染。”
“我们只是正常在家隔离的普通人，不是疑似病人。”
门卫让了半步：“我再给你打个电话，要是不行，你们就去一六一医院好吧。”
眼镜男子绝不让步：“你不能把我们往那边推啊。”
“不是推不推的问题，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啊，我要对住在我们这里的病友负责啊，那不是开玩笑的。”门卫很有原则也很有底气地坚持着。
老人按捺不住，发话了：“就是上个管子。”他说的是武汉话，但和普通武汉人的急迫语调不同，声音低沉缓慢，像从舞台深处传来。老人端坐在轮椅上，路灯的冷白光打在他后背上，呈现出一种雕塑感。
眼镜男子的语气软了下来，重复着老人的话：“我们就是上个管子，你们帮忙量一下体温、测一下氧合度就可以，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搞。”眼镜男子显然已经很熟悉导尿流程，看上去像是老人的儿子。
“我刚才给外科医生打了电话了，我们这里没有管子了，你就算进去也没法导尿。”
“你们的人叫我来的，应该可以啊。”眼镜男子哀求着。
“谁叫你来的，你就给谁打电话吧。”门卫关上窗户。
父子俩被阻隔在黑漆漆的医院大门外，门卫室的瓷砖外墙被路灯照得有点惨白，让人产生一种超现实感——眼前这一幕不是真实场景，而是舞台上的一幕演出。父子俩如雕塑般僵在那里，影子投在瓷砖墙上，停滞很久。这幕“演出”还会重复，也许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只要那位看不见的“舞台导演”再次出现，它就仍会发生。父子俩和门卫僵持了很久，后来从医院大楼下来一个值班医生，询问了老人用的导尿管的型号后，表示只帮一次忙，放他们进去，下不为例。眼镜男子本已近乎绝望，完全没想到“绝处逢生”，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这种转机和我们在现场一直拍摄有没有关系。眼镜男子推轮椅进去后，巷子里又进来一对骑摩托车的父子，也想进医院治疗，被断然拒绝，悻悻然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午夜迪斯科
2020年3月下旬，有些无疫情社区已放松了管控，一些市民可以“半自由”出行。
我们计划每天晚上都去“夜游”，选一些有特点的空间，看看会有什么发生。
我们首先选择了武汉长江大桥这处标志性景观。我想看夜晚的桥上会有什么人经过或停留。武汉长江大桥是历史建筑，1957年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连接武昌和汉阳。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把武汉长江大桥印在了贰角纸币上，反映当时中国重工业建设的社会主义成就。
第一次拍摄，几乎毫无收获。我们在桥上没碰到什么行人，有几个人骑电动车经过，可能是在上下班，对我们抛下奇怪的一瞥，大概在判断我们像不像那种在长江大桥桥头堡纵身一跃的人。
后来，我们遇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正从武昌穿过大桥走向汉阳，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他看到我们拿起摄影机，喊了声：“不要拍我！”他语气有点激动，眼睛瞪圆了，真的很有武汉人的特点——从语言到肢体都有“急了”的感觉。我们放下摄影机，他愿意停下来和我们聊聊。他的妈妈在汉口，由于武汉市民不能跨区、跨江流动，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封城后，他借住在武昌一个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霉透了，吃饭都成问题：“我现在太惨了，别拍我。”
我可以理解他不愿被拍摄的心情。在这失序的时刻、失序的城市，人的内心也混乱不堪，他不愿这样的不堪被我们记录。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年轻人继续前行，跨过这道大桥，到汉阳后还要跨越位于汉江上的江汉桥，奔向家的方向，妈妈在那里等他。
那晚，我们没什么收获，只是看了看风景。武汉长江大桥的上游方向是鹦鹉洲长江大桥，一座红色的悬索桥，看上去和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有点像。它于2014年通车，是武汉较新的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下游方向是武汉长江二桥，于1995年建成，是长江上第一座斜拉桥，也是当时武汉的大事件。
过了几天，我们再去大桥上“守株待兔”，依然一无所获。我们又眺望了左边的“金门大桥”和右边的长江二桥，薛明和远在西安的七岁女儿视频通话，让她也看看武汉的夜景。然后我们下桥离开，路过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这座建于1957年的纪念碑高六米，八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碑文《武汉长江大桥建桥记》，碑座上立着圆柱形碑身，南面镌有毛泽东的词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纪念碑旁边是开阔的观景台，无论江中船只穿行还是大桥上火车呼啸而过，都可一览无余。
走下旁边的台阶时，我看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正拿手机拍着抖音视频。他选了极佳的位置，背景是整座桥体巨大的骨架，我上前和他搭讪。大叔名叫彪哥，很健谈，说自己喜欢拍视频，喜欢跳舞。跳舞？！彪哥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子不算高，但身材保持得还不错，发型也一丝不苟。我想起在重庆给我家做过装修的一个大叔，也喜欢跳舞，身材很好，完全没有油腻感。大叔白天做装修工，晚上是活动在重庆观音桥广场的舞林高手，身形矫健。可能彪哥也是这样的人吧。
“您平时跳什么舞？”
“迪斯科。”
我的大脑切换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家住大西北的工厂区。工厂里有文艺演出，我们小孩子也去凑热闹，那时看到工厂青年们戴墨镜、穿喇叭裤跳迪斯科，伴奏音乐是《猛士的士高》的强劲节拍。
“那你现在在哪儿跳舞？”
彪哥指了指纪念碑：“就在这儿啊，刚跳完。”
“是吗？”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你愿不愿意再跳一会儿，我们拍一下。”
大叔毫不迟疑：“可以啊。”
彪哥脱了外套，露出黑色紧身上衣，搭配黑色裤子和黑色鞋子，让我想起罗大佑在80年代唱片封面的造型。彪哥的身体开始扭动，手机播放的歌是DJ版《别知己》，动感十足。跟着节拍，彪哥左右脚交替点地，手臂和上半身也跟着扭动。他表演着很多经典迪斯科动作，也有创新和融合，像迪斯科和霹雳舞的跨界拼贴。观众只有我们三个，但舞台很开阔，舞台的背景就是光影闪烁的武汉长江大桥。彪哥表演很投入，一边跳舞一边和着歌声唱：“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
跳完一曲，我和彪哥开始聊天。没想到他已经六十二岁了，舞龄有四十多年，以前常流连于武昌阅马场一带的舞厅。他笑着对我说：“别录进去啊，我是1988年武汉迪斯科比赛冠军！”他还特意强调，“那年是龙年。”
我也对那个龙年记忆深刻。那时，电视里正热播《便衣警察》，我第一次跟随父母回老家四川省潼南县（现为重庆市辖区）。小时候只知道我的籍贯是四川，但从未去过，偶尔有亲戚寄来腊肉，我得以从饭桌上体味老家的味道。直到1988年的龙年春节，我们一家从黄河边南下，穿河套平原，过秦岭山脉，走走停停，坐了三天火车，我才第一次见识到西南风土。在冬日里看到连绵起伏的青翠的山野竹林，对于习惯了满目枯黄的西北平原景象的我而言，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对龙年迪斯科冠军说：“你很低调嘛。”
彪哥摆摆手：“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的心态在疫情中有受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以前没时间陪老妈，现在我天天在家给老妈做菜做饭，她八十六岁了，我每天换口味给她做吃的。然后，我每天在客厅跳舞，三四个平方米就可以跳。”
我想象着一个六十多岁的黑衣男子在自家客厅跳舞的样子，观众是他八十几岁的老娘。
“那你老婆孩子呢？”我问。
“我没老婆。”彪哥笑着转过身去，有点不好意思。
“不会吧，你是舞林高手，怎么会没老婆？”
“你知道吗？”彪哥语气认真起来，“高手，太高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说罢，他放声大笑，表情舒展。
我不想在短短的交谈里洞察彪哥的人生，我想保留一些想象，想象他曾经的不羁青春，想象从前和他一起跳舞的八十年代女子。在这样亦真亦幻的城市舞台，短暂的相逢、注视、离开，对我来说就已足够。
彪哥休息了一会儿继续跳舞，还是那首《别知己》伴奏。这时候，舞台背景中的一列火车恰好从长江大桥呼啸穿过，火车的轰隆声为他的舞蹈增添了别样的节奏。彪哥继续在火车前跳舞，继续唱着“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列车隆隆驶过，他的声音渐渐听不清了。
个体发出的声音很可能被时代的喧嚣淹没，而他们的生命之舞偶然被影像记录下来，日后当人们回望2020年，不经意间会发现那些鲜活的表情和动作。那看似渺小的生命一瞬，恰恰是宏大历史的重要注脚。
丢手机的人
城市解封是从铁路开始的。我们刚来武汉时，很多本来经停武汉的火车并不停车，除非事先和列车长打招呼。武汉逐步解封，越来越多的火车可以抵达、停靠武汉了，第一批坐火车来的人是疫情期间漂泊他乡的武汉人和其他湖北人。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长裙，露出小腿，脚上一双薄底板鞋，像是初夏的装束，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她。此时的武汉正值倒春寒，晚上气温只有五六度，她在长裙外套了一件深绿色的及膝风衣，看上去像是男款，稍能抵御冷风。我只能这么推断：她从南方来到武汉，临时添衣。我们是在武昌火车站旁边的公共汽车站遇到她的。她的长发随意扎成一束，左手拎一个粉色手提包和塑料小板凳，右手提着绿色水桶，里面装了十几副衣架和一个大大的红色饼干盒，上面写着“太平苏打饼干”。军绿风衣、粉色手提包、红色饼干盒，这样的穿着和物件拼贴在一起，怎么看都有些怪异——一个长途旅行返回家乡的女孩带着晾衣架和水桶要做什么？还有那个小板凳做什么用？难道她曾经露宿街头？
可以确定一点，她的眼神一直是焦灼、迷茫的。
女孩想去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我问她最终目的地是哪里，她说黄石。黄石是位于武汉一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坐长途车需要近两个小时，可这时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长途车早就停了。
女孩是黄石人，2019年秋天到广东惠州打工，本想春节前回家，因为疫情一直耽误到现在。也许她只能找旅馆住下，明天再坐长途车。
“不过，现在在武汉住旅馆要出示手机上的健康码，你有吗？”我提醒她。
“我的手机在广东丢了。”女孩一脸茫然，额头上有些粉刺。
在疫情下的中国，没有智能手机能生活这么久，还能远行，这简直是奇迹。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好奇追问为什么不在广东买一个手机。她有点不耐烦：“工厂不开门，商场不营业，挣不到钱，交房租都难，怎么买手机？”
她说得我哑口无言。即便工厂开门，这些漂泊在外的湖北人也很可能被工厂拒之门外——疫情期间，我们已经听到太多湖北人在外省被歧视甚至被驱逐的故事。
我问她手头有没有现金，她说只有很少，我掏出一百元现金给她：
“你住店要用钱，这点钱你先拿去用。”
现在想来，我这么做也许有点唐突，但当时我就是不假思索想给她一点点帮助。不过现金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没多大用处，真正有用的是智能手机。她一再拒绝收钱，直到我硬塞进她粉色手提包，她才没再推辞，并说要记下我的手机号，以后好还给我钱。
“还钱？不用了，这点钱很少。”
“那我就不要了。”她也很干脆，要拿出钱还给我。我只好让步：“好吧，你记一下我手机号也无妨。”
她从粉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厚得像书的记事本，又拿出一支笔，认真地记下我的手机号。记下后忽然仰起脸，口罩上方的眼睛流露出怀疑的眼神：“你给我的到底是不是你的电话号码？我可不可以用你同伴的手机打一下这个号码试试？”
我笑了，觉得这姑娘真有意思。“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假号码？”我没明白她的狐疑源自何处。
站台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穿黄色工装的公交调度员，好心建议她要么找旅店，要么寻求警方的帮助。
“旅店也要看手机上的二维码才能让我住吧？”
“那你只能找警方寻求救助了，他们现在可以给困难群体找救助渠道。”
“我没手机怎么找救助啊？我就在火车站等到天亮。”女孩有点倔强。这个女孩让我想起在长江大桥边偶遇的那个愤怒的青年，他借住在朋友家两个月，要回家见妈妈，恼怒于失序的城市扰乱了他的生活。这个女孩也有很强的失序感，既是因为她的穿搭和行头里有一种“浪迹天涯”的气质，也是因为她丢了手机，一切就都乱了套。如今，手机的重要性不亚于身份证、银行卡、地图，意味着在中国行走的通行证（当然，如果你“拥有”了黄码或红码，则是另一回事）。白天我去坐一趟公交车，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因为不会用手机刷二维码而被拒绝上车，她苦苦央求司机，车还是开走了。没有二维码的人就是上不了车，绝无例外。我在车上看着站台上那女人拿着手机看车开走，她头发有点花白，眼神十分无助——飞速前行的时代已抛下她这样的人。那个时刻，我产生了巨大的荒谬感。科技到底是在帮助人类、为人类“赋能”，还是让人类“失能”，让人类更隔绝、更冷漠？
女孩拎着她的绿色水桶、粉色手提包和塑料小板凳，绕过停在站台上的公交车，不知要去向何处。我以为我不会再见到她了，就像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和我擦肩而过的无数陌生人一样。可没过多久，她又拎着这些行头转身回来了。她认真地问摄影师薛明：“我能不能用你的手机打一下他（指的是我）刚才给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他的号码是不是真的。”
看着她无比坚定要弄清真相的眼神，我和薛明面面相觑。“老薛，你让她打吧。”我想，如果今天不让她解开这个心结，她恐怕就不走了。薛明把手机递给女孩，她拨通电话，证实了我没说谎，终于放心，转身离开。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陌生人莫名其妙给她钱，还给她出主意想办法呢？这让她本已迷失的方向又多了一层疑虑。
薛明打开摄影机跟着女孩，她四下找寻方向，不知道要去哪儿。天气真的很冷，女孩的身体有点瑟缩。看上去她并没打算找旅馆，而是逆着人流走进出站口，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银行网点，玻璃门里有取款机。她走向那里。
——完——
题图：长江大桥下恣意起舞的彪哥。摄影：薛明。此图由出版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