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范俭
编者按:从汶川地震灾区,到新冠肆虐期的武汉……范俭多次在第一时间赶赴时代风暴的现场,他扛着摄像机,用平静而包容的镜头,触碰普通人内心的褶皱。他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其他作品还有《吾土》、《活着》、《两个星球》等。在近日出版的《人间明暗》一书中,范俭用笔,而不是镜头,记录下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交织。“写这本书,是为我所经历的时代留下由普通人的乐章构成的历史注脚。”该书记录了汶川地震后“失独”的再生育家庭、武汉疫情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诗人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生。以下摘自《被遗忘的春天》一节。
推轮椅的人
三月中旬的武汉,封城已近两个月,城市的夜晚和白天给人的感受有极大不同。白天,阳光照耀着一切事物,让人有一种踏踏实实的现实感。而晚上,尤其是深夜,灯火通明的街头杳无人迹,整座城市彻底安静下来,洒水车或消毒车偶尔经过,高压水柱冲刷着地面,打破了这宁静。这个时刻我会思考,城市究竟是什么?我现在所处的地方还是一座城市吗?抑或是另外的星球?
白天的工作结束后,我想在夜晚的城市漫游,也许可以拍到点什么,也许什么也拍不到——和白天有计划地工作不同,晚上我期待偶然和不可知。夜色下的武汉像一个垂危的生命体,也像干枯的城市标本,陈列在特殊的时空里。人是其中的血液,一旦不再流动,偶尔流出的就会很扎眼、很浓烈。
这种感受,是我某天晚上盲打误撞遇见一对父子后发现的。晚上十点多,我们从汉口开车回武昌驻地,开出去还没十分钟,我就看到路边有个人正推着一把轮椅过马路。轮椅上坐着一名老年男性,推轮椅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路面坑坑洼洼,男子推得吃力。街上只有他们两人,在这样的时空里显得很突兀。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人?我已习惯夜色里空无一人的街道,突然出现这两个人,让我很意外。社区都已封闭,夜晚管控更加严格,他们是怎么突破“封锁”的?他们要去哪里?这么晚要去做什么?
我让薛明停车,准备好摄影机,我先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下了车,看到两人正准备拐进一条黑漆漆的小路。我隔着马路叫住他们,告知我们是拍纪录片的,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是百步亭的。”男子回答我。他穿一件薄棉服,戴着眼镜,看了一眼轮椅上的老人。老人七十岁上下,戴一顶鸭舌帽,帽子下露出白发,手边放着一个绿色口袋。男子继续说:“我们要去医院插一个导尿管,不导尿就胀得不行啊。”
武汉的百步亭社区早已全国闻名,因为疫情初期,百步亭举办“万家宴”的新闻和疫情形势反差极大,震惊全国。百步亭社区范围很大,辖区有十几万居民,和由政府管理的传统社区不同,它是全国首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社区。
“不都是社区派车送你们就医吗?”就我所知,像杜进那样的尿毒症患者,每次去医院都是由社区派的专门的出租车来送。
“我们社区太大了,几十万人呢,白天有车,晚上没有。”眼镜男子看了看手表,“我都推了五十分钟了。”
穿过这条坑坑洼洼的巷子就是一家医院,眼镜男子推着老人,轮椅在满是碎石子的路上轧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坑太多的地方只能倒转轮椅拉着走,三百多米的路走了好几分钟。到了医院门口,大门紧闭,里面的大楼也隐没在黑暗中,只有两三扇窗户亮着微弱的灯光。
“他们不开门吗?”眼镜男子自言自语,走到门口的门卫值班室张望了一下,里面没开灯,“怎么没人呢?”
眼镜男子拿出手机打电话:“喂,麻烦开下门,看个急诊。”
电话那头的男人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我跟你讲,这里晚上不看病,你到别的地方去看吧。”
眼镜男子加重了语气:“我之前打电话问过的,你们有急诊啊,接电话的人叫我来的。”
“哪个叫你来的?”这时门卫室灯亮了,一个门卫拿手机隔着窗户和眼镜男子对话。他没穿防护服,没戴口罩,只戴了一个大号蓝色头套,看上去像外星人的帽子,这种防护级别让他不敢打开窗户说话,于是两人面对面隔着窗户用手机通话。
“急诊科叫我来的,他说可以看外科。”
门卫抬头看了一眼窗外轮椅中的老人:“好,我问问。”
眼镜男子念叨着:“让我来我才来的,推了这么远。”他叹了口气。门卫一边拨电话一边解释:“因为我们好多医生都病了,知道吧,不能看病了。”
他拨了一通电话,没有人确认接到过眼镜男子的电话,便戴上口罩,打开窗户,耐心跟眼镜男子解释:“我没法放你进来,病人需要做CT检查,我们内科做CT的现在已经停了,没有医生,他们也病了,住院了,知道吧。你只有白天再来看。”
“我们不需要做CT检查啊,只是上个导尿管。”眼镜男子诧异地说。门卫连连摆手,不容置疑地回答:“必须要做这个检查,病人到底有没有新冠病毒,我们不知道,必须检查。”
眼镜男子坚持着:“我们在社区里都隔离两个多月了。”
门卫有理有据:“我们要用我们的仪器说明你们的肺部没有问题才行。”
“隔离了两个月还不行吗?”
两人的语气此时都急躁起来,展现出武汉人特有的性格。
“我把你们搞进来了,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可能感染。”
“我们只是正常在家隔离的普通人,不是疑似病人。”
门卫让了半步:“我再给你打个电话,要是不行,你们就去一六一医院好吧。”
眼镜男子绝不让步:“你不能把我们往那边推啊。”
“不是推不推的问题,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啊,我要对住在我们这里的病友负责啊,那不是开玩笑的。”门卫很有原则也很有底气地坚持着。
老人按捺不住,发话了:“就是上个管子。”他说的是武汉话,但和普通武汉人的急迫语调不同,声音低沉缓慢,像从舞台深处传来。老人端坐在轮椅上,路灯的冷白光打在他后背上,呈现出一种雕塑感。
眼镜男子的语气软了下来,重复着老人的话:“我们就是上个管子,你们帮忙量一下体温、测一下氧合度就可以,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搞。”眼镜男子显然已经很熟悉导尿流程,看上去像是老人的儿子。
“我刚才给外科医生打了电话了,我们这里没有管子了,你就算进去也没法导尿。”
“你们的人叫我来的,应该可以啊。”眼镜男子哀求着。
“谁叫你来的,你就给谁打电话吧。”门卫关上窗户。
父子俩被阻隔在黑漆漆的医院大门外,门卫室的瓷砖外墙被路灯照得有点惨白,让人产生一种超现实感——眼前这一幕不是真实场景,而是舞台上的一幕演出。父子俩如雕塑般僵在那里,影子投在瓷砖墙上,停滞很久。这幕“演出”还会重复,也许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只要那位看不见的“舞台导演”再次出现,它就仍会发生。父子俩和门卫僵持了很久,后来从医院大楼下来一个值班医生,询问了老人用的导尿管的型号后,表示只帮一次忙,放他们进去,下不为例。眼镜男子本已近乎绝望,完全没想到“绝处逢生”,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这种转机和我们在现场一直拍摄有没有关系。眼镜男子推轮椅进去后,巷子里又进来一对骑摩托车的父子,也想进医院治疗,被断然拒绝,悻悻然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午夜迪斯科
2020年3月下旬,有些无疫情社区已放松了管控,一些市民可以“半自由”出行。
我们计划每天晚上都去“夜游”,选一些有特点的空间,看看会有什么发生。
我们首先选择了武汉长江大桥这处标志性景观。我想看夜晚的桥上会有什么人经过或停留。武汉长江大桥是历史建筑,1957年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连接武昌和汉阳。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把武汉长江大桥印在了贰角纸币上,反映当时中国重工业建设的社会主义成就。
第一次拍摄,几乎毫无收获。我们在桥上没碰到什么行人,有几个人骑电动车经过,可能是在上下班,对我们抛下奇怪的一瞥,大概在判断我们像不像那种在长江大桥桥头堡纵身一跃的人。
后来,我们遇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正从武昌穿过大桥走向汉阳,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他看到我们拿起摄影机,喊了声:“不要拍我!”他语气有点激动,眼睛瞪圆了,真的很有武汉人的特点——从语言到肢体都有“急了”的感觉。我们放下摄影机,他愿意停下来和我们聊聊。他的妈妈在汉口,由于武汉市民不能跨区、跨江流动,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封城后,他借住在武昌一个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霉透了,吃饭都成问题:“我现在太惨了,别拍我。”
我可以理解他不愿被拍摄的心情。在这失序的时刻、失序的城市,人的内心也混乱不堪,他不愿这样的不堪被我们记录。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年轻人继续前行,跨过这道大桥,到汉阳后还要跨越位于汉江上的江汉桥,奔向家的方向,妈妈在那里等他。
那晚,我们没什么收获,只是看了看风景。武汉长江大桥的上游方向是鹦鹉洲长江大桥,一座红色的悬索桥,看上去和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有点像。它于2014年通车,是武汉较新的跨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下游方向是武汉长江二桥,于1995年建成,是长江上第一座斜拉桥,也是当时武汉的大事件。
过了几天,我们再去大桥上“守株待兔”,依然一无所获。我们又眺望了左边的“金门大桥”和右边的长江二桥,薛明和远在西安的七岁女儿视频通话,让她也看看武汉的夜景。然后我们下桥离开,路过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这座建于1957年的纪念碑高六米,八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碑文《武汉长江大桥建桥记》,碑座上立着圆柱形碑身,南面镌有毛泽东的词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纪念碑旁边是开阔的观景台,无论江中船只穿行还是大桥上火车呼啸而过,都可一览无余。
走下旁边的台阶时,我看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正拿手机拍着抖音视频。他选了极佳的位置,背景是整座桥体巨大的骨架,我上前和他搭讪。大叔名叫彪哥,很健谈,说自己喜欢拍视频,喜欢跳舞。跳舞?!彪哥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子不算高,但身材保持得还不错,发型也一丝不苟。我想起在重庆给我家做过装修的一个大叔,也喜欢跳舞,身材很好,完全没有油腻感。大叔白天做装修工,晚上是活动在重庆观音桥广场的舞林高手,身形矫健。可能彪哥也是这样的人吧。
“您平时跳什么舞?”
“迪斯科。”
我的大脑切换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家住大西北的工厂区。工厂里有文艺演出,我们小孩子也去凑热闹,那时看到工厂青年们戴墨镜、穿喇叭裤跳迪斯科,伴奏音乐是《猛士的士高》的强劲节拍。
“那你现在在哪儿跳舞?”
彪哥指了指纪念碑:“就在这儿啊,刚跳完。”
“是吗?”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你愿不愿意再跳一会儿,我们拍一下。”
大叔毫不迟疑:“可以啊。”
彪哥脱了外套,露出黑色紧身上衣,搭配黑色裤子和黑色鞋子,让我想起罗大佑在80年代唱片封面的造型。彪哥的身体开始扭动,手机播放的歌是DJ版《别知己》,动感十足。跟着节拍,彪哥左右脚交替点地,手臂和上半身也跟着扭动。他表演着很多经典迪斯科动作,也有创新和融合,像迪斯科和霹雳舞的跨界拼贴。观众只有我们三个,但舞台很开阔,舞台的背景就是光影闪烁的武汉长江大桥。彪哥表演很投入,一边跳舞一边和着歌声唱:“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
跳完一曲,我和彪哥开始聊天。没想到他已经六十二岁了,舞龄有四十多年,以前常流连于武昌阅马场一带的舞厅。他笑着对我说:“别录进去啊,我是1988年武汉迪斯科比赛冠军!”他还特意强调,“那年是龙年。”
我也对那个龙年记忆深刻。那时,电视里正热播《便衣警察》,我第一次跟随父母回老家四川省潼南县(现为重庆市辖区)。小时候只知道我的籍贯是四川,但从未去过,偶尔有亲戚寄来腊肉,我得以从饭桌上体味老家的味道。直到1988年的龙年春节,我们一家从黄河边南下,穿河套平原,过秦岭山脉,走走停停,坐了三天火车,我才第一次见识到西南风土。在冬日里看到连绵起伏的青翠的山野竹林,对于习惯了满目枯黄的西北平原景象的我而言,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对龙年迪斯科冠军说:“你很低调嘛。”
彪哥摆摆手:“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的心态在疫情中有受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以前没时间陪老妈,现在我天天在家给老妈做菜做饭,她八十六岁了,我每天换口味给她做吃的。然后,我每天在客厅跳舞,三四个平方米就可以跳。”
我想象着一个六十多岁的黑衣男子在自家客厅跳舞的样子,观众是他八十几岁的老娘。
“那你老婆孩子呢?”我问。
“我没老婆。”彪哥笑着转过身去,有点不好意思。
“不会吧,你是舞林高手,怎么会没老婆?”
“你知道吗?”彪哥语气认真起来,“高手,太高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说罢,他放声大笑,表情舒展。
我不想在短短的交谈里洞察彪哥的人生,我想保留一些想象,想象他曾经的不羁青春,想象从前和他一起跳舞的八十年代女子。在这样亦真亦幻的城市舞台,短暂的相逢、注视、离开,对我来说就已足够。
彪哥休息了一会儿继续跳舞,还是那首《别知己》伴奏。这时候,舞台背景中的一列火车恰好从长江大桥呼啸穿过,火车的轰隆声为他的舞蹈增添了别样的节奏。彪哥继续在火车前跳舞,继续唱着“昨天已经过去,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列车隆隆驶过,他的声音渐渐听不清了。
个体发出的声音很可能被时代的喧嚣淹没,而他们的生命之舞偶然被影像记录下来,日后当人们回望2020年,不经意间会发现那些鲜活的表情和动作。那看似渺小的生命一瞬,恰恰是宏大历史的重要注脚。
丢手机的人
城市解封是从铁路开始的。我们刚来武汉时,很多本来经停武汉的火车并不停车,除非事先和列车长打招呼。武汉逐步解封,越来越多的火车可以抵达、停靠武汉了,第一批坐火车来的人是疫情期间漂泊他乡的武汉人和其他湖北人。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长裙,露出小腿,脚上一双薄底板鞋,像是初夏的装束,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她。此时的武汉正值倒春寒,晚上气温只有五六度,她在长裙外套了一件深绿色的及膝风衣,看上去像是男款,稍能抵御冷风。我只能这么推断:她从南方来到武汉,临时添衣。我们是在武昌火车站旁边的公共汽车站遇到她的。她的长发随意扎成一束,左手拎一个粉色手提包和塑料小板凳,右手提着绿色水桶,里面装了十几副衣架和一个大大的红色饼干盒,上面写着“太平苏打饼干”。军绿风衣、粉色手提包、红色饼干盒,这样的穿着和物件拼贴在一起,怎么看都有些怪异——一个长途旅行返回家乡的女孩带着晾衣架和水桶要做什么?还有那个小板凳做什么用?难道她曾经露宿街头?
可以确定一点,她的眼神一直是焦灼、迷茫的。
女孩想去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我问她最终目的地是哪里,她说黄石。黄石是位于武汉一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坐长途车需要近两个小时,可这时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长途车早就停了。
女孩是黄石人,2019年秋天到广东惠州打工,本想春节前回家,因为疫情一直耽误到现在。也许她只能找旅馆住下,明天再坐长途车。
“不过,现在在武汉住旅馆要出示手机上的健康码,你有吗?”我提醒她。
“我的手机在广东丢了。”女孩一脸茫然,额头上有些粉刺。
在疫情下的中国,没有智能手机能生活这么久,还能远行,这简直是奇迹。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好奇追问为什么不在广东买一个手机。她有点不耐烦:“工厂不开门,商场不营业,挣不到钱,交房租都难,怎么买手机?”
她说得我哑口无言。即便工厂开门,这些漂泊在外的湖北人也很可能被工厂拒之门外——疫情期间,我们已经听到太多湖北人在外省被歧视甚至被驱逐的故事。
我问她手头有没有现金,她说只有很少,我掏出一百元现金给她:
“你住店要用钱,这点钱你先拿去用。”
现在想来,我这么做也许有点唐突,但当时我就是不假思索想给她一点点帮助。不过现金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没多大用处,真正有用的是智能手机。她一再拒绝收钱,直到我硬塞进她粉色手提包,她才没再推辞,并说要记下我的手机号,以后好还给我钱。
“还钱?不用了,这点钱很少。”
“那我就不要了。”她也很干脆,要拿出钱还给我。我只好让步:“好吧,你记一下我手机号也无妨。”
她从粉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厚得像书的记事本,又拿出一支笔,认真地记下我的手机号。记下后忽然仰起脸,口罩上方的眼睛流露出怀疑的眼神:“你给我的到底是不是你的电话号码?我可不可以用你同伴的手机打一下这个号码试试?”
我笑了,觉得这姑娘真有意思。“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假号码?”我没明白她的狐疑源自何处。
站台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穿黄色工装的公交调度员,好心建议她要么找旅店,要么寻求警方的帮助。
“旅店也要看手机上的二维码才能让我住吧?”
“那你只能找警方寻求救助了,他们现在可以给困难群体找救助渠道。”
“我没手机怎么找救助啊?我就在火车站等到天亮。”女孩有点倔强。这个女孩让我想起在长江大桥边偶遇的那个愤怒的青年,他借住在朋友家两个月,要回家见妈妈,恼怒于失序的城市扰乱了他的生活。这个女孩也有很强的失序感,既是因为她的穿搭和行头里有一种“浪迹天涯”的气质,也是因为她丢了手机,一切就都乱了套。如今,手机的重要性不亚于身份证、银行卡、地图,意味着在中国行走的通行证(当然,如果你“拥有”了黄码或红码,则是另一回事)。白天我去坐一趟公交车,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因为不会用手机刷二维码而被拒绝上车,她苦苦央求司机,车还是开走了。没有二维码的人就是上不了车,绝无例外。我在车上看着站台上那女人拿着手机看车开走,她头发有点花白,眼神十分无助——飞速前行的时代已抛下她这样的人。那个时刻,我产生了巨大的荒谬感。科技到底是在帮助人类、为人类“赋能”,还是让人类“失能”,让人类更隔绝、更冷漠?
女孩拎着她的绿色水桶、粉色手提包和塑料小板凳,绕过停在站台上的公交车,不知要去向何处。我以为我不会再见到她了,就像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和我擦肩而过的无数陌生人一样。可没过多久,她又拎着这些行头转身回来了。她认真地问摄影师薛明:“我能不能用你的手机打一下他(指的是我)刚才给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他的号码是不是真的。”
看着她无比坚定要弄清真相的眼神,我和薛明面面相觑。“老薛,你让她打吧。”我想,如果今天不让她解开这个心结,她恐怕就不走了。薛明把手机递给女孩,她拨通电话,证实了我没说谎,终于放心,转身离开。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陌生人莫名其妙给她钱,还给她出主意想办法呢?这让她本已迷失的方向又多了一层疑虑。
薛明打开摄影机跟着女孩,她四下找寻方向,不知道要去哪儿。天气真的很冷,女孩的身体有点瑟缩。看上去她并没打算找旅馆,而是逆着人流走进出站口,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银行网点,玻璃门里有取款机。她走向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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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题图:长江大桥下恣意起舞的彪哥。摄影:薛明。此图由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