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辛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宏观资产负债表能够为政府提供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全面、清晰的视图，帮助其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是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控制地方债无序扩张的唯一办法。 

“过去尝试过的多种控制地方债务的方法效果都有限，例如，官员离任审计等措施并未能有效遏制地方债务的增长。”姚洋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说。

他表示，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一方面，应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管与指导，规范举债程序与用途；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地方债务公开透明化进程，通过编制并公布地方资产负债表等方式，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监督地方债务管理工作，促进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行为。

姚洋认为，本次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重申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非常重要的概念。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要把过去四十多年做对的东西固定下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以及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奠定制度基础。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上一轮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但新时代以来已表明，中国不会向美国的制度趋同，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这样的目标，这是终极目标。”姚洋说。

在谈到当前经济形势时，他表示，稳住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支出是提振消费的两大关键。目前对房地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尚显不足，建议成立房屋储备银行，发行3万亿至5万亿元的长期债券，筹资所得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支持地方政府收储房屋，用于建设保障房和廉租房。

姚洋还表示，当前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紧张状况，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加剧了企业间的三角债问题，进而影响到就业和居民消费。他建议发行4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偿还地方拖欠企业的债务，从而激活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循环。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是指什么？提出的背景是什么？编制难点在哪里？

姚洋：当前，我国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已有初步进展，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团队已持续近十年致力于此项研究。然而，这项工作目前仍属于民间性质，尚未获得政府正式认可与采纳。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也在积极探索与实物统计相对应的金融统计体系，但鉴于经济活动中的实物产出与货币流动的复杂对应关系，这一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能够为政府提供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全面、清晰的视图，助力政府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是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控制地方债无序扩张的唯一办法。通过公开透明的资产负债表，社会各界能够共同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行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

对于地方债务问题，建议政府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加以应对。一方面，应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管与指导，规范举债程序与用途；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地方债务公开透明化进程，通过编制并公布地方资产负债表等方式，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监督地方债务管理工作。过去尝试过的多种控制地方债务的方法效果都有限，例如，官员离任审计等措施并未能有效遏制地方债务的增长。

界面新闻：《决定》在提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第一个任务就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并提出三点要求，即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两个毫不动摇”之外，还增加了后面三点要求，您对此有何理解？

姚洋：我认为这是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重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的理解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要把过去40多年做对的东西固定下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以及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奠定制度基础。

从更宏观角度说，上一轮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但新时代以来已表明，中国不会向美国的制度趋同，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这样的目标，这是终极目标。三中全会目标不是破，而在于立，要先立住过去做对的东西。

所有要素平等进入市场，这点非常重要，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这次三中全会公报没再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这点很重要。我觉得既然没提，相当于承认了按要素分配，即按要素的边际贡献分配，这为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理论上没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如何过渡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问题，但公报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可以去探讨。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剥削，剥削的原因是资本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关系，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多，资本就可剥削劳动力，剥削实质是权力不对等。

社会主义要改变这种情况，基础是劳动价值论，所有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应获得和资本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劳动是所有价值的创造者。但从劳动价值论过渡到要素分配论有鸿沟要跨越，需要理论上去解决，这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巨大任务，他们不能再固守经典著作说资本就是剥削关系，下一步工作就是从劳动价值论过渡到按要素分配。

界面新闻：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刺激消费的措施不少，但效果似乎不佳，在您看来，提振消费的堵点在哪里？

姚洋：我认为政治局会议的定调是完全正确的。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经济实际增速是5.3%，但由于通缩1.1个百分点，名义增速实际上只有4.2%，到了第二季度，实际GDP增速下降到4.7%，名义增长速度是4%，名义增速更低了。很明显，整个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而且我们没有看到价格指数由负转正的迹象。我们不能听任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

所以政治局会议为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调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方向。

消费是个难题，因为消费是由老百姓自己决定的，无数人自己做主，要调控老百姓消费难度太大。怎么去鼓励大家消费，我觉得一些小的举措作用有限。比如以旧换新，只能在边际上有一定改善，大家不会因为一点奖励就赶紧去换辆车。车是耐用消费品，一辆车中国人至少要开5年，不会因为一个政策就把开了两年的车换掉，中国人还没到那一步。所以这样小规模的边际政策作用不大，我觉得还是得关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支出。

房地产已连续三年下降，每年降幅20%-30%。房地产不仅涉及钢筋水泥，还与消费高度相关。购买房子后需要装修，无论几线城市，装修费用往少了说也得二三十万，而且装修时通常会更换家具电器等，需求很大。一些大卖场销售额腰斩，有些甚至快经营不下去了，可见房地产带动效应之大，若房地产下降态势不止住，消费要提升难度很大。

目前我们对房地产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央行此前设立了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预计可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但这个数字太小且不够用。更关键的是让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借钱收储房子，这不可行。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不能乱借债，另一方面又让其借商业性债务去买房子收储后变为保障房。

虽然收储房子方向是对的，但方式需要重新考虑。比如我和任泽平一直呼吁成立房屋储备银行，即国家政策银行，发行3万亿或5万亿元长期债券，只还利息不用还本金，把钱便宜贷给地方政府让其收储房子，用于提供保障房、廉租房等，这才是正确办法。

地方政府支出也不容忽视，有人测算过，地方政府支出相当于GDP的35%，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白重恩计算过，疫情期间地方政府累计欠钱4.2万亿元。我们一直在呼吁给地方政府直接发4万亿元特别国债，让他先把欠的钱先还掉，消费一下子就能起来了。因为这是一连串的事件，地方政府没钱给企业，导致企业间三角债，拖死一批企业，然后大家开始裁员，那大家怎么可能有信心呢。我认为下半年中央政府若采取措施，不能忘记要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这两个部门有坚决的大规模政策以稳定住它们。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保障房，是否有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供借鉴？例如新加坡的组屋。

姚洋：我们北大的保障房，五六年前，在五环外的边上，卖28000元一平米，像我们这样的人能负担得起，但年轻的老师们是买不起的，他们需要父母的资助。那时候那边的房子一平米是50000块钱，保障房价格已经超过了商品房的一半，还能叫保障房吗？

其实，保障房这个事，其他国家试过，基本全都失败了，最终都服务了中产阶级。现在回过头搞保障房，用处不大。因为在北京这种需要保障房的地方，户籍人口96%以上基本都有房。如果真要提供保障房，就得开放户口，很多没户口且需要住房的人，保障房对他们用处不大，他们也买不起，得给他们提供廉租房，廉租房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界面新闻：房地产市场是否已经触及底部，以及您对未来几年该行业发展的看法如何？我们是否能期待一个能够接替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主要增长引擎的新领域出现？如果是，那么这个新的增长点可能是什么？

姚洋：从目前情况来看，不能说房地产已经见底，但房地产的调整在我看来已经基本到位。预计今年房屋销售面积可能为8亿平米，而最高峰时达18亿平米。很多地方房价已下跌40%甚至更多，这样的调整基本到了可能超调的程度，需要政府赶紧出手稳定。

房地产即便规模缩小，仍是国民经济的一大产业，衣食住行永远是大产业，不能否定房地产的作用，不能认为房地产不用做了，比如老城改造就有很多事要做。有人计算过，我国城市中有4亿人的房子需要更新，这是巨大的市场。所以房地产不会消失，仍是国家重要产业。

能替代房地产的产业可能只有汽车业。这个替代产业的产业链要足够长，汽车产业链较长，但其实还是不如房地产的产业链长，房地产是最长的，涵盖众多方面，但房地产目前有所下滑，要看汽车能否顶上去。国内汽车（年）销售量最高可能达到4000万辆，加上出口近6000万辆，这样的话，汽车对GDP的贡献达到8%以上，相当于日本的水平，那时我国经济结构也基本成熟，汽车可能会替代房地产成为最大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