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文山

这样一部在北美“名利双收”、真正意义实现了“文化输出”，对内又开拓了国内市场，面对好莱坞大片进攻“守土有功”的电影，再简单粗暴给它贴上两个字——“烂片”，你的良心会不会痛？

张艺谋执导的魔幻电影《长城》在中国公映2个月之后，2月17日正式登陆北美主流商业院线。《长城》在中国内地市场的票房成绩约为1.7亿美元。在北美上映2周之后的票房为3700万美元左右，已经滑出票房排行榜前五位。作为一部合拍片，《长城》从一开始就被张艺谋寄予了“借船出海”、实现“文化输出”的宏伟目标。

尽管和张艺谋大部分商业片一样，《长城》在国内遭到轮番炮轰，但依然取得了11.6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然而这么一部在海外市场被寄予厚望的合拍片，不仅在北美票房无所建树，口碑也无甚好评。刚刚过去不久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长城》作为一个“段子”编进了主持人暖场的开场秀中。张艺谋做梦也没想到，《长城》会以这样一种姿态实现“文化输出”。

《长城》北美市场的失意，让人联想起10多年前北美公映的张艺谋另一部电影《英雄》。2002年12月14日，《英雄》在中国上映，票房2.5亿，开启了中国电影“大兴土木”的序幕。两年后，《英雄》在北美上映，票房5371万美元，并且提名200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即便《长城》北美票房能够赶上《英雄》，但它的票房意义也没法和后者同日而语。这不仅因为10多年市场变化和“通货膨胀”因素，更在于《英雄》是一部“外语片”，而《长城》则是一部英文片，这两大类型的电影处在不同的流通体系中。要想理解《长城》这部合拍片的悲剧意义，必先充分认识《英雄》在北美市场的开创性，一直以来中国文化界都低估了《英雄》这部电影的真正价值。

从2002年起，中国电影产业化已经走过了15年，这15年的两端分别立着《英雄》和《长城》两部张艺谋的电影。作为“深壹”创刊特辑，深壹君将分三篇来对中国电影产业化进行一个纵向考察。

第一篇是“替《英雄》翻案”，第二篇是“哭《长城》的正确打开方式”，第三篇论述“鼓吹‘文化输出’是中国电影最大的陷阱”。

《英雄》横空出世：时代在召唤

关于《英雄》的第一争议可能是所谓的“动机论”，认为张艺谋拍了这部电影之后，第五代导演纷纷开始“叛变革命”，从“为艺谋”转向“稻粱谋”。

歌德有一句话“最伟大的人物总是通过他的缺点和他的时代相联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时代。张艺谋在接受焦雄屏访谈时表示，当年刚出道的时候，整个大环境都是那么人文，所以就和大家一样拍艺术电影，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自我。

张艺谋在节目中透露，自己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文革的时候就偷偷在读《鹰爪王》，一直以来就有武侠梦，想拍一个武侠电影。他曾经考虑过改编金庸古龙的小说，但当时不知道如何购买版权，就开始自己写剧本。根据张艺谋的说法，《英雄》策划在《卧虎藏龙》之前，只不过后者先拍了出来，曾有一阵子他想放弃因为怕被说是跟风。

据了解，《英雄》一开始其实是想拍成中小成本的文艺片，表达张艺谋个人对于武侠精神的理解。之所以变成后来的商业大片，和江志强的介入密切相关。

江志强曾经操盘了《卧虎藏龙》，很看好当时的电影市场。据张艺谋回忆，“开拍前江老板问我要不要梁朝伟？还有张曼玉？男一号可以李连杰。说他们解决排名问题就完了。最后我们还缺一个配角，江老板说可以让甄子丹来。你就会很惊讶，全顶级，行吗？得花多少钱？江老板说没问题，现在市场好。于是就变成这么大的规模了，这是无心插柳”。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江志强的“点拨”，《英雄》很可能会和周晓文的《秦颂》、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是一种风格。又或许，正是因为这两部“刺秦”宫闱历史片的刺激，才让张艺谋这个土生“秦人”也想挖掘这个题材？

从创作者角度，《英雄》是张艺谋个人“武侠情缘”和江志强“神机军师”合力后的结果，放在大的历史洪流下，《英雄》这样的商业大片横空出世也是时代在召唤。

从1994年第一部引进片在中国公映开始，中国电影就被纳入全球化的文化生产与消费体系中。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分账片从10部扩大到20部，国产电影面临的“守土压力”翻倍。

历史地看，《英雄》开启的中国商业大片时代是中国电影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文化自觉。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电影艺术创作让位于商业电影，借用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术语，这叫“救亡压倒启蒙”。

“意识形态的屁股”本可以坐正

1988年，张艺谋在《红高粱》中第一次担任导演，为亚洲电影拿下第一尊柏林金熊奖，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1990年，张艺谋导演的《菊豆》，为中国电影争下第一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2002年，张艺谋导演《英雄》，创造国产电影票房纪录，开启内地商业大片时代；2004年《英雄》北美上映之后再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时势造英雄”，几乎在每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都能看到张艺谋的身影。但是这种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并不是每次都能带来鲜花和掌声。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围绕着张艺谋的争议明显变多了。除了“稻粱谋”的苛责，关于《英雄》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政治不正确”。

在电影《英雄》中，李连杰饰演的剑客，最终被秦王“天下一统”的理想所折服，领悟到了“剑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平”，从容赴死。这一结局被中国的知识界众口一词判定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再加上《英雄》因袭德国女导演瑞芬斯塔尔《意志的胜利》中的“极权美学”，更引发学者、影评人的“诛心之论”。“其实后来我没有料到大伙儿就啐它。我认为把它上纲上线到一种政治的高度，完全是一种文革的方式，把它贬得一无是处，我个人是不喜欢的。但是我也不反驳，你们骂去好了。”张艺谋回忆道。

其实，张艺谋在拍摄过程中曾经也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引发争议。曾经想过另外一个结局：李连杰饰演的剑客被射杀之后，所有的大臣向秦王道贺：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秦王是个骗子）。张艺谋感叹：“是不是这样处理意识形态的屁股就坐正了？”但在张艺谋最初的表达诉求里，所谓英雄，是一种悲壮的美，而不是被人算计，轻于鸿毛，所以就把这个结局否掉了。

当然，关于《英雄》的主题见仁见智，不能因为张艺谋这番道白就扭转乾坤，但至少应该有一个辩论的空间，而不是一边倒地压制。事实上，因为中国特殊的言论空间，中国人喜欢在电影评论里掺入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安全的表达策略。张艺谋之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归来》，陈凯歌的《梅兰芳》，冯小刚的《1942》，姜文的《让子弹飞》都是这种“指桑骂槐”策略的“苦主”。

北美名利双收，实现文化输出

《英雄》的票房是2002全国票房的1/4，如果按现在全国票房400亿算，就是100亿。《英雄》在中国电影产业方面的意义，张艺谋后来的总结很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电影产业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了。中国的大片，中国院线的主流消费电影这些东西开始出现了。不再光是电影节了，不再光是艺术了，跟大众开始有了某种勾连关系了，直到今天”。

中国电影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但作为市场经济里的一种大众文化，中国人习惯把去电影院作为一种休闲娱乐形式，也不过十几年间的事，这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低起点。当前的文化流通处在一个全球化生产的语境下，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不管和日本、韩国、印度比，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对垒的市场份额中所占比例都处劣势，这是中国电影创作的大背景。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不仅缺乏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历史经验，而且没有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这意味着在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竞争中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处于一种竞争的劣势。就目前而言，商业大片对于中国社会起到更多的是建设性的，除了经济价值以外，内在的深层意义是抢占文化话语权，构建民族社会认同感。

即便放在“文化输出”的维度去讨论，《英雄》也无愧是一部“跨时代”的作品。在历年美国市场排名前十的“外语片”中，《英雄》在《卧虎藏龙》《美丽人生》之后，位列第三。美国主流市场的语境中，凡不操英语者，一律皆因其“外”而敬而远之。发行方Miramax将《英雄》雪藏两年才放出，也是为了谨慎寻找好的市场机会，不然，打水漂的几率很大。

Miramax请来了昆汀塔伦蒂诺来为《英雄》代言，以吸引功夫影迷来买账。同时，电影海报中的李连杰手持中国大刀也被改成了不伦不类的日本武士刀——因为黑泽明早已在美国观众心目中植入了这一形象，以此提升卖点。影片宣传语：“一个人将挑战一个帝国”，有意思的是美版《甄嬛传》的宣传语也类似：“一个女人挑战一个王朝”，这就是所谓的“美式思维”吧。

在美国的大众评分网站IMDb中，《英雄》评分高达7.9，远高于豆瓣的6.7（即便是豆瓣，《英雄》的评分也高于张艺谋之后其他商业大片）。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英雄》的分数仅次于《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但相比于《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美誉度”，《英雄》的“知名度”更广，它在IMDb有15.3万人参与评分，甚至高于豆瓣《英雄》评分人数11.7万。《英雄》绝对是西方普通观众眼中最具“知名度”的华语片之一。

如果认为IMDb评分“不够专业”，那就用更能代表精英趣味的奥斯卡来说道。《长城》今年成为奥斯卡开刷的“笑柄”，但《英雄》却荣膺200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5强。在中国“申奥”的几十年历程中，只有《菊豆》和《英雄》获此殊荣。（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代表香港地区也入围过最佳外语片）

这样一部在北美“名利双收”、实现了“文化输出”的电影，对内又开拓了国内市场，面对好莱坞大片进攻“守土有功”的电影，再简单粗暴贴上两个字——“烂片”，你的良心会不会痛？

本文为深壹原创内容 转载请后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