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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生物总裁刘勇军离职,曾为外资药企职位最高的华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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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生物总裁刘勇军离职,曾为外资药企职位最高的华人科学家

刘勇军曾希望在十年里为信达生物找到两个重磅新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陈杨

界面新闻编辑 | 谢欣

界面新闻记者日前获悉,国内创新药头部公司信达生物总裁刘勇军已离职。

8月24日,信达生物方面向界面新闻证实该消息,称刘勇军从信达生物离职并退休。另外,公司研发体系工作现在由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俞德超主持。

据公开信息,刘勇军是免疫学专家,于2020年10月加入信达生物,被任命为公司总裁,负责信达生物全球研发、管线战略、商务合作及国际业务等工作。

彼时,这一消息曾在业内引发巨大关注,原因之一是,刘勇军可以说是在研发领域做到全球跨国药企(MNC)最高职位的华人科学家。加入信达前,他供职于赛诺菲,任全球研究负责人(Head of Research, Global R&D)。

再往前,刘勇军既在先灵葆雅、阿斯利康担任过研发高管,也曾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聘为Vivian L. Smith杰出讲席教授、免疫学系主任、癌症免疫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被贝勒研究所聘为首席科学官和贝勒免疫研究所所长。

换而言之,他兼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成果和经验。

而对于当时的信达生物来说,公司刚将4款新药推到上市,进入商业化阶段,包括2018年12月获批的PD-1信迪利单抗,以及2020年先后获批的三款生物类似药贝伐珠单抗、阿达木单抗、利妥昔单抗。

这一方面意味着,借前几年的创新药资本热浪,信达将率先逐渐从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进化成biopharma(生物制药公司)。

另一方面也可见,其最初的产品走的还是fast follow(快速跟随)之路,并非更兼具风险和收益的创新模式,在商业化阶段也就难免陷入内卷和价格战。这从首批国产PD-1上市、进入国家医保可见一斑,研报中的千亿级市场几年间就缩水了三分之二。

2019年,接受癌症科普作家菠萝因子(李治中)的采访时,俞德超即提到,公司五年之内的产品都已经安排好了,但靠现在这些产品,信达做不了中国最好的创新药企。

因此,他还打算搞一个新的研究院,“招聘全世界在生物技术方面最牛最疯狂的人,自由地做科研,为我们布局五年十年以后的产品。”他称这一灵感来自阿里的达摩院。

一年后,俞德超向刘勇军发出邀请。同在2020年,信达研究院正式命名为信达国清院,定位为研究发现First-in-Class(同类最先)和Best-in-Class(同类最优)药物。

据行业媒体《·E药经理人》·2021年的报道,刘勇军也将信达生物视为自己职场的最后一站。入职后,他做了三件事:定方向、梳理管线、招人,而目标是“接下来10年,为信达‘钓’到两个Blockbusters(重磅新药)。”

这其中,一方面凭借公司自研。在信达国清院下,蛋白抗体工程和免疫研究是两个核心部门,也是信达未来的自研方向。前者是信达的老本行,后者是刘勇军擅长的领域,两个部门分别由高长寿负责、刘勇军直接带队。高长寿则是刘勇军入职信达后邀请的第一人,任信达首席技术官。

另一方面则靠BD(商务拓展)引进。此前,信达已和礼来、罗氏等MNC,以及驯鹿、葆元、亚盛、劲方等国内biotech有管线合作,以此覆盖多个靶点、药物类型和治疗领域。刘勇军同时负责商务合作和国际业务,也可见信达在这方面的期待。

但原创、变革性的新药无疑不好做。2021年下半年起,国内创新药行业进入资本寒冬,信达的业绩支柱信迪利单抗也频频受挫。

2022年上半年,信迪利单抗遭FDA(美国食药监局)拒批上市,此后礼来放弃了该产品的海外权益。同期,其国内销售额也开始被百济反超。公司股价则一度跌至18.060港元/股低点,相交2021年初缩水超八成。

到同年8月,信达生物则牵手第三家MNC赛诺菲,“无首付款”地引入了两款临床阶段资产,并获得后者股权投资。其中,赛诺菲以20%的溢价购入价值3亿欧元的信达普通股,此后还可能再购入3亿欧元信达普通股,同样溢价20%。

这笔交易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现金流,也使信达生物再获MNC背书。当时,业内有声音认为,刘勇军的赛诺菲背景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不过,收缩与调整也在进行,并持续到2023年。除了精简人员,一些资产也在信达生物的管线中消失。

其中既包括引进自礼来的3款围绕PD-1的双抗、Incyte的PI3KŞ抑制剂、赛诺菲的CEACAM5 ADC,也有自研的LAG3单抗、TIGIT单抗、LAG3/PD-L1双抗、CD47单抗等。这些自研的免疫治疗靶点曾被刘勇军点名为重点布局的方向。同时,公司转而加码ADC(抗体偶联药物)。

但当下,包括信达在内的一众国内创新药企仍需回答,下一个像PD-1、GLP-1这样堪称药物研发里程碑、也给药企带来丰厚回报的分子是谁?

以信达目前获批的11款产品来看,除了前述4个,还包括FGFR抑制剂佩米替尼(Incyte,括号内为合作方,下同)、Bcr-Abl抑制剂奥雷巴替尼(亚盛)、VEGFR2拮抗剂雷莫西尤单抗(礼来)、RET抑制剂塞普替尼(礼来)、CAR-T疗法伊基奥仑赛(驯鹿)、PCSK9抑制剂托莱西单抗、KRAS G12C抑制剂氟泽雷塞(劲方)。

这其中,引进产品占到绝大部分,也就是信达生物多仅有中国区权益,又无一产品能达到信迪利单抗20、30亿元的销售额水平。至于市场目前最关注的GLP-1R/GCGR双靶点药物玛仕度肽,同样引进自老朋友礼来。

目前,玛仕度肽的减重、2型糖尿病适应证的新药上市申请分别于2024年2月、8月获国家药监局(NMPA)受理。而礼来的双靶点同类药替尔泊肽已在国内获批这两个适应证,并将于2024年第四季度商业化上市。

换而言之,信达生物能在国内分得多大蛋糕还未可知。而随着刘勇军退休,2020年起的“十年之约”行至半程了。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信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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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军曾希望在十年里为信达生物找到两个重磅新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陈杨

界面新闻编辑 | 谢欣

界面新闻记者日前获悉,国内创新药头部公司信达生物总裁刘勇军已离职。

8月24日,信达生物方面向界面新闻证实该消息,称刘勇军从信达生物离职并退休。另外,公司研发体系工作现在由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俞德超主持。

据公开信息,刘勇军是免疫学专家,于2020年10月加入信达生物,被任命为公司总裁,负责信达生物全球研发、管线战略、商务合作及国际业务等工作。

彼时,这一消息曾在业内引发巨大关注,原因之一是,刘勇军可以说是在研发领域做到全球跨国药企(MNC)最高职位的华人科学家。加入信达前,他供职于赛诺菲,任全球研究负责人(Head of Research, Global R&D)。

再往前,刘勇军既在先灵葆雅、阿斯利康担任过研发高管,也曾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聘为Vivian L. Smith杰出讲席教授、免疫学系主任、癌症免疫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被贝勒研究所聘为首席科学官和贝勒免疫研究所所长。

换而言之,他兼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成果和经验。

而对于当时的信达生物来说,公司刚将4款新药推到上市,进入商业化阶段,包括2018年12月获批的PD-1信迪利单抗,以及2020年先后获批的三款生物类似药贝伐珠单抗、阿达木单抗、利妥昔单抗。

这一方面意味着,借前几年的创新药资本热浪,信达将率先逐渐从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进化成biopharma(生物制药公司)。

另一方面也可见,其最初的产品走的还是fast follow(快速跟随)之路,并非更兼具风险和收益的创新模式,在商业化阶段也就难免陷入内卷和价格战。这从首批国产PD-1上市、进入国家医保可见一斑,研报中的千亿级市场几年间就缩水了三分之二。

2019年,接受癌症科普作家菠萝因子(李治中)的采访时,俞德超即提到,公司五年之内的产品都已经安排好了,但靠现在这些产品,信达做不了中国最好的创新药企。

因此,他还打算搞一个新的研究院,“招聘全世界在生物技术方面最牛最疯狂的人,自由地做科研,为我们布局五年十年以后的产品。”他称这一灵感来自阿里的达摩院。

一年后,俞德超向刘勇军发出邀请。同在2020年,信达研究院正式命名为信达国清院,定位为研究发现First-in-Class(同类最先)和Best-in-Class(同类最优)药物。

据行业媒体《·E药经理人》·2021年的报道,刘勇军也将信达生物视为自己职场的最后一站。入职后,他做了三件事:定方向、梳理管线、招人,而目标是“接下来10年,为信达‘钓’到两个Blockbusters(重磅新药)。”

这其中,一方面凭借公司自研。在信达国清院下,蛋白抗体工程和免疫研究是两个核心部门,也是信达未来的自研方向。前者是信达的老本行,后者是刘勇军擅长的领域,两个部门分别由高长寿负责、刘勇军直接带队。高长寿则是刘勇军入职信达后邀请的第一人,任信达首席技术官。

另一方面则靠BD(商务拓展)引进。此前,信达已和礼来、罗氏等MNC,以及驯鹿、葆元、亚盛、劲方等国内biotech有管线合作,以此覆盖多个靶点、药物类型和治疗领域。刘勇军同时负责商务合作和国际业务,也可见信达在这方面的期待。

但原创、变革性的新药无疑不好做。2021年下半年起,国内创新药行业进入资本寒冬,信达的业绩支柱信迪利单抗也频频受挫。

2022年上半年,信迪利单抗遭FDA(美国食药监局)拒批上市,此后礼来放弃了该产品的海外权益。同期,其国内销售额也开始被百济反超。公司股价则一度跌至18.060港元/股低点,相交2021年初缩水超八成。

到同年8月,信达生物则牵手第三家MNC赛诺菲,“无首付款”地引入了两款临床阶段资产,并获得后者股权投资。其中,赛诺菲以20%的溢价购入价值3亿欧元的信达普通股,此后还可能再购入3亿欧元信达普通股,同样溢价20%。

这笔交易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现金流,也使信达生物再获MNC背书。当时,业内有声音认为,刘勇军的赛诺菲背景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不过,收缩与调整也在进行,并持续到2023年。除了精简人员,一些资产也在信达生物的管线中消失。

其中既包括引进自礼来的3款围绕PD-1的双抗、Incyte的PI3KŞ抑制剂、赛诺菲的CEACAM5 ADC,也有自研的LAG3单抗、TIGIT单抗、LAG3/PD-L1双抗、CD47单抗等。这些自研的免疫治疗靶点曾被刘勇军点名为重点布局的方向。同时,公司转而加码ADC(抗体偶联药物)。

但当下,包括信达在内的一众国内创新药企仍需回答,下一个像PD-1、GLP-1这样堪称药物研发里程碑、也给药企带来丰厚回报的分子是谁?

以信达目前获批的11款产品来看,除了前述4个,还包括FGFR抑制剂佩米替尼(Incyte,括号内为合作方,下同)、Bcr-Abl抑制剂奥雷巴替尼(亚盛)、VEGFR2拮抗剂雷莫西尤单抗(礼来)、RET抑制剂塞普替尼(礼来)、CAR-T疗法伊基奥仑赛(驯鹿)、PCSK9抑制剂托莱西单抗、KRAS G12C抑制剂氟泽雷塞(劲方)。

这其中,引进产品占到绝大部分,也就是信达生物多仅有中国区权益,又无一产品能达到信迪利单抗20、30亿元的销售额水平。至于市场目前最关注的GLP-1R/GCGR双靶点药物玛仕度肽,同样引进自老朋友礼来。

目前,玛仕度肽的减重、2型糖尿病适应证的新药上市申请分别于2024年2月、8月获国家药监局(NMPA)受理。而礼来的双靶点同类药替尔泊肽已在国内获批这两个适应证,并将于2024年第四季度商业化上市。

换而言之,信达生物能在国内分得多大蛋糕还未可知。而随着刘勇军退休,2020年起的“十年之约”行至半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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