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刚上任不久的东京大学新校长加藤弘之对外宣布，不再印刷和发行自己的《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宣扬天赋人权的著作。这意味着，他撤回了自己以前所主张的学说。这个决定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加藤弘之是一个有很高社会声望的著名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

加藤弘之生于幕府末期，很早就学习兰学（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努力学习荷兰语，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1856年，普鲁士国王赠送幕府电报机和照相机，20岁的加藤弘之被派到德国领事馆学习使用技术，又开始学习德文。

在学习外文的过程中，加藤弘之对“天赋人权说”产生共鸣。他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质并非“武备”而在“政体”，于是转向研究政治学。他写出了专著《邻草》，阐述议会制度的必要性，是日本国内最早介绍欧美立宪思想的著作。

在幕府统治末期，加藤弘之站在了日本思想界的前沿，思想之先进远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和福泽谕吉一样，他也供职于幕府，曾官至江户幕府大目付勘定头，相当于财政和民政的监察首长。

不过，幕府很快被推翻，加藤弘之又在新政府出仕，历任日本学界、政界官职，成为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学者。1870年他走进皇宫，为天皇讲授欧美政体，为皇后讲解历史风俗概要。这种侍读的工作持续了数年，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加藤弘之先后撰写了《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三本著作，探究在这些时代命题。他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为使臣民各自不受他人屈害，保护臣民之生命、权利及其私有此三者”。为达此目的，关键就是建立立宪政府。怎么才能在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建立立宪政府呢？他认为首先是制定宪法，用宪法保护臣民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用相应的理念和实践教育民众，使民众通晓并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

这意味着，加藤弘之的思想从“天赋人权论”发展到如何保障人权。他的上述三本著作一直是日本的宪政理论资源，为二战后日本顺利地实现宪政转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版的《政府论》。

加藤弘之还和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共同创立日本最早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他致力于介绍和传播“天赋人权论”，传播民权、平等的启蒙思想，介绍立宪政治，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备受尊敬。

但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主张举行大选、开设经民选产生国会的呼声高涨之时，加藤弘之却与其它启蒙家产生了分歧。在他看来，人民知识不够，设立民选议院为时过早，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他被称为“时期尚早论者”。这场争论不仅使近代化的立宪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导致立宪主义思潮更加广泛地在日本流行。

随着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理论如当头棒喝，给日本知识分子以极大震撼。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但是并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以为只要学习追赶欧美列强就可以达到目标。而社会进化论认为，国家之间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要想成为强国必须不择手段地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比起天赋人权论来，这种社会进化论更容易被后发国家所推崇，成为它们“富国强兵”的理论依据。

加藤弘之也被这种新的学说所吸引。在读了达尔文等的进化论和德国国家主义政治学家伯伦知理著作之后，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优胜劣败”为法则的社会，在列强环伺的险恶国际环境里，日本要成为富国强兵，就要依据“适者生存”的原则来发展。民主不适合日本国情，日本需要的是威权政体。国家最为重要，人权要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1881年，在被政府任命为东京大学校长之后，加藤弘之为了向政府示忠，宣布不再印行以前宣扬天赋人权的书籍。第二年，他出版了《人权新说》，公开宣称，社会成员各有优劣，“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在一个以“优胜劣败”为法则的社会里，主张人天生便有相同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天赋人权说仅是一种“谬见妄说”。他强调，国家要握有大权，国家唯有通过庞大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

《人权新说》成为加藤弘之思想转向的标志。曾高举"天赋人权"理论大旗的他不仅转向成为强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主张国家主义、天皇专制主义，而且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对自由民权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引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交锋。

论战主要集中于人类权利是否为天赋、人类要获得权利是否只能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手段、人权与法权有无区别等焦点问题激烈展开。日本社会舆论大多数对加藤否定天赋人权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澄清了一些政治学说中的模糊概念。1889年日本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写入了人权保障内容，表明民主人权的观念并没有被官方抛弃。

加藤弘之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学说。他先是担任东京大学校长8年，后又担任3年帝国大学校长兼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还曾担任多年的高等教育会议议长、教科书调查委员会会长、任教育调查会总裁等职务，在日本精英阶层中威望甚至高，被称为“明治时代官界和学界的总帅”。随着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日本思想主流，加藤弘之所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为日本构建近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可怕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逻辑也开始被运用在国际政治上，成为日本人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先导。

晚年的加藤弘之被选为贵族院议员, 担任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官越做越大，思想也越走越远。他主张“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在他看来，“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国粹主义一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帝国主义。加藤弘之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公然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制造理论根据。

从一个天赋人权的思想旗手，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再进一步成为对外侵略的理论制造者，加藤弘之的思想之路值得重视，因为这条思想轨迹也正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走过的道路。日本的案例警示后发国家，必须摆正人民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以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一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如果忽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追求富强目标的后发国家就很容易走上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邪路。

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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