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梅文化源远流长，梅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国花”牡丹。在中国文学史和绘画史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梅花诗词文赋和梅花绘画。在梅花盛开时节，古人往往以梅抒情、喻人，以“梅”见天地、见自然、见人见己。时至今日，由于梅花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以及中国人对梅花的喜爱，梅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服饰、陶瓷、屏风、手扇等，梅花图案和纹饰早已作为审美和品性的代表，进入众多的文化设计作品中。

一、中国梅文化的滥觞

“梅”字早被中国文献书写和注释，许慎《说文解字》中云：“梅，枏也，可食。從木，每聲。”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六篇上《木部》

“枏”即“楠”字，清人段玉裁通过考证认为《诗经》中的“梅”实际上包含了“梅”“楠”两种植物，“《召南》之‘梅’，今之酸果也；《秦》《陈》之‘梅’，今之楠树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1页）“梅”原先是对酸果类植物的统称，其果实被用于食物调味方面，即今天“醋”的功能。《尚书·说命》记载商王武丁曾对宰臣傅说言道：“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您对于我和国家的重要性，就像作羹时的盐和梅一样），可见梅在当时饮食中应用之频繁。

我国对于梅的认识和利用可以上追到五六千年前湖北一带的山区，根据考古工作者对裴李岗文化出土的梅核的分析，梅早在我国的四川地区生存着。先秦时期的梅多为野生植物，西汉时期最早出现了人工栽培的梅树。扬雄《蜀都赋》中有“被以樱、梅， 树以木兰”，可见当时梅花已经被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其种植区域也由川地向周围延伸出去。已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先生曾将我国古代梅花栽培史分为四个时期：自汉初至南北朝为艺梅初盛时期、自隋初至五代为渐盛时期、宋元为兴盛时期、明清为昌盛时期。魏晋以后，文人对梅花的偏爱便已初现端倪。陆凯《赠范晔诗》云：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寒梅迎春

“一枝春”后来被用来特指梅花，而梅树常使人联想到自己相思不得见的故友，可见该诗影响力之大。尽管南北朝时期的“梅”一度作为比较伤感的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但文人雅客们“踏雪寻梅”“折梅赏枝”的风韵在后世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二、中国梅文化的兴盛与传播

唐代的成都和杭州形成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梅园、梅林。咏梅诗在唐代也已经出现得比较频繁，几位耳熟能详的大诗人几乎都从不同角度描写过梅花。如白居易的《酬刘和州戏赠》中写道：“池边新种七株梅，欲到花时点检来。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杜牧的《梅》云“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妒雪聊相比，欺春不逐来。偶同佳客见，似为冻醪开。若在秦楼畔，堪为弄玉媒。”不过由于唐人更偏爱牡丹，因此对于梅花的欣赏便不及宋人。牡丹素来被认为是“花之富贵者”，其雍容华贵的姿态正符合唐代万国来朝的盛况。相比之下，宋代的审美偏向素雅清秀，点点寒梅可谓正合宋人心意。

宋代是中国梅文化的全面鼎盛时期，在欣赏梅花、梅树的同时，宋人通过对其生长习性的比附，给予了梅无比高尚的人格品质。说起宋人对梅花的喜爱，耳林和靖的那首《山园小梅》（其一）最为有名：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历代咏梅诗的典范，“梅”“水”“月”等意象共同描绘了一幅美丽图画。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更是千古流传。宋人文人对梅花的喜爱达到了极致，林逋的“梅妻鹤子”典故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超出了梅花作为植物的本真特质，赋予了梅花更多的人文意象。“梅”与“美”同音，宋代文人也常把梅树比作美人。

除了比作美人，宋人也喜欢将梅树比作仙人和高士（林雁：《从人化的全面性谈梅文化》，《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页），梅花凌寒的傲气和傲骨与中国人的“梅花精神”相吻合。靖康之变，金灭北宋，赵宋王朝被迫南迁至杭州，在危亡时刻，有岳飞、文天祥等冒死抵御外辱、勇敢保卫河山。也有有忠贞之士拒绝敌方高官厚禄，选择归隐山野。于是梅花“冰美人”成为南宋文人眼中不畏霜雪的斗士形象，其高洁的品性为人敬仰和钦佩。这爱国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就是对梅花的高声咏唱：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人们赞梅、咏梅、写梅、画梅，梅花也成为人们种植和欣赏的重要花卉，南宋范成大所著的《梅谱》（也称《范村梅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梅花园艺品种的专题谱录，其中详细讨论了十二种梅花的特性，记载了世界上第一座梅花品种园，对后世海内外的梅花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梅花传入日本大约在唐代中期前后，彼时中日交流频繁，日本官方派遣大量遣唐使来往于中日两地，梅花也就借此机会漂洋过海去往异国他乡（塚本洋太郎：《园艺植物大事典》，东京：小学馆，1988年，第288-289页）。日本文献对梅花最早的记载是在汉诗文集《怀风藻》中，有“春日赏莺梅”的诗句。在稍晚的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咏梅诗高达118首，而关于后来成为日本国花樱花的诗仅仅42首，日本人对梅花的钟爱可见一斑（吴涤新：《梅文化在日本的传承》，《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5年9月增刊1，第8页）。日本在不同时令都有特定的“花祭”，其中二月底正是“梅花祭”，每当这时，全国的民众都会相聚于各地的天满宫神社赏梅游玩。

这沿袭了中国正月祭梅花花神的习俗，中国十二月令花神中正月的月令花是梅花，花神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痛斥叛臣的寿阳公主。梅花就作为花神代表，代表了一年初始的“正月”，日本实行公历纪年纪月的二月恰与中国的正月在时间上相差无几。正月梅花花神寿阳公主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太平御览》中有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曾仰卧于含章殿下。当时正值梅花盛开，微风一吹，梅花片片飞落。有几瓣正好落在公主的额上，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在公主额上留下了斑斑梅花痕，衬得她更加妩媚动人，宫女们纷纷效仿。传说寿阳公主额头上的寿“梅花印”是梅花精灵变成的，于是寿阳公主也就成了梅花的花神代表。这件轶事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但“梅花妆”作为时尚妆容，一直到唐五代都非常流行，甚至北宋欧阳修也写出了“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的词句。然而梅花不常有，人们就用纸剪成花瓣形贴于额上。

据说唐代武则天在身为才子的时候经常在额头上面画一朵梅花，此外还有一个关于“梅花妆”的故事流传，一位宫女因惹怒武则天被武则天用砚台在额头上砸出伤疤，宫女通过画梅花的方式掩盖伤疤，后来形成一种时尚。后来出现了种种繁多的图案，如蝶形，凤形或是各类抽象图案等等，统称“花钿”，或“花子”“面花儿”。除了额头、眉心，还会贴在脸庞上、鬓发边，以为妆饰。

敦煌饰有花钿的女子形象

在朱钿上加绘彩花（新疆阿斯塔纳出土唐代绢画《树下美人》局部）

日本二月末的“梅花祭”

中国人喜欢建造“梅园”，南京梅花山梅园、武汉东湖磨山梅园、无锡梅园和上海淀山湖梅园、并称为“中国四大梅园”。而日本人则更多把梅花用于园林造景。作为梅花的原产地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梅花用于盆景、插花的传统，这一点后来也为日本仿效并创新。

三、梅花符号、意象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一）食物

梅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调味料，在饮食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西汉出土的竹简上，就见记有‘脯梅’、‘元梅’等果梅加工品的字样”。（刘敦娴、周戎恺：《梅文化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4，第61页）大体而言，与梅花相关的食物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梅子、梅花作为原材料，另一种则是将其他原料制作成梅花的形状（如糕点）或印上梅花图案。宋代的“梅”元素食物在文献中随处可见，以前一种为例，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当时北宋开封城内有党梅、梅汁、梅子姜（见《东京梦华录》卷2）、梅花酒、香药脆梅（见《东京梦华录》卷7）等。又依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南宋临安城里可见到的以梅为原料的食物包括糖脆梅、乌梅糖（见《武林旧事》卷6《果子》），以及雕花梅球儿、青梅荷叶儿、椒梅、姜丝梅、梅肉饼儿、杂丝梅饼儿等（见《武林旧事》卷9《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此外，梅还有广泛的药用价值，依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言：青梅可以治疗“喉痹乳蛾”，陈白梅可以治疗“赤痢腹痛”，乌梅的作用更是包括治疗“泄痢口渴”“小便尿血”“大便不通”“蛔虫上行”“伤寒”等（见《本草纲目·果部·梅》）。

（二）器皿

疏影横斜的梅枝与迎寒傲雪的梅花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追捧，以此为主题制作的器皿自然不胜枚举。以陶器而言，梅花纹唐三彩陶罐和“梅桩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梅桩壶”为江苏宜兴紫砂壶的一个品类，以其壶身形似梅桩、古朴雅致而得名。中国的制瓷业发展略晚于制陶业，但带有梅花装饰的各类瓷器数量更为庞大。宋元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高峰，出土可见的北宋磁州窑、南宋吉州窑以及元代的青花瓷中都不乏梅花题材的瓷器工艺品。以今天宜春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吉州窑瓷器为例，均采用“折枝梅纹”的装饰技法，黑釉白梅的色彩对比十分抢眼，是我国古代制瓷业高度发达的体现。

吉州窑褐釉梅花纹瓶（南宋），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黄地珐琅彩梅花纹碗（清·雍正），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紫砂树根式梅花花盆（清），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青花梅雀纹瓶（清·乾隆），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陶器和瓷器以外，漆器也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今日本的漆器知名全球，“Japan”一词的本义便是指“漆器”，但历史上日本的漆器却是由中国传入。漆器相比于陶瓷容易腐烂，存世数量较少。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杨茂造”剔红花卉纹尊和上海博物馆的清代卢葵生仿明代文征明遗物所做漆沙砚，都是不可多得的以梅花为题材的漆器（张薇、王其超、张行言：《中国古代装饰艺术领域内的梅文化》,《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年1月特刊，第28页）。

“杨茂造”剔红花卉纹尊（元代），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三）服饰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

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2页）

可知宋人以四时花卉装饰衣服，梅花即代表着冬季。明初王逵《蠡海集·气候类》云：“一月二气六候，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世所异言，曰始于梅花，终于楝花也。详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候楝花。花竟则立夏矣。”尽管王逵的这套“花信风”体系值得商榷，一些物候在时间上也存在错误（如梅花绽放实际要晚于小寒），但后世关于“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解释多来源于此（程杰：《“二十四番花信风 ”考》,《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第116页）。“梅花风”的说法在宋人诗词中并不鲜见，梅花盛开于寒冬时节，冰梅图案正取材自梅花“凌寒独自开”的习性，象征着高洁的品性又不失美观，广受当时人的喜爱。

石青缎拉锁绣冰梅纹褡裢（清中期），现存于旅顺博物馆

湖绿地缂丝冰梅纹满式袷氅衣（清·道光），现存于苏州博物馆

品月色缂丝凤凰梅花皮衬衣（晚清），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点翠球梅纹头花（清），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梅花的五片花瓣又寓意着“五福捧寿”，即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或福、禄、寿、禧、财，均可供人增添喜气。“梅见”系列的logo灵感便来源于此。

（四）绘画

关于梅花的绘画当首推元代王冕的《墨梅图》。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又称老村、竹堂等，浙江诸暨人，因嗜梅成癖而被后世称为“梅花仙”。王冕为我们留下的众多的梅花题材画作，如《梅花图》《梅竹双清》《幽谷先春》《画南枝春早》《照水古梅图》《三君子图》等，这当中又以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墨梅图》（附《墨梅诗》）最为著名（陈俊愉：《王冕与其梅花诗画》，《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1年1月特刊，第6页）。

王冕六十八岁时所作的《墨梅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王冕所画的梅花形态多样，在表达作者所要描绘意境的同时又不失梅花自然的生物性，可谓上上佳品。

除此之外，民间的“九九消寒图”也常以梅花作为主角。

九九消寒图

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数九”的习俗，所谓“数九寒冬”，即从每年的冬至日开始“数九”，每九天为一个周期，数到“九九”便到了春暖花开时节。而为了增加情趣或便于计数，自明代开始人们流行画“九九消寒图”，也称“画九”：从冬至这天起，画一枝素梅，枝上画梅花九朵，每朵梅花九个花瓣，共八十一瓣，代表“数九天”的八十一天。每朵花代表一个“九”，每瓣代表一天，每过一天就用颜色染上一瓣，染完九瓣，就过了一个“九”。当九朵染完之后，冬寒也就彻底过去了，因此谓之“消寒”。

（五）建筑

梅花元素也被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尤其常见在砖雕和窗饰等方面。梅花砖雕的款式自古有之，且多于喜鹊形象一并出现。梅花在经历了一个寒冬的等待以后终于迎来喜鹊绕树翩跹，以示春来报晓、喜上眉梢。

不同款式的喜上“梅”梢砖雕

窗饰上的冰梅纹也不鲜见。冰裂的破碎感与梅花规整的五片花瓣形成鲜明反差，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

石制与木制的冰梅漏窗

除此之外，无锡蠡园四季亭中的“春亭”就以梅花图案装饰其漏窗，以象征春色；苏州邓尉山上的“梅花亭”以梅花作为其平面造型，又在柱子端面饰以梅花图案；杭州花港观鱼牡丹园中的“梅影坡”用黑白鹅卵石铺就一幅梅影画面，这些都是梅花元素在建筑领域的直观体现（刘敦娴、周戎恺：《梅文化初探》，第60页）。

结语

中国人对梅花的喜爱由来已久，《梅花三弄》作为中国古代十大名曲，相传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朝的桓伊的笛曲，后改编为古琴曲。乐曲以轻巧的节奏、简洁的旋律，乐曲柔中带刚，勾画了“风荡梅花，轻轻舞玉翻银”的景象，梅花冰清玉洁、高雅脱俗的气韵，向世人展现出梅花在淡、静、凌寒的环境中笑绽枝头的画面。费玉清的《一剪梅》“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掩没”“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翦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唱出了梅花的傲气和傲骨，也唱出了人们对梅花的喜爱。带“梅”字的成语如望梅止渴、梅开二度等都是频繁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梅花所蕴含的坚韧不拔、忠贞不屈的品性也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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